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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九七七我参加的高考

2017-09-20 17:14

1977 年 8、 9 月份的一天, 我正在庄稼地里干活, 忽然听到村头喇叭里有一阵没一阵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当时半信半疑, 对所谓恢复高考意思还不清楚。 十年“文化大革命”已将人们上大学的路变为所谓“群众推荐”。 我们一般人, 不管是下乡的还是回乡的 , 想要上大学简直比登天还难。 现在, 一旦要实行考分面前人人平等, 政治上主要看本人表现,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我那久藏心底的大学梦不由自主地又冒了出来。

开初不敢相信, 等具体的政策下来后, 方才由一脸的疑惑转为暗自的高兴。 心想这下有希望了。 记得当时同伴们都忙着回城找复习资料, 纷纷去公社报名, 跃跃欲试准备参加考试。

我下乡的村上,队长是一位回族大叔。 平时对我印象好,知道我要高考, 特地照顾我白天休息, 晚上看守玉米地。 正好我白天复习,晚上也可以有空隙看书。 这样的温情,我现在仍记在心上。

我是1966年考上蛮有名声的中学的。 本想走我一位叔叔( 军事院校高材生) 的路, 通过努力,由初中到高中, 将来考一所心仪大学获得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我那时的人生抱负。 偏偏遇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成了泡影。 上学不到一年时间,就“停课闹革命”了。 后来名义上高中毕业, 实质上初中知识都没有真正掌握。 一会儿“红卫兵革命大串连”, 一会儿斗学校“走资派”。 最高指示“复课闹革命”后,所读之书已完全变了味。 不但文科教材空洞无物, 理科内容也一减再减。 数学仅从代数到函数,高中连个几何知识也没有接触。外语更是有一搭没一搭学了几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红色口号。 语文课不是毛泽东选中的文章, 就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 或者“ 两报一刊” 批判文章。 一声“破四旧”, 批“封、资、修”, 图书馆不借书, 阅览室没报刊可看。 作文成了写大批判稿, 师生分立山头, 相互攻击打派仗。 很多有水平的教师因无书可教, 不少人乘机调回老家, 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非专业的滥竽充数者。 置身此等氛围中 , 我们又能学到什么呢?毫不夸张地说,“文革”荒废了我们最宝贵的学习时光。 每想于此, 唯有一声长叹。 现在纵有高考机会, 可腹中空空如也, 能考出什么成绩来谁都心里无底。

好在我有个姐姐在学校工作,托人东找西寻,给我抱来参考资料和复习题。 我边看边做练习。 那时,手头抓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在那时, 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 不懂的题怎么办? 同在一起的下乡知青和队上的回乡知青组织起来,到就近的红花中学老师家中求教,远赴城里九中找同伴的教师舅舅辅导。 临到考试前,听说某高校给教工子弟开辅导课,我们立马骑车几个小时赶去听讲。 那时的老师真是热心,不但诲人不倦,分文不取, 有的还给烧水留饭招待。 那种人情温暖在今天已难得一见。 其实,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们的迎考复习,都很茫然,有点饥不择食或者老虎吃天的感觉。 好多的辅导,过后想想,针对性不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倒是有一次在知青同伴家做习题,来了一位高年级的考生,人家的基础好、底子厚,所解析的一道数学题方法竟与我的大相径庭,可步骤简单,答案却是一致的。 这使我感到孤陋寡闻,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由此,也对自己的高考有了清醒的认识: 尽力而为,顺其自然,不作非分之想。

1977 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 我的考场是在银川东门外的第五中学。 当时的学校教室都是平房, 由于天冷, 教室里还需要生炉子。 两位监考老师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 他们态度和蔼、监考认真, 对考生问考卷的事回答很耐心。 由于时间久了, 印象最深的是两场考试。 一次是第二天上午考数学, 100 分的卷子, 我只做了60 分的题, 另外 40 分的题只能望题兴叹, 一点都不会。 于是, 不想浪费时间, 就果断交卷了。

由于老城区的家旧屋拆建,母亲临时搬到新城工厂里住。 第一场考下来, 中午饭都是在“ 五一”餐厅吃的, 顺便也是图有一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会儿。 下午接着考语文, 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第二门课, 也是我最有希望拿高分的一门课。 记得作文题目叫《难忘的一天》。 由于平时爱看书, 又是报社电台的通讯员 , 经常投稿什么的, 下笔还顺利。 记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引起个人心灵震撼的事。 自认为立意高、题材大, 内容为一位知青对毛主席教诲的深情回忆。 有生活经历和真情实感, 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好几页。 还记得不知是在史地课程还是在语文课程试题中, 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翻译成现代汉语, 解释“宁”的意思, 我答了个“ 难道 ”, 有点连猜带蒙的味道。 当时可真不知道什么反问副词之类。 但这一试题也使我对司马迁的《史记》一见钟情, 并由此触发我对地方文史的浓厚兴趣。

记得考第四场时, 听到两位监考老师在背后小声议论我, 说我的数学考得差一些,其他好像还不错。 我估计两位老师都是经过高考的, 他们从考生的临场表现, 凭经验也可知其大概, 所以才有这番议论。 两天的考试就这样熬过去了 , 走出考场那一刻, 才感觉到冬日的寒冷。 望着大门外黑压压一片迎接考生的父母亲眷, 人人心头都是热的。 我是单单一人骑车回的新城, 一路那个轻松, 仿佛脚下生风, 肩上卸下千斤重担似的, 好不畅快!

考完之后等消息也很麻烦。那时住在农村知青点信息不灵,而呆在城里又有距离相隔。 当听说上分数线的已通知体检, 我才如梦初醒骑车到公社打探消息。终于在张贴的名单上见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找到郊区招生的文教干部, 他嫌我来晚了, 指点我直奔市妇幼保健院找大夫。 原来, 体检截止的日期已过, 论理人家可以再不管的 。 也许是同情心使然, 体谅到上线考生的不易, 大夫们为我补做了体检, 让我顺利过了这一关。 此事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如果因此与大学失之交臂, 那还不后悔一辈子啊。

那年春节前, 我终于收到了宁夏大学的新生录取通知书。 一家人都为我高兴。 感谢冥冥之中上苍对我的眷顾, 感谢恢复高考给每个知青平等考试的权利。 家中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 自我三岁父亲病逝,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三个养大成人。 一个普通工人家里, 已有了一个大学生, 如今又有一个考上大学, 她一生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工友们的羡慕、称赞, 母亲自然喜在心头, 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了。 后来得知,我们下乡的生产队, 共有 9人参加高考, 除我之外还有 1 人考上了高校, 另外1 人被中专录取。 这样的结果, 已使生产队长和村民们感到荣耀了。

1978 年 3 月 17 日 , 我们 77 级新生是在春天里入校的。 作为其中一员, 我有幸赶上了这趟“末班车”。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惜时如金, 我曾有几个寒暑假都没有回家, 留校自习 。 我们一如饥饿人扑在面包上, 又像海绵吸水般的汲取知识。 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 毕业后, 我们走上不同的岗位, 努力回馈社会。无论是在中学当教师, 还是到机关做公务员 , 我们始终不曾懈怠。 好学、勤奋成为一生的座右铭。 一晃, 数十年过去了, 我们中很多人已两鬓斑白 , 到了退休年龄。 回过头去, 看看当年走过的高考之路, 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慨!

怎么看待恢复高考这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关于科学与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 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 在当时国家百废待兴, 许多事情亟待解决的情况下, 首先提出恢复高考的问题, 的确抓住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通过恢复高考制度这一举措, 使得整个社会形成重视知识、重视人的良好风气, 对国家四十年来改革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此, 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来说, 没有当年恢复高考, 也就没有国家今天的发展成就, 因为任何时候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人才培养是最关键的因素。 另一方面从对公民社会来讲, 恢复高考是对人民群众建立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制度强烈诉求的积极回应。 对于公平、正义,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恢 复 高 考的 起 因 如 何 ?1977 年 8 月 2日 , 邓小平召集全国一些敢于讲话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开了一个“科教工作座谈会”。 会上谈的最多的是高等教育, 与会者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意的。倒不是说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 只是普遍觉得, 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 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 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 由于水平参差不齐, 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 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 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造成多大的危害? 与会者忧心忡忡 , 而又无可奈何。 8 月 6 日下午, 来自武汉大学的化学教授查全性发言, 他说,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 就像工厂原材料检验一样, 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 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 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 每年从 600 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 20多万合格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 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 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 是败坏社会风气, 助长了不正之风, 今年的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在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搞得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建议, 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基层, 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 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随后的吴文俊、汪大猷等人发言都表示支持。 邓小平问了在场的教育部长刘西尧,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查全性教授赶紧插话说, 还来得及, 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 , 不然又招 20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 在得到肯定回答后, 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于是, 当年10 月 12 日 ,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 废除推荐制度, 恢复文化考试, 择优录取。 1977 年冬天,全国有 570 万学生报名参加高考。 加上 1978 年夏季的考生, 两季考生达到 1160万人。 特别要提出一点, 据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先生回忆,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时还有一段讲话:“今年还有机会, 要坚决改。 要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个机会, 这涉及几百万人。”他老人家在做这样的决断时, 首先想到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 中 断 高 考 11 年 之 后 的1977 年, 国家原定计划招生 20 万人。 后来, 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 最后录取了 27.8 万人,录取率 4.9%。 1978 年也有扩招的举措, 总共录取40万人, 录取率6.6%。 具体到银川市, 1977 年共有考生 5894 人, 最后录取 645 人,录取率为 10.9%。

1977 年, 宁夏计划招生 1496人,其中宁夏大学计划招生340人。

后来, 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意, 又从 1977 年预选生中增招走读生住读生 125 人。 其中宁夏大学增招走读生 96 人, 并且强调增招对象主要是 1966、1967 两届高中毕业生。 据《宁夏教育年鉴1949~ 1985》中宁夏大学概况介绍, 恢复高考的 1977 年, 宁夏大学实际最后招生数为 488 人。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 我们珍惜机会, 懂得感恩。 四年的孜孜以求不负使命, 母校的哺育情深似海, 一辈子难以忘怀。

对 77~ 78 级大学生有何评价? 1982 年, 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 1977 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 紧接着七月又有 1978 级大学生毕业。 结果, 这一年前后有两届大学生毕业, 同属于 1982 届 。不过, 自 1977 级大学生以后, 大学毕业通常称自己是哪一“级”而不说哪一“届”。 不错, 77、78 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 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群体, 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 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77、 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 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 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了, 最小的只有十七、八岁 , 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 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没想过, 有的人带薪学习 , 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 有的人成熟练达, 有的人年少气盛。 年龄跨度大, 且普遍具有底层生活经历。 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 并痛入心扉地反思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 又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 在校期间, 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人生观大讨论, 伤痕文学, 接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 存在主义 , 从尘封中翻阅了胡适之、林语堂、傅斯年……在饱经沧桑后, 这一群体普遍乐观、坚韧,较能吃苦、注重实干。 这些都成为日后各自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十年过去了 , 其中大部分人已到了谢幕的时候, 但还有一部分人正在展示着人生的精彩。1977 年恢复高考, 改变了多少青年学子的命运。 它是拨乱反正射出的第一支嚆矢, 它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 它是社会主义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曾在参加完 2012年 9 月 28日宁夏大学 77、78 级校友毕业 30周年联谊会后, 在《校友通讯》中留言: 一生难忘是母校, 心底感激唯邓公。 对于像我这样走过那段历程并有幸获得老天眷顾的人,心中永怀感激。 邓小平这一拨乱反正的决断, 将彪炳史册!

谨以此文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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