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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曲折发展的银川经济

2016-06-20 16:27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银川市同全国各地一样,正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由于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全市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都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这种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的来看,呈现曲折向前发展的趋势。 

经济发展状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对发展生产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发出文件,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研等工作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工矿企业、科研、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联。《人民日报》等报刊也经常发表社论,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对于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银川市认真贯彻执行,并要求各县区、各单位搞好生产。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破“四旧”、大批判、全面夺权和武斗、打砸抢等内乱后,“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势头逐渐减弱,特别是市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发展经济被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1968年第四季度起,银川市剧烈动荡的局势开始逐步稳定,出现了大动乱年代一个相对稳定的间歇期。1969年,随着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工作的恢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 促生产 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宁夏日报》发表《抓革命 促生产 胜利迎接“九大”》的社论,银川市3万余军民举行“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誓师大会”,自治区革委会、银川市工人和农民代表表达了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决心,并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根据自治区革委会制定的《全区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规划初步设想》和自治区的统一部署,银川市各县区、各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开始抓经济工作。1969年国庆节前,首都钢铁公司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竞赛建议后,银川橡胶厂等厂矿提出响应首钢建议的具体措施,并向全区兄弟厂矿提出开展革命竞赛的建议,带动全区工交、煤炭、基建等战线的工人掀起了生产竞赛热潮,许多厂矿提前几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任务。1970年10月9日至27日,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全区农业会议,提出了“学大寨,赶昔阳,苦战三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奋斗目标之后,银川市农业战线坚持“打农业翻身仗”,收到了一定效果。 

随着短暂的相对稳定局势的出现,因“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而停止的“三线建设”又陆续进行。面对“三线建设”中一些迁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原材料、燃料及粮食、副食品等需求的大量增长,以及因粮食减产造成的严重局面,银川市从上到下不得不采取各种增产措施,大抓农业。在有计划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主攻农作物单产的提高,实行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的两条腿走路方针。在农业工作上,一方面仍存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问题,特别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继续批判“工分挂帅”“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每年冬春都组织几万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随着农业投资比重的提高,在科学种田方面有了较大进步,各县、区普遍实现了稻麦良种的更新换代,在水稻栽培技术中普遍推广了插秧和塑料薄膜育秧,使稻麦亩产大幅度提高,涌现出了一批粮食大面积稳产高产地区。 

“五小”(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70年4月,全区计划会议提出几年内实现“小土群”星罗棋布、“五小”企业遍地开花的设想后,银川市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鼓励各县、区因地制宜地发展“五小”工业。虽然在工业方面仍然到处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专家治厂”,使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给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经过努力,以“五小”工业为主的县社工业有了较快发展,先后试制和生产了中小型拖拉机、柴油机以及纯碱、洗衣粉、砂糖、棉针织品等多种日用工业品,部分新产品填补了宁夏工业产品的空白,提高了工业品自给水平。 

持续开展的“三线建设”带动工业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进行了“三线建设”的部署。在调整全国工业建设布局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在银川安排一批“三线”重点建设项目,并从1965年开始由沿海和内地陆续搬迁、创建了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到银川,如银河仪表厂、长城机床铸造厂、兴庆机器厂、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器厂等。从技术、设备和管理等方面支援和促进了银川市地方工业的发展。生产工业起重设备的银川起重机器厂,生产的产品起吊能力一升再升,产品1968年突破了徘徊于60吨至80吨的局面,达到107吨,1970年猛增到746吨,1973年又发展到1531吨。1975年7月,长城机床厂研制的CSK-20数控机床,在当时达到了先进技术水平,为全国机床行业增加了新品种。 

在“三线建设”中大中型企业迁银的推动下,地方工业也大大发展。1969年2月8日,银川机修厂建成铸钢车间并炼成了第一炉钢。1970年7月,在甘肃、青海等兄弟省区大力支援下,银川汽车修配厂等企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成功试制出了“六盘山”牌4吨载重汽车。1970年底,宁夏第一座现代化糖厂——银川糖厂——建成投产,生产出“六盘山”牌白砂糖,结束了宁夏没有制糖工业的历史。1972年9月,拥有1000个精纺纱锭、设计能力年产绒线700吨的宁夏第一座现代化绒线厂——灵武绒线厂——建成投产。 

交通运输、日用化工等建设也发展较快。1972年底,全长508公里的银川—兰州218微波工程破土动工,宁夏开始利用微波电路传送中央电视台的彩色电视节目。1974年6月5日,设计年产烧碱1000吨和液氯、盐酸各500吨的宁夏日用化工厂在银川建成投产。同年底,设计年产10万吨的贺兰山磷矿建成投产。1975年9月,银川市自行设计、施工,采用箱涵顶新技术的纬六路与包兰铁路立体交叉工程建成通车。至此,银川市的生产力布局及工业布局明显改善,工业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些新兴的工业行业逐渐形成并初步发挥了优势,一些企业由于拥有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产品很快畅销全国。银川乃至宁夏一直不能生产的大型机床等开始问世,轮胎、合成氨、农用化肥、小型拖拉机、日用化工、轻纺等工业产品从无到有,由少到多,门类较齐全。交通运输随着铁路、公路的增加和改善,货物周转量和客运量较1965年分别有了明显增长。1965年到1976年底,银川市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8%。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1965年的51.6%上升到1976年的77.7%。同期人均工业总产值由144元增加到472元,增长了2.3倍。 

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中,除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外,还先后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贯彻《鞍钢宪法》等群众运动。 

工业学大庆始于“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基本停止。1971年下半年,自治区部署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后,银川市又开始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并掀起了高潮,提出学大庆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狠抓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放手发动群众,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求形成个个企业学大庆、人人学习王进喜的生动局面。在此后的几年间,市委、市革委会不断发文件,召开动员会议、经验交流会议等,总结交流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表彰先进,部署工作,使学大庆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并逐渐从工交战线扩展到其他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尽管工业学大庆活动主要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一直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活动中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是,工业企业、工人阶级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迸发出的那种渴望求变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是极其可贵的,也是值得歌颂的。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20世纪70年代,银川市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70年1月下旬,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农业生产会议后,市委、市革委会组织农业学大寨宣传队和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农村社队宣传学大寨的意义、方法等,提出以大寨精神学大寨,以昔阳经验赶昔阳,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各级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开展“远学大寨,近学华二(灵武县新华桥公社华二大队)、甘四(固原县双井公社甘城大队四队)”,以及学本市满春大队、魏家桥二队、平伏桥十队、北塔五队、燕鸽八队等活动。当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降低了地下水位,改善了生产条件,技术改造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农业生产有所发展。1973年冬,市委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认真检查北农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提出为建设银川市商品粮和副食品基地而斗争,向全市人民发出了苦战三年、实现粮食翻半番的号召。1974年秋,全市动员50%的农村劳力近4万人,搞农田基本建设,建成机耕条田15.2万亩,全年粮食总产2.6968亿斤(不包括贺兰县)。1975年3月下旬至4月初,国家林业部、财政部在银川召开的国营农场、生产建设部队学大寨经验交流现场会和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银川市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以极大推动。自治区党委10月28日召开自治区和银川市干部大会,10月31日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通知》,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干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任务之后,银川市委12月24日作出《关于认真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苦战五年,把银川市建设成大寨市的决定》,提出:抓好农业生产五大建设(以改大治小为主攻方向的农田基本建设、以养猪为中心的肥料建设、以培育优良品种为主的良种建设、以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种田、“以粮为纲”的多种经营建设)并不断加强领导,组织全市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当年又新建机耕条田10万亩,农业继续增产,粮食总产达到4·25亿斤(包括贺兰县)。农业学大寨最显著的标志是农田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1975年以后,全市每年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6万人,投入畜力6000头,各种机械6000余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灵武县新华桥公社华二大队一直走在先,学习效果尤为突出。1970年9月,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生祥(时任中共灵武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新华桥公社革委会主任)出席全国北方农业会议并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他把大寨经验带回灵武,带回华二,组织群众轰轰烈烈地大干。在高生祥的带领下,华二大队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粮食单产从1964年的321斤,提高到1974年的1223斤,10年间粮食总产量提高2.8倍。开荒整地,土地面积从原来的4700亩增加到6000余亩,社员劳动日值在全区名列前茅。1973年,高生祥建议水利部门组织全县民工4.5万人,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张家滩清水河改道工程,开发荒地1000余亩,随后又进行了河忠大队龙须沟改道工程,降低了地下水位,大片荒地得以开发。1975年,新华桥公社大搞农田园田化,动员1.6万多群众开展大会战,对几万亩农田的沟、渠、路、村庄进行统一规划,并以此为样板,在全县进行了农田条档园田化统一规划管理,这一系列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措施,为灵武县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当时“左”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创造着社会财富。 

经济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及存在问题 

从整体看,“文化大革命”期间,银川市经济虽呈现曲折起伏的态势,但总的还是向前发展的。1976年,地区生产总值3.09亿元,1965年1.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52为100计算)1976年比1965年增长71.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23元,较1965年的284元增长48.94%;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5950万元,较1965年增长20.7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5万元,较1965年增长122.51%;地方财政收入5333万元,较1965年增长237.53%。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川市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继续有所发展,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会更快。经济还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党的向心力的影响。尽管一度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以其卓越的贡献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所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仍然看到的是希望,他们仍然相信党,一心一意跟党走。他们相信动乱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社会主义事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正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发生严重失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力仍然获得一定的发展,这充分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顽强的生命力。三是全市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行径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科研技术人员,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顶住压力,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促进了国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四是外地迁银工业企业发挥了好的效益。由外省市迁入银川的工业企业大大改变了银川市的工业布局,填补了宁夏工业空白,壮大了工业基础。加之国家和兄弟省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使落后的银川工业布局逐步合理、门类更加齐全,使原本就缺少工业的银川焕发出了生机,经济效益日益显现,拉动了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时期,银川市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适应,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的现象十分突出;农业内部种植业与林、牧、副、渔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协调,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致使林、牧、副、渔发展缓慢;消费与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协调,在典型的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情况下,对农业投入过少,对人民生活“欠账”过多。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产率低。三是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四是经济体制僵化。长期吃大锅饭,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压抑了广大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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