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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新市区

2019-04-25 10:47


老银川的新市区大致是现在的西夏区,包兰铁路以西的区域。除去隶属郊区的芦花公社,曾被银川市民习惯称为新市区,是银川市最早向工业化迈进的城区。1958 年 8 月包兰铁路银川段建成通车,火车奔驰在新市区,拉响了银川人新生活的汽笛,沟通了北上南下的交通运输。10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年底银川新市区的建设拉开了序幕。最早入驻新市区的是宁夏军区和宁夏大学,继而是各大工业企业。新市区的道路多是 20世纪 60 年代初开工建设 , 为了便于宁夏军区的战备之需和宁夏大学的学习生活,自北向南依次修筑了东西走向的纬一路(现大连路)、纬二路(现学院路)、纬三路(现贺兰山路)、纬四路(现朔方路)、纬五路(现怀远路)、纬六路(现北京路);以包兰铁路为界,自东向西依次修筑了南北走向的经一路(现丽子园街)、经二路(现金波街)、经三路(现文萃街)、经四路(现同心街)、经五路(现文昌街)。

新市区最引以为豪的是众多的新建和搬迁的工业企业。包兰铁路线以西的纬六路,从铁路分局开始,橡胶厂、棉纺厂、亚麻厂、机床厂、铸造厂、氮肥厂、化肥厂、化工厂等依次排列。还有四周的宁光电工厂、柴油机厂、胜利阀门厂、二毛、三毛、涤纶厂等国营大工厂,以及区建二公司、三公司、五公司等建筑企业。老银川的建设者们,辛勤劳作,在银川西部建成了欣欣向荣的工业基地,开辟了银川的新市区。这些 60 年代中后期兴建的工厂,一直吸引着我们那一代人,期盼着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政治第一,家庭成分要好;身体健康,近视眼不要。自己新市区的工厂梦,最终没有做成。看着亲朋好友、同学发小进了国营大工厂,天天奔波在新市区,真的很羡慕。而自己对新市区,却是另外一种体验。

新市区的初缘

我们这些住在银川老城的 50 后,真正接触新市区,已到了 70 年代。1970 年夏天,笔者与邻居发小结伴去芦花台机砖厂打工。我们背着家人精心准备的行李,搭乘班车,奔赴四十华里外的机砖厂。第一次上班,安排的大夜班。晚上十一点,带班师傅叫醒我们,先领到食堂吃夜餐,再去砖窑。偌大的椭圆形转盘砖窑,一边进坯,一边出砖,中间烧制。我们的工作是用架子车把机制的砖坯、瓦坯拉进转窑。闷热的窑里,烟灰弥漫,灯光昏暗,将自装自卸的砖坯,递给装窑码坯的工人。手脚不停,汗流满面,脸上留下擦汗的污迹,黑灰交织,蓬头垢面。一车接一车的砖坯一直拉到天明,又苦又累。看到红日东升,盼望着下班,可一问还不到六点。熬到太阳升高,早班工友来接班,才得以解脱。洗完澡,我们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钻进了被窝。人生十六年,最香的一觉。这是第一次到新市区。

其实当时芦花台机砖厂所在地,属郊区芦花公社。有人考证,明朝初期在芦苇荡漾的湖泊上,曾修建过一座木桥,名为“芦花桥”。明嘉靖十二年(1533 年)巡抚、都御史杨志学在此筑芦花桥墩,“芦花台”便由此得名。1958 年包兰铁路纵贯芦花地域,设芦花台站。1960 年成立的“芦花人民公社”,1983 年改名为“芦花乡”,2002年从郊区划归西夏区。2003 年撤乡并镇,与镇北堡合并为镇北堡镇,2013 年与镇北堡分离,成立“芦花台产城办” 2015 年安置原芦花乡村民转市民,新建的社区取名“芦花洲”。现在已是西夏区兴州街北头很有名气芦花洲社区。

我们 1969 毕业的初中生,没有高中可上,但是赶上分配工作的好时候。1970 年初,先后分配到向往的新市区、大武口的国营大工厂,都因为近视眼未被录用。7 月下旬,学校来通知,又分配到铁路。去新市区新建的铁路医院检查身体,各项指标合格,唯有眼睛近视。原以为铁路部门对近视眼不会像工厂那样挑剔,充满希望等候铁路的招工结果。奇迹没有发生,分配铁路的同学都上班了,知道自己又被淘汰了。银川新市区的这些国营单位,真的不敢奢望了。

再去新市区,到了 1971 年 3 月下旬。农业学大寨,整修西干渠,银川市供销公司分配的渠段,横跨园林场(现北京西路)西干渠桥两侧。银川废品收购站隶属供销公司,修西干渠抽人,笔者被当作壮劳力,加入砌渠护堤大军。背水泥板,抬砂浆,重活累活一马当先,受到带队的供销公司书记张海清同志的表扬。

从银川园林场到木材搬运队

新市区的绿化建设成效卓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纬六路(北京西路),有一条长约十五华里、宽二百多米的防护林带,这片绿化带当时起到了防御风沙和工业废气污染的作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绿化带的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特别是西干渠的修建,银川园林场得天独厚,从不毛之地变成葡萄苹果的乐园。加之平吉堡农场、贺兰山军马场以及几十个厂办农场,把新市区厂矿之外,打扮的郁郁葱葱。

1974 年 4 月,去新市区纬六路西头的银川园林场打工。当时社会各行各业,提倡军事化管理,我们打工的园林场葡萄园三队叫作二连三排。园林场在银川西干渠两侧,离老城二、三十公里。早晨五点多就起床,奔向离家二、三里的新华街中心巷南口,乘坐六点半发车的七路公交车。这是始发站,有座位坐。下午回来也是匆匆忙忙赶车。早出晚归,辛苦有加,农口单位的工资偏低,日工资仅一块四。城市长大的我们,很少在农田干活。第一次在葡萄园干活,从清理冬季压埋的葡萄枝开始,将枝条绑在水泥桩连接的铁丝架上,再把影响葡萄生长的周边桑树连根挖掉。

一个月以后,葡萄枝叶就爬满了铁丝架。打头抹芽是最常见的活计,还有松土、淌水、上血肥、打药等田间管理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的“天天读”,学政治,讲技术。八小时工作制,包括学习的时间。讲课的李技术员是位中年妇女,老大学生。她从葡萄品种开始讲起:来自黑海沿岸保加利亚的优质葡萄,玫瑰香和红玫瑰;“任何植物生长都有个尖端优势”,打头抹芽就是将生长优势转化为果实优势。自己先从长知识的角度,认真去听讲。每每讲完技术要求,她就让大家提问。工友里面有真心提问的,也有为了拖延时间少干活故意提问的。李技术员非常乐意回答农工的提问,认为你是认真听她讲解,总是有问必答,细心解释。排长怕影响干活,往往出面制止,让大家出工。李技术员以好学为由,请排长把我们几个爱提问的,留在她的葡萄实验田工作。短短几个月,学以致用,的确了解掌握不少葡萄种植技术。

离开园林场后,受新市区银巴路口木材装卸队“挣大钱”的吸引,去了隶属银川市搬运二社的木材公司搬运队。人工抬大木头的工作的确很苦很累,加之木材公司远在新市区,每天挤公交车,下车后还要走十几二十分钟的路程,一天下来疲惫不堪。支撑大家的是每天五块钱的收入,每月三位数的工资。后来有了小型吊车后,运送木料成了主要工作。跑得最多的,还是新市区的几个建筑公司或建筑工地。记得给朔方路新建的自治区党委、贺兰山宾馆送木料,感到新市区将要成为宁夏的政治中心。果然在区党委的带动下,区人大、社科院、宁夏电视台、二民院、工学院以及一批中专学校,都在新市区落了户。新市区不仅成了政治中心,还成了文化中心。伴随着西夏王陵、镇北堡影视城等景点的开发,新市区又成了旅游中心。

结缘新市区

80 年代,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同学姐姐介绍的对象是新市区柴油机厂的一位电话员姑娘。相见有缘,自然去新市区的机会多了。结婚以后,家中天天都有去新市区上班的。老城旧房拆迁,我们还搬到柴油机厂单身宿舍住了几个月。每天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朔方路派出所上班,当起了新市区的新居民。新市区多是单位的家属院,大杂院很少,夜生活比老城明显稀少,大家早早就睡了觉。

1985 年,从公安厅下放到的新市区朔方路派出所,挂职锻炼一年。公安工作,尤其在基层,值班归宿较多,几乎是以派出所为家。吃饭在附近的区党委食堂,住在派出所,楼下就是财校的操场。那时朔方所管辖区域很大,南以纬五路(现怀远路)为界,北与贺兰县为邻,东到经二路(现金波街),西到贺兰山。从宁夏大学到滚钟口,从省级大机关到厂办小农场,对新市区的西北片有了更多的亲身体验。为了深入基层,包片管理户籍段,柴油机厂及其家属区、区建五公司及其家属区、地质调查队及其家属区是管段的重点。

宁夏工人文化宫,曾是新市区繁华地标之一,也是派出所公共场所管理的重点。那里有银川最早的旱冰场,有歌舞厅、电影院、游戏室、健身馆等娱乐场所,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去处。对于曾在新市区就学的大中专学生来说,工人文化宫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每年欢迎新生的文艺演出,各类大型学术讲座,甚或还是初恋的相聚之地。2010 年底,工人文化宫迁至正源北街上海路口。

贺兰山农牧场是朔方所辖区最大的国营农场。解放初期,解放军接收了镇北堡的一个马场后,组建了贺兰山军马场,场部设在明万历年间修建的沙城子。军马场不仅为部队培育战马,还肩负着屯垦戍边的农业生产的任务。20 世纪 60 年代,虽然军马场还隶属解放军总后相关部门管辖,军马场的人,身份却不是军人,而是农场职工。“文革”期间,军马场又变成了解放军原总后勤部五七干校。记得 1970 年年底,学校分工作接近尾声,一位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同志来到家里,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总后“五七”干校招工的。原以为能穿上绿军装,种田放牧也认了。到学校一打听,原来是新市区贺兰山军马场招的农工。“文革”之后,更名为贺兰山农牧场。可能是军马场这个称谓让人自豪,80年代中期,农牧场职工家属还自称是“军马场人”,其实与军马已经毫无瓜葛了。

新市区大型活动的安保经历

笔者曾在银川市公安局负责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记得 2002 年 6 月 16 日,第三届中国银川国际摩托旅游节在西夏王陵开幕。下午四点多就到了现场,从三号陵检查到一、二号陵,因为开幕式后就是银川之夜的焰火晚会。陵区当时已圈围了铁丝网护栏,只有一个进出口,明显感到狭窄。五点多观众开始进场,六点多已人流如涌,演员的车、领导的车被堵在外面。最意想不到的是手机占频爆满,通讯失灵,只好靠人员跑动,传递信息。原定七点整开幕的节目,推迟到八点半以后。尽管有李双江、殷秀梅、李琦等大腕明星,一个多小时之后,看见观众陆陆续续离场。抱着满腔热情而来的银川观众,认为环境、座位,甚至节目不尽人意。凌晨一时,晚会结束,焰火结束。此时观众已走去一多半,看来夜间的西夏王陵难以承办大型晚会。

2003 年 9 月 23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45 周年之际,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赴宁夏慰问演出。银川市五十里长街的西头,新建的西夏公园广场为演出地点。2002 年 11 月新市区已成为历史,由西夏区取而代之。这台名为《花儿唱祖国》慰问演出,吸引了银川老城、新城的众多观众。无票的大批观众,原在西干渠以东,而且设置了音响喇叭直播。演出临近,热情洋溢的无票观众,挤破警戒线,涌入“中心会场”周边。恳请执勤民警让他们站在“中心会场”后边,观看“心连心”演出。既要符合安保需要,又要满足群众意愿,与现场王炳森总导演商量,缩小了警戒范围。最终实现了保障演出的顺利进行,保障群众演员和方队观众的演出和观看,保障外围群众的近距离观看。

笔者主要负责内场的安保工作,保障演员的安全。在与德德玛、阿里郎组合、容中尔甲、高原红组合、斯琴格日乐、吕继宏、陈思思、陈红、佟铁鑫、殷秀梅、张也、臧天朔、韦唯、杨洪基、刘秉义等著名歌星近距离接触时,感觉他们就是普通的“凡人”。而络绎不绝的“追星族”拥挤签名,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既要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也要保证演员的人身安全。整台晚会的基调是喜庆、真实、欢快、鼓劲,赢得了阵阵掌声。演出结束,送主持人朱军、周涛下台。应导演的要求,接过周涛手中的话筒,要求观众方队有序撤离。

2004 年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银川举行,9 月 18 日在镇北堡举办“影人回家”的活动,笔者照常负责安保工作。参加活动的多是老影星,没能太多的吸引“小影迷”的眼球。认识的有田华、于兰、葛存壮、陶玉玲等,“追星”的小年轻不知情,没有拥围着让签名。跟随谢铁骊一块游览镇北堡的一位女性老艺术家,看笔者胸前的“副总指挥”牌,让帮忙找个照相的人。她说:“我们这把年纪,到这儿可能是最后一次,希望留个影。”为了了却老人家的真情实意,自己马上与会务组联系,进行了安排。看见老影星王铁成在“百花堂”休息室抽烟,几个青年志愿者围上去,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希望能合影留念。王铁成很随和,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新市区(西夏区)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屡屡成功,受到好评,银川市民的素质表现功不可没,笔者常常听到外地参与者的称道,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已成为历史的新市区,老银川们依然怀念。

                                                                                                       (作者单位:银川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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