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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废品站

2020-03-04 17:36

20世纪60—70年代,废品收购由公家管理,与其他行业一样,并未交由私人经营。银川老城的银川废品收购站是名副其实的国营单位,总店在中心巷北口(现鑫欣自行车城),还有西塔南边的废品收购站和向阳(鼓楼)南街的“小土群”(“小规模、土办法、群众性”)加工厂两个下属单位。

现在中心巷北口,旧时有座财神楼,据说鼓楼西大街就曾称作“财神楼街”。财神楼之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是银川老城经营牲畜草料和市民日用草枝的地方,因而得名“草巷子”。草巷子南端与财神庙街(现新华街)交接的十字路口,旧称四方街口。因为草巷子居中,所以到民国后期改名为中心巷。老百姓的“草巷子”一直叫到60年代。银川废品收购站在中心巷的位置,老银川的长辈说那就是财神楼旧址的所在地,只是生在新中国的银川人,谁也没见过财神楼。曾经坐落在新华街老人民电影院旧址的财神庙,与财神楼又是什么关系?目前的资料,没有找出答案,有兴趣者可去考证探秘。

1971年新年伊始,我到银川废品收购站打工。中心巷的废品收购站是工作的中心,大门面东,旁边是五间相连的废品收购营业厅。每天一上班,首先是“雷打不动”的一个小时“天天读”,学习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唱革命“样板戏”的时候,还点名让年轻人唱“样板戏”选段,记得《红灯记》选段最火爆。我们五个小嘎子,编在一个组工作,主要是装汽车,拉架子车。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年轻人就业,向往的是新市区或是大武口的国营大工厂。废品站当搬运工是近视眼造成的无可奈何,期盼的是能在老城的国营单位转正。

70年代对废纸的利用和处理,主要是通过简单的蒸煮、疏解、打浆、洗涤后用于抄造卫生纸和低档箱纸板。银川废品站对废纸的处理,主要是用机器进行挤压,打成长方形的纸墩,以便运往造纸厂。中心巷废品站院子给废纸打包的打包工,也是苦活,又脏又累,因为是机器打包,女工也能干。门市部和大院收废品的营业员,是当时年轻工友的羡慕和追求。

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大量带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书籍,以及外国书籍,成了“封资修”的破烂,被卖进了废品收购站。有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以及《诗经》《论语》《左传》《老子》《孟子》《孙子兵法》《史记》等,还有外国名著《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童年》《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我们几个在灰尘弥漫的书堆里,装袋打包,装车外运。遮灰的破帽下,一个发黑的大口罩,看不清模样。收书的老张,挑选一些书放在座下的破箱里,闲时拿出来看。工友同事,有的不爱看书,有的喜欢在书堆里挑选爱看的小画书,选看中外名著的,多是上过中学的。自己对中外名著等也喜欢看,包括如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是对这些逐渐列入批判对象的书,以及提出的批判观点,似乎都很“革命”,不大敢收留。原以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随着左倾思想占上风,书中对爱情的描述,几乎都遭到批判,认为是“书不够,爱情凑”在作怪,“毒害”青少年。我们这些小年轻头脑里原有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和当时的“读书无用论”,纠缠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可能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影响,感到自身文化欠缺,对一些数理化和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饶有兴趣。天文方面的书很稀罕,但对宇宙、太阳系有描述的书刊,总忘不了仔细看看。废品堆里看书学习,逐渐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虽不系统,毕竟有了一知半解,打下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那时的中心巷废品站对面是银川市糖业烟酒的副食合作商店(现农业银行宁夏分行),低标准时期,曾在这里的大食堂吃饭,很少有吃饱的感觉。中心巷的中部有居民生活必需的粮店和蔬菜商店,只是买粮买菜还要带上粮本、粮票、油票、豆腐票、粉条票等。沿居安巷向西到崇俭巷的西府井,银川中部有名的甜水井,我们的食用水,就是从西府井挑到崇信巷老院子。中心巷两侧多是四合院、两合院,住房多是立木土坯平房。站在平房顶上,最吸引人的是鼓楼和西塔,再就是老百货大楼和邮电大楼。废品站北头,面临解放街的是一家羊肉店(现大妈饺子馆)。住在附近的老银川,大多都有穿着棉大衣或羊皮大衣,拿着肉票在草巷口口排一夜队,买羊肉过年的经历。

西塔南边的废品收购站(现西塔商贸城),南侧紧靠南城墙,西边有很大的空场地。大院里的废旧铁件堆成小山,主要是铁丝铁皮。由于生铁便宜熟铁贵,生、熟铁分开堆放。我们经常拉着架子车,去工厂拉废铁,最难装的就是铁皮铁屑,看着装满了,其实没多重。从东门永康巷的金属制品厂拉到西塔,过秤后斤数不够,挨批评不说,第二天还要补上。那时西塔南边的利群街(三省巷)、利民街(铁匠街)、进宁街(木头市巷)和小南门,有砂锅窑、陶瓷厂、毛口袋社等合作单位。他们的工人羡慕废品站的工作,认为这是在正儿八经的国营单位上班。西塔废品站紧邻南城墙,过去就是南环城路(南熏路),出城了。城外的红花公社光华门大队,也经常光顾,城边半城半农的作坊,也是出废品的地方。

废铜烂铁,家家都有。尤其是家用铜制品,明显比现在多。破“四旧”的时候,家里的铜锅铜盆等,几乎都进了废品站。封建社会的铜麻钱,银川话叫“麻钱钱”,每家都有一些。买东西不能用了,做鸡毛毽子垫,却是好东西。铜的废品收购价也不相同,紫铜一斤两块二,黄铜一斤一块五。家里卖出一斤废铜,可买十来斤米面,或三四斤羊肉。孩子们有废铜烂铁就是宝贝,偷偷拆掉老旧家具的铜货,卖给废品站,成为老银川的趣事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美观实用的印花搪瓷盆一出现,很快受到人们的喜爱,铜盆遭到淘汰。不生锈的钢精铝制品的出现,取代了不易生锈的家用铜制品。电灯一普及,铜制的各式煤油灯,纷纷走进了废品站。若是放在现在,各式各样煤油灯或许是值得收藏的工艺品。

银川的废品收购站没听说收过高档文物,外省确有其事,著名的有三件。第一件:战国高子戈,国家一级文物,制作于春秋时期。1970 年被山东淄博几个小学生在野外偶然发现,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件战国青铜器。孩子们不知高子戈的价值,把这些“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得款五块九毛七。后来当地文管部门得知这一消息,现场查证是为无价之宝,把高子戈从废品收购站“拯救”出来。第二件:人面青铜鼎,制作于商代,是世界上唯一有人脸形象的青铜器,价值难以估量。1959 年湖南宁乡县农民在耕地时,无意从土中把它刨出。由于不便携带,农民把它砸碎后,卖给当地废品收购站。后经过文保部门的多方搜寻追讨,侥幸得以把碎片全部追回,重新修复了这件宝贝。第三件:何尊,西周时代古物,国家一级文物。1963 年,陕西宝鸡农民无意间在土崖中发现。保存两年后,把它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得款三十元。当地文保部门普查时,在废品站发现了它,又花了三十元把它赎回。何尊有巨大价值,底部铭文上有“宅兹中国”四个字,其中“中国”二字被确认为历史上首次出现。

银川废品收购站新华街的“小土群”加工厂,坐落鼓楼(步行)街南头的一个小四合院(约现森马大楼位置)。主要工作是粘补橡胶轮胎,汽车用过的废轮胎,马车还可继续用。那时的马车、驴车多于汽车,尤其是有驾辕马和两三匹拉车马组成的大马车,车胎与汽车轮胎一样。“小土群”加工厂的女工多于男工,算是废品站的技术工。废品利用,变废为宝,说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地方。可惜好景不长,没去多久,就被抽调到东门,代表废品站去挖防空洞主干道。

1971年7月,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下,从东门到羊肉街口开挖银川市区的第一条防空洞。那时也出现挖出“宝贝”的情况,记得那是一罐子铜麻钱,起初一串串清晰可见。懂行的赶快去叫文物管理人员,他们来了,铜麻钱变成一罐子绿灰,凝固在一起。什么人埋的?为什么要埋?真希望有人去追寻老银川的历史。

废品回收再利用,一直存在各个时期的。解放初期,在银川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废品收购工作。1957年广泛推广“公私合营”的时候,废品收购行业也整合零散的私人、家庭式的废品收购。银川市供销社牵头,成立了废品收购站,先是合作单位,六十年代转为国营单位,个体废品收购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垃圾堆里捡废品的人,仍然活跃在城乡各地,把捡来的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崇信巷老院子里,就住着一位以捡废品为生的宋老头。他不嫌弃住房是过去的牲口棚,常年拾垃圾、捡废品,分类归堆卖给废品站。他善于自娱自乐或与邻居逗乐,尤其是一些顺口溜,印象深刻。如“雨、雨大大地下,精勾子娃娃不害怕”;“烧包鸭子烧包鸡,一分钱买两个小鱼鱼”;“大辫子,齐根根,脸上没麻子有坑坑”;“小脚脚,鸽拧拧,走起路来照影影”;“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狼叼没人管”,至今难忘。

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将城市和农村人口按照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转非”户口受到指标的限制,进城定居很难。城市人口凭粮本买粮生活,外出带粮票才能吃上饭。再加上农村集体出工的工分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基本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1982 年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农民开始外出打工,废品收购是他们进城打工选择之一。北京做过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在北京从事废品收购的,人数比较多的来自河南固始县。银川也一样,近几十年从事废品收购的,不是河南人,就是安徽人,当地人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废品收购行业。

我们那时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多时是搬运工。奔波在工厂之间,不管是在别人眼里,还是自我感觉,比工厂工人低人一头。当时的银川废品收购站是供销公司的下属单位,每逢农忙,还要到八里桥附近的供销服务农场去劳动。插秧、割麦子去的人最多,从手生到熟练,小伙子们还互相比试。农场的情况不错,粮食连年丰收,果木栽培也有发展。我们几个宁愿在农场多待些日子,也不愿意回去拉架子车。所以在主干道劳动五个月,也没要求换人。废品站拉车组的五个小伙子,本来就觉得臊毛,谁知领导要求学习外地经验,架子车放上一杆秤,走街串巷去收废品。恰逢年底,大家为了挽回“脸面”,决定重新寻找“为人民服务”的新岗位。但是最终离开废品站的只有两个人,因为在老城进国营单位的确也很难。

废品收购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70 年代单位收购废品主要是废铜烂铁,家里能收购的废品不多,就是一些废书、废报纸、塑料制品等。80 年代中期,人们的生活大为改善,喝酒的多了,尤其是喝啤酒成了时尚,从散装到瓶装。在废书、废报纸、塑料废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收购啤酒瓶。90 年代从收购旧书旧报,缝纫机、收音机、录音机,到收购录像机、电视机、自行车。随着家电的更新换代,不少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小尺寸彩电、录像机等成了废品。这个时期的,缝纫机成了摆设,自行车应用减少,更新迅速,因而也成了废品收购的对象。

新世纪的前十年,家电的更新换代又步入了一个时期,平板电视大量涌现,以前显像管的电视机开始淘汰。家用电脑的过时产品,随着中央处理器的不断升级,也在大面积淘汰。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后,年年都有淘汰,收购各类汽车、拖拉机也尤为平常。

自己也很留意当今的废品收购,住在花红柳绿的小区,你会发现捡垃圾的一拨一拨的,从早到晚。走在大街小巷,捡废品的也随处可见,还有环卫工人,先下手为强。最吃香的废品是废纸箱,一公斤一块多钱,处处都有。其次是泡沫包装,虽然分量轻,卖价高,自然受青睐。再就是各种瓶瓶罐罐,也受欢迎。据说有些老人并不为卖钱,而是把捡垃圾当作爱好。有些现象反差很大,如:现在丢放在垃圾箱的木板木棍等,无人问津,过去这些生炉子的柴火,谁家舍得扔呀?一些用旧了的儿童玩具、家用物品等,随处可见当垃圾丢弃。如今收废品的多是骑三轮电动车或摩托车,配有收购废品的喇叭,奔波在城乡居住区。即可现收现卖,也可去转卖。从废品收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银川废品收购站的经历,也是一个小年轻步入社会的开端,学会了看书学习,学会了艰苦奋斗,值得回顾。

                                          (作者系银川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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