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 9 月 ， 二师红四团突破了号称“天险”腊子口后， 很快就到达了哈达铺。 哈达铺是个小镇， 只有一条街。 三面有不高的土山， 叫“哈拉木顶山”“哈主山”。 人口比较密集， 绝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 他们讲的汉话虽不太好懂， 但三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行进， 能听到汉语， 即使难懂也感到十分亲切。 这条一里多长的小街， 两侧大都是青瓦房， 街心有一座古老的戏楼，街上还有一座小关帝庙， 这些都引起了战士们极大的兴趣， 不少同志说：“这样的庙， 我们家乡 每个村庄都有哩 ！” 街两旁小店铺几乎一家挨着一家 。因为有陕西、 河南来的“客户 ”，货物比较齐全。好久见不到的白纸、麻纸， 僧帽牌蜡烛，毛蓝布、青洋布， 甚至绸缎、锣鼓家什都有。
黎林同志从街上买回了白纸， 还从一个“跑邮政的”人那里搞来了几张不知哪年哪月的破报纸， 高兴得如获至宝。 谢象晃同志不仅买了蜡烛， 还买了好些各种颜色的布。 问他买布做什么用， 他只是笑， 却答不上来。 那神情好像是说， 能买到东西就够高兴的了， 还没考虑干什么用呢！ 吸烟的同志买到了烟， 更是高兴， 因为进入雪山、草地后他们就“断粮”了。 在毛尔盖， 我曾看到一些“烟鬼”把树叶子、干草搓碎， 用从地上拣来的纸卷着吸。他们一边吸一边说：“吸吧， 吸吧，‘ 毛尔盖牌’ 香烟， 过了这个地方再想吸可就没有了。”如今这里的香烟品种比较多， 什么“单刀”“双刀”“白飞机”等等，最受欢迎的是“哈德门”。 因为这种烟不仅好吸， 而且每个盒子里都装有一张关公， 或者张飞、刘备、周仓等历史人物画片。 由于这个玩意儿， 连一些不吸烟的战士也都纷纷将它买回来。他们将烟送人， 抽出画片互相传看。真没想到， 他们对画片那么感兴趣， 瞅过来瞅过去， 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 这时， 我高兴地对胡发坚同志说：“参谋长， 让各连把伙食尾子拿出来， 买些布擦枪吧， 另外给每个号兵买一块红绸子，最好长一些！”胡发坚同志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说：“这一次， 你团长的指示落后了， 人家早搞起来了。”
更令人高兴的是， 为适应北上抗日的新形势和战斗需要， 中央决定将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下设 3 个纵队。 彭德怀同志任支队司令员， 毛泽东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 红一师编入一纵队。 我们红一团和红三团的一部分（记得是一个营和一个团的卫生队）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 肖华同志为政治委员， 陈正湘同志为副大队长， 耿飙同志为参谋长， 冯文彬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周冠南同志为总支书记， 我为大队长。
在哈达铺有三件事（ 或者说有三个人） 使我难忘。
一是只有 20 多岁的周冠南同志。 他较长时间做青年工作， 虽然年轻， 但深为战士们所敬爱， 是位从思想意识到工作能力、作风都很好的同志。 我们一起到陕北。 他在甘泉的战斗中负了伤， 后来在医院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夺去了生命， 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
二是胡发坚同志由参谋长改任作战参谋， 按现在的说法是“降职使用”了。 在当时红军队伍中这样的情况虽然常有， 但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能正确对待。 胡发坚是位老同志。 1931 年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在一个战场上作战， 那时他是团政治委员。 记得他到红一团任参谋长时， 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个老胡， 文武双全呐！”他笑着说：“什么文武双全哟！ 我当红军前在家是学裁缝的。 要是找不到红军， 不参加党， 顶破天我不过是个蹩脚的裁缝。”这次工作变动是在艰苦的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 作为老战友， 我应该和他好好谈谈。 我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他后， 他沉默了。 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讲嘛！”他凝视着我， 虚怀若谷地说：“部队扩大， 任务更重了。作战参谋这个工作对我比较合适。”他毫无勉强， 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新的职务。 胡发坚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 到延安后， 我们一起在“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来， 我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 他到新四军一个支队任参谋长。 我们是在延安分别的。 由于不在一个战场作战， 一直没能再见面。 1945 年 4月 ，我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打听到， 胡发坚同志在与日寇作战中， 已光荣牺牲……耳闻目睹流血牺牲， 对我虽是惯常的事， 但听到胡发坚同志牺牲的消息， 我还是抑制不住难过的心情。
三是在哈达铺， 黎林同志和我分别了。 我们两个人从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在一起工作算起有一年多一点， 时间不算长。 但这一年多， 可以说是红军历史上一段最复杂、最艰难的时日 。 不论是“左”倾错误占领统治地位的时候， 还是初离江西开始长征的那些令人激愤的日子， 以及后来艰难的战斗岁月 ， 我们两个人都是形影不离的。 作为一位政治委员， 黎林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精神， 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 尊重同级， 团结同志、爱护战士的优良作风， 红一团的同志都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在学习方面， 他文化程度高， 给过我不少启迪和帮助。 这次， 我们要分开了。 我知道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可感情上确实不好受啊！
我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 黎林同志离开红一团的头天晚上， 我俩躺在各自的床上谈了很久、很久。 最后我说：“你要走， 部队很舍不得呀！”“你呢？”黎林同志反问。 我坐起来， 背依着墙， 复杂的心情无从表达， 就说了句反话：“舍得， 我巴不得你早些走哩！”他忽然披上上衣来到我的床上。 我俩打着“通腿”， 对面而坐。 我说：“点上支蜡烛吧？”“不要， 看得见。”他说。
其实那晚上外边并没有月亮。 我说：“要分手了， 应该送你点纪念品才好。”他笑了：“你有什么？送我一支枪吗？ 我也有。 我倒是想送你一点……”“什么好东西？”我打断他的话，“写几个字吧？ 还是给我一本书？”他摇摇头：“我那字不值得送你。 说到书， 可惜连本破的也没有。”说到这里， 我突然放声大笑。 那时候我们都是 20 多岁的青年人， 我猜， 黎林同志可能要开玩笑了。“等将来条件许可， 我给你找个老婆吧！”我踹了他一脚， 笑着说：“找老婆也要先给你找， 你比我大， 身体却不如我， 需要人照顾。”他爽朗地笑着说：“你还记得过雪山的事呀。 其实我知道， 那几天你也疲劳得很， 现在好了， 将来会更好。”我们从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 谈到个人生活， 又从个人生活谈到部队的工作， 东方发白了， 话还没有谈完……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部队在哈达铺停留了几天之后， 一路北上， 不久就到达了通渭城。 这里离六盘山地区已经很近了。通渭虽是一座县城， 但并不大， 人口也不多， 县城的四周都是些黄土坡， 几乎连树木都没有。 路上只要有车辆或行人， 便黄土飞扬， 漫天飘舞， 噎得人喘不过气来。 不料我们刚到一会儿， 毛主席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警卫员就赶到了。 肖华同志问我：“毛主席来了， 搞点什么欢迎他呀？”因为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我真不晓得该怎样接待他。 搞点什么呢？ 当时通渭城街上只有卖梨子的。 于是我们就赶紧让机关的同志买了些梨子， 洗好后， 放在一个铁盆里摆到一张腿脚直摇晃的桌子上。 机关的同志见我不时地查看那张桌子和旁边那几把也不牢稳的板凳， 便说：“这样的桌椅还是走了好几家才借到的呢！”
长征以来， 红一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 见毛主席的机会很少。 这次一见， 感到他明显的消瘦了。 他个子本来就高大， 一消瘦， 就显得有些单薄了。 毛主席见到肖华、耿飙、冯文彬等同志和我， 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席瘦多了， 身体还好吧！”毛主席拍拍身上的尘土， 笑着说：“瘦一点好， 瘦一点负担轻嘛！”毛主席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 我们一边回答毛主席的询问 ， 一边请他坐下。 我说“: 主席吃点梨子吧！”毛主席一边吸烟， 一边看着铁盆里的梨子说：“梨子呀， 好东西， 你们有辣椒粉吗？”
我感到奇怪， 毛主席怎么看到梨子想起辣椒粉来了， 我便让人去拿。 毛主席接过辣椒粉， 望着我说：“杨得志同志， 你这个湖南人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我没有吃过。”“唉， 好吃得很呀！”毛主席说着， 把辣椒粉撒到梨上，“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 我们这一拌， 是酸甜辣， 没有苦了。 来， 你们尝尝看。”他说罢， 很有兴致地吃起来。
我们请毛主席讲形势， 给部队作指示。 他说：“你们这个一大队的前身是红一团。 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 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 情况了解得比我多， 要讲， 应该你们讲嘛！ 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 走到你们前面去。”那天， 毛主席真的在我们离开通渭前便走了。
离开通渭不久， 我们在东通西安、西达兰州的公路上， 遇到了被战士们叫做“老熟人”的毛炳文部队。 这个毛炳文在赣南第一次“围剿”我们时， 住在头阪一带， 当张辉瓒在龙冈被歼， 谭道源从东龙突围逃窜的时候， 他闻风丧胆， 取道广昌往北逃向南丰一带。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 我担任炮兵连长， 第一次指挥打炮，打的就是他的第八师。 毛炳文本人是湖南人，他的部队也多是湖南人。 我们大队有些同志开玩笑说： 毛炳文不光是我们的“老熟人”， 还是大队长的“乡里”呢。 他的部队战斗力不弱。 红军从人数与装备上看， 虽不及在苏区的时候， 但经过反“围剿”， 特别是近一年长征的锻炼， 战斗力更强了。 毛炳文的几次截击， 都被我们打垮。
在和毛炳文的战斗中 ， 曾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 那时我们大队通信班的班长张德仁同志， 由于腿有点毛病， 平时大家都戏称他为“醴陵拐子”。 一天追击毛炳文的部队时， 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顺着声音望去， 见敌人的一个伤兵正向他招手。 这就怪了。 那伤兵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 他过去一看， 原来是他的一个“乡里”， 两人的老家相隔不到一里路， 在家时彼此就很熟。 张德仁问他：“你怎么在这里？”那伤兵哭哭咧咧说：“‘ 刮民党’ 抓兵抓来的。 现在受了伤， 没得人管了。 看在‘ 乡里’ 的情分上， 你补我一枪算了。 日后你回到醴陵， 只要对我家的人说， 我没死在坏人手里就行了。”张德仁同志当然没有这样做， 他根据我们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那个伤兵， 要他设法治伤， 另谋生路， 不要再给敌人当炮灰。 后来张德仁同志自己负了伤， 因部队医疗条件差， 组织上安排他回到了家乡 。 因为他在通信班工作， 又是班长， 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彼此很熟悉。他离开部队之后， 我一直都在想念他。 全国解放后，我曾托一些同志打听过他的下落， 可是一直都没有音信， 后来我在济南军区工作时，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志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的工作和身体情况，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他很快就写来信， 说政府对老红军照顾地很周到， 各方面都不错， 没有什么困难。 只是身体差一些， 很想见见我， 我回信表示欢迎。 不久他便到了济南。 20多年不见， 他显得老多了。 只是在我喊他“醴陵拐子”的时候， 他那一笑， 还有年轻时的样子。 我们回忆了战争年代度过的那些日子， 深深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后来我请机关的同志安排他到济南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 发现他身体有点毛病， 就劝他住院治疗， 休息一段时间。 但这位老同志想家， 住了 10余天执意要走， 我也就只好答应了他。 关于西兰公路上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离济南前， 我请他在家吃饭时他讲的。
跨过西兰公路， 我们一大队进入宁夏固原地区，那些天部队天天行军， 几乎昼夜不停。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地陕北快到了， 情绪非常高涨。 一天， 我们在行军中突然接到情报， 说前面山沟里有个叫青石嘴的村子里， 有敌人骑兵大约一个团。 马鞍子都卸了， 没有什么戒备。 我和肖华同志一边向上级报告， 一边往前赶去， 走到离青石嘴约 200 米的地方，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头，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果然， 村子里成群的马匹都卸下了鞍子， 敌人穿来穿去， 毫无戒备。 于是， 我们决定， 调几挺重机枪架在这个山头上， 另外派两个步兵连， 全部打开刺刀往村子里冲去。 我还向两个连的干部交代：“敌人不开枪， 你们不要开枪。 敌人一打枪， 我这里的重机枪就开火， 你们再狠狠地打！”因为敌人没有准备， 我们两个连一冲进去， 他们便慌里慌张地满村乱窜， 胡乱开枪， 连马鞍子也丢下不管了。 整个战斗进行得很快， 我们不仅缴获了些牲口 ， 而且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红军进入陕北扫除了一个障碍。 进入甘肃、宁夏以来， 就听说西北有四马 （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 很难对付。 说骑兵骑马冲锋， 速度非常之快， 骑兵在马上用刀砍人， 左右开弓 ， 躲都躲不及。战士们没有同敌人打过交道， 心中没有底， 难免有些顾虑。 青石嘴一仗打下来， 战士们觉得骑兵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说， 什么“四马”“八马”的， 还是人厉害， 还是我们红军厉害！
青石嘴战斗后， 我们过环县， 经木瓜城， 盼望已久的陕北吴旗镇终于到了。 从离赣南算起， 整整一年过去了。 一年， 三百六十多天，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 11 个省， 二万五千多里的路程啊！蒋介石厉兵秣马， 天上地下围追堵截， 自然界的江河山岳， 古林野岭和风霜雨雪， 给我们增添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 我们靠什么战胜敌人， 创造了这人间奇迹呢？ 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短文， 题目叫《信念的力量》， 那是我的切身体会。 话说起来很简单： 红军是靠着对党和在党的领导下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在我们走过的 11 个省里， 留下了许多可亲可敬的好同志。 他们没能走过来， 但是他们的坚定信念， 一直伴随着我们， 鼓舞着我们。 为什么我们常讲先烈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活”， 就是他们给了我们力量——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力量！
当我们踏上陕北的土地， 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 ！”的大标语时， 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 因为从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 几乎没有再见过这非常熟悉的标语了。 看到它， 便像是回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回到了久别的父老乡亲们中间……有的同志对我说， 他听到了陕北《信天游》中的一句歌词：“山羊绵羊五花羊， 哥哥随了共产党”， 眼泪就止不住了。 我自己第一次听陕北老乡问我：“同志， 你们这是从‘ 哪哒’ 来呀？”当时虽然还不懂“哪哒”两个字的意思， 但一声甜甜的“同志”， 我的眼睛也就湿润了。为什么说到了陕北就是到了“家”？ 这个“家”， 我理解就是根据地， 就是人民群众， 就是党。 □
——选自《峥嵘岁月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银川党史资料》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006 年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