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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文化街的变迁

2021-02-01 17:04

2019 年银川老城的文化街又被更名为文化路。笔者从小在这里长大,亲历了文化街的变化。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文化街,我们看到的学校有银川师范附小和银川二中,加上后来新建的宁夏财校(现银基花园小区)和临近文化街西头体委大院的宁夏体校。那时的文化街,西到中山公园南门(现在光明广场南侧地名标志处)的牌楼前,东到中山北街毛巾厂前。最多的还是一个个长条形的居民院落,低矮的土坯平房。庙宇有老二中院落的文庙,经常搭台唱戏的黑虎庙(现文化街与鼓楼北街交汇处西南角),60 年代已被拆除,改成了卖煤的炭场。靠近玉皇阁北街西侧的银川市看守所(现盛世花园酒店沿文化街一带),类似城墙的高墙大院,孩子们感到阴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宁夏省高等法院的监狱,据说早先也是个庙宇。

有文章记载:文化街是明朝时期形成的一条东西向骨干街道。此街原来铁匠铺较为集中,旧名称为铜铁市街,又因为有省高等法院的监狱在这里,所以又被称为监狱街。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这段街上建有宁夏中学、宁夏师范和实验小学,因此改名为文化路。

我们住在文化街中部的崇信巷,旧称纳家巷。西边是民族北街,老称谓叫王元大街。东边是惠民巷。有文章说:因巷内有盐务专卖局,旧社会食盐为最关民生的商品,故称为惠民巷。我们 50后的银川人,小时候跟大人称之“盐局巷”,可见惠民巷是新社会改的。现在惠民巷文化街到湖滨街一段,过去东侧是老二中的围墙,西面是建筑新村,没有巷名。再往东是米粮市,先叫民生街,又改作民生巷,现在被中心巷吞并。“米粮市,抹斗的”和民生街巷,一去不复返。

新编的文史资料说:明朝时期在文化街中段就是宁夏镇城文化教育机构的集中地区,时以文庙为中心(今银川二中校园内东部),东西分别有东、西奎星阁、儒学、书院和试院。明朝宁夏军政最高长官、巡抚宁夏都察院衙门也在儒学的西侧。著名的养贤坊、育才坊都建在这段古街上。明初宁夏镇第一所儒学——宁夏等卫儒学的校址位于文化街的东端,校南门外街上有著名的效忠坊。明清以后陆续创办的书院,如养正书院、揆文书院和银川书院(移建),均邻文庙而建。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宁夏第一所近代教育机构的宁夏府中学堂和民国以后所建立的宁夏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的甘肃省第八师范学校和第五中学(联合办学,简称为“五中八师”)均在此地。1929 年,宁夏建省以后,省会的几所著名中学,如宁夏中学、宁夏师范等学校都在这条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这条街上不仅仍有银川二中、银川十五中和著名的银川师范附小(现二十一小学),还有新华社宁夏分社、自治区文化厅和文物管委会(文物局)、自治区体委、宁夏化工研究院、宁夏文联、宁夏文史馆、宁夏京剧团、宁夏歌舞团、宁夏医药管理局、宁夏妇幼保健院、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等文化、医疗、科研单位,还有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建设厅、煤炭局等机关单位。所以将这条街冠名为文化街,是有历史渊源,名副其实的。

银川“第一居民楼”

文化街中部,现在农发行东侧,过去有一居民楼,银川最早的居民楼。这座 1965 年建成的红砖外墙的三层居民楼,在平房群里,十分抢眼。尽管是共用的水房和卫生间,尽管是在走廊做饭,冬季提煤取暖,多少羡慕的眼光,让住在银川“第一居民楼”市民沾沾自喜。1994 年银川“第一居民楼”被拆除了,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一居民楼”楼下的文化街副食商店,却难以忘怀。“文革”期间,十来岁的中小学生,“革命造反”资格太嫩,学校又“停课闹革命”,加之武斗时发,家长不让远出。学习下象棋,便成了的孩子们的活动之一。近水楼台,文化街副食商店门口的几个棋摊,便是他们频繁光顾的地方,先是观看,后是参战。1968 年后,文化街副食商店象棋摊子陡然增加,有时多达十余摊,在副食商店门前从东摆到西。从文化街棋摊上走出多名象棋好手,参加银川市、自治区,甚至全国象棋比赛均有上乘表现。

文化街粮站和文化街炭场

文化街粮站和文化街炭场,是这一带居民的生活源泉,位于文化街和鼓楼北街交会处的路北路南。粮店在路北,一溜面南的新式平房。每月买粮的日子,深深印在脑海里。炭场过去是黑虎庙,拆了以后改为炭场。大门向北,空场上堆放着黑炭、煤球,地下放着平板称。那时家家户户烧炉子,烧火炉做饭取暖的年代,煤炭是家里的必需品。背着麻袋,三天两头买煤的家庭不在少数,五毛钱可买小半麻包煤球,背到小巷家里,那是家常便饭。家里有自行车,买些块炭、炭沫捎回去,更是洋洋得意。文化街炭场后来改成轻工机械厂。

文化街粮站,60—70 年代光顾最多的地方。盛米盛面的大木箱,配上吊在架杆上的大称,食油大桶半开盖,打油用的大小油提子,至今难忘。1955年,国家对城市居民口粮实行分等定量供应。银川市的城镇粮食供应的等级标准每月定量为: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四十斤,重体力劳动者三十六斤 ,轻体力劳动者三十二斤,十周岁以上市民二十七斤;食油每人每月半斤。

文化街粮站勾起对吃的回忆

塞上江南的银川,人们主要以米面为主食。低标准之后,银川市大多数人家是一日两餐,早餐基本省略了,中餐和晚餐多是一顿面食,一顿米饭交替进行,还有米粥和面条合作的宁夏调和饭。由于油水少,副食不足,孩子在外面玩一会儿,肚子就又饿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点都不假。后来大米供应减少,每人每月五斤大米,米饭只能两三天才能吃一顿,平时主要吃以下几种面食。先说“连锅面”,把面下到锅里,再下点韭菜、白菜,快熟时,炼一勺香油,放几颗葱花、辣椒面,浇在面上。再说“干拌面”,将煮熟的面条,用漏勺捞到碗里,拌上调料,好时再滴点小香油,放几根韭菜或少许酸菜,差时就是一把盐。逢年过节,把羊肉切成肉丁,煸成臊子,再逐渐加水,开锅后放进切成小方块的青萝卜、豆腐、土豆等,做成香喷喷的羊肉臊子汤,再用另一个锅下面条,在面条上浇上羊肉臊子汤,就是银川人引以为自豪的“羊肉臊子面”。如果再下功夫将面食做成“糍疙瘩”(猫耳朵),再配上手搓的小“面鱼鱼”,你更会食欲大增。

银川人那时做大米干饭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将大米放进砂锅里,煮个半熟后,倒出多余的水,俗称“撇米汤”,再焖成干饭,还有米汤可喝。“冬吃辣子夏吃蒜,银川人爱吃调和饭”。颇具特色的“调和饭”,先将大米煮成稀粥状,加进的面条、蔬菜,再把葱花、辣面子炝进锅里做成“调和饭”。也有面条锅里放进剩米饭的做法。最流行的粗粮食品是“荞面搅团”和小米稀饭。据说小米稀饭是妇女坐月子的大补首选食品。还有大米加黄米的“二米饭”。那时没有条件摆几菜一汤,吃米饭,炒一个菜,不用碟子,直接盛在米饭碗上。70 年代城市供应的高粱米和玉米面,让长期吃惯了细粮的银川人犯了难,不会摆弄,学着做高粱“二米饭”;玉米面则换成机制的“钢丝面”。

60—70 年代,由于粮、油、肉、豆腐等主副食品限量,蔬菜也少,人们不能敞开吃。盼着过年过节,吃点好的。每月期盼着买粮的日子,有米有面有油了,家里买粮的日子,深深留在脑海里。副食品珍贵,“头疼发烧,想吃面包”,面包可以当药治病。那时,每人只供应半斤肉,鸡蛋成了宝贝,市民几乎家家养鸡。银川老城周围湖泊及农村的沟渠里处处有鱼,常见的是鲤鱼、鲫鱼、马鲢棒子。过去,银川人吃鱼的较少。1958 年大量支宁的南方人,尤其是“阿拉上海人,来到宁夏城”以后,才带动银川越来越多的人吃起鱼来,同时带动了老银川人的结网捕鱼和支竿钓鱼。由于主粮不够吃,副食要粮票,蔬菜供不应求,只好用野菜填补食欲。春夏之交,“艾吆,苦苦菜吆,酸倒倒”的叫卖声,飘荡在银川的大街小巷。艾拌上面粉,蒸熟调拌佐料,美味可口。如今的苦苦菜,已从家用野菜登上大雅之堂,足见其当时的诱人魅力。

现在四季都有鲜菜,而那时冬季来临之前必须要储藏各种蔬菜。将大葱、土豆等找个阴凉的墙拐角处,堆放后用黄土掩埋好,既要防冻又要防热。辣椒用细绳穿起来,一串串挂在屋檐下,晒干后炒菜用,或捣碎制成辣面子,用油炸熟,每次调半勺拌面吃。大蒜辫成长辫子状,挂在墙上储存;茄子则切成片串起来,晒干,制成“干菜”储存。更多的人家是用大缸腌大白菜:将白菜洗净切成两半,放在卸下来的门板上沥干,放进缸里,放一层菜洒一层盐,最后再压上一块或几块石头,制成“咸菜”。如果想做成“酸菜”,则需要用熬好的茴香水培育,方能味道鲜美。有时也腌黄瓜、萝卜、芹菜、韭菜、雪里蕻等咸菜,还有的喜欢加青椒,带辣味的。现在还对腌菜有所留恋,咸菜炒肉,酸菜拌面,怎么也吃不出过去的味道。虽然见面就问“你吃了吗?”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勤俭节约,不挑食、不剩饭的良好习惯,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代人走过风风雨雨几十年。

上学文化街

1961 年秋季,按新学区划分,民族北街以东居住的孩子,上小学不再是师范附小,而是二中附小。学校在二中院内,教室是仿窑洞式的平房。笔者分在一年级三班,班主任朱老师。那时是苏式教育,全班有三十六位同学,男生十七人,女生十九人。朱老师指定年龄较大的上海籍学生陆士强担任班长。自治区成立以后,来银的上海人很多,我家还曾住过龙太来兄妹三个支宁上海人。银川流行“阿拉上海人,来到宁夏城,锅锅碗碗都不带,带个尿尿盆(指马桶)。”四十年年后小学同学相聚,陆班长在湖滨西街的“可意餐厅”摆了三桌。为了显示平等,说好了 AA 制。在班里调皮捣蛋,在银川打架斗殴小有名气的薛银川同学,主动买单,全部包圆。还特意叫来他老婆,指着同学说:“你整天说我没文化,没文化哪有同学?”

上学伊始,正值“低标准”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伴着“大跃进”兴起的大食堂,我们在商业大食堂吃饭。每逢放学,一群饥饿的小孩,就围在食堂的锅台边抢野菜吃。后来二中附小搬到了山河湾,改名银川十五小学。1966 年五年制小学毕业,迎来了“文化大革命”。1969 年 3 月,我们重新分配到文化街的银川二中。在“帝、修、反”的重重包围之中,全民皆兵,学校也是军事化。我们所在的一连四排,实际是初三(4)班,同学绝大部分是十五小的老同学。时间到了初三,学业未到初三,课程是初一的。开设的课程有政治、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军体、革命文艺、外语、劳动。劳动课的课时是每学年八周。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内容上,文化课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从形式上,不再以课堂教学为主,而是学工、学农,学军。成绩考核已流于形式,甚至可以交白卷。没有留级一说,零分亦可毕业。中苏珍宝岛事件后,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国,银川实行战备疏散,城市人口要疏散到农村。学校 11 月份也停课了。1969 年毕业的银川初中生,正逢沿海、东北工厂大批搬迁到银川、大武口等地,多数分配到工厂工作,成为自豪的工人阶级一员。

60—70 年代的文化街西端,是宁夏体委和1961 年建成的银川体育馆(1997 年拆除),向南拐入公园街。北侧是中山公园南入口,高高的门柱引人注目。路南的宁夏交际处(第一招待所),1958年兴建的两层小楼,小桥流水,俗称“一所”,自治区成立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新世纪初被列为拆迁项目,与自治区成立时的标志性建筑“红旗剧院”“银川剧院”一样,化为乌有。路北的宁夏第二招待所,平头百姓能够触及的宾馆,现在还保留着一部分,老银川们都知道文化街上的“二所”。

70 年代中期离开了文化街,但目睹了文化街的变化。以民族北街为分界线,分为文化东街和文化西街。东街原止于中山北街,后延伸至清和北街,东起清和北街,西止公园街北口的光明广场。西头的宁夏人民会堂、宁夏体育馆和光明广场,既是宁夏人民参加各种大型政治活动和文体活动、社会活动的聚集区,也是银川市的一大景观区。自治区政务大厅也是文化街西头的热点。

新世纪为了孩子上学,赶潮流买了文化街的二十一小学区房。2015 年秋天,孙子上学,天天开车接送,奔波在文化街。接送学之余,常在文化街逛游。老二中变成了十五中,十五小变成了二十一小的鼓楼分校。退休之后在文化街奔波了五年,体验现在的接送学。四十多年后的文化街,已经找不到 60—70 年代的蛛丝马迹。

                     (作者系银川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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