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森
1932年初，中共顺直省委派朱侠夫、李松山、高敏夫和我（当时叫郭同春）4人打入王英部队，开辟河套工作。到王英部队后，首先和孙景绪（原名孙金宣，山东临沂人，共产党员，原是冯玉祥部最老的一个旅长）取得联系，秘密成立了义勇军中共特别支部，孙景绪任书记，我为组织委员，李松山为宣传委员。
1933年8月初，驻扎在临河祥太裕（现名狼山）的一部分晋军屯垦队起义失败后，敌人马上怀疑到是临河城内开诊疗所的赵子明策动的，而且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先去抓捕赵子明，后又到陕坝抓捕我。为此，临河县委决定让赵子明转移，我则隐蔽在农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斗争。赵子明同志原名房鲁泉，在转移去宁夏时才改名赵子明。
赵子明到银川市后，开设家庭诊疗所，以给人治病为职业作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几个月后，局面逐渐打开，各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多次给我发函，要求转他的组织关系。1933年底，绥远特委书记刘仁到河套视察工作，我向他提出赵子明去银川，党的工作已有了开展，请求特委转他的党组织关系。刘仁讲，宁夏省现在是否有党的组织，他不清楚，他可以向上级北方局（当时由顺直省委代管）提出这个问题。刘仁当时看出我的工作环境恶劣，活动大受限制，便决定调我离开河套，另派人替换我。
1934年初，绥远特委派霍士奎来河套，接替我担任临河县委书记，调我到绥远特委负责特委组织部工作。5月离开河套到达绥远特委所在地包头，这时，刘仁去北平向上级汇报工作，留下话要我迅速去北平。原来，北方局考虑，宁夏省长期没有建立党组织，就决定叫我去宁夏省，与赵子明开辟党的工作。这一决定是顺直省委代表一姓周的同志和刘仁一起跟我谈的。因为是从无到有的工作，当时组织决定我到银川后，先成立宁夏省特支（即宁夏特别支部），待有了发展，依照具体情况，再考虑组织形式。
7月中旬我返回包头，一边在特委学习文件，一边调由于河套暴动失败被迫转移回山西的李德铭同志和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追捕的李清华（李云清）转移来包，同我一道去宁夏。当时从包头到宁夏，不但没有火车，就连长途汽车也没有。包头到五原、临河有骡马大车做运输工具，从临河到磴口，只有分段雇当地老乡的毛驴或乘逆水木船，再往石嘴山走。8月份终于做好上路的准备，动身了。走了半个多月到达银川，赵子明事先开好入城证，接我们进城。目的地到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赵子明一家3口人（他有一个女儿），突然增加一倍人吃饭，日子一长，生活成了问题。而且我们没有社会职业作掩护，也是问题。那个年代，党无力给生活经费，连路费都由我们自己筹措。因此，到宁夏后，迫切的事，就是给每个人找社会职业，这样既赚钱吃饭，又有了掩护。我们当晚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
赵子明到宁夏几个月，工作有了进展。河北饶阳人尹有年社会关系多，在兰州、武威、西宁等地区交往极广，而且觉悟高，思想进步。赵子明很快就结识了他，尹有年主动提出开展甘、宁等地的工作设想。当我们来到宁夏时，他已到兰州建立起派报《大公报》社，来信要求派人去帮助经营。我们首先依照顺直省委的指示，建立宁夏省特别支部，我担任书记，赵子明担任组委，中卫马英才旅的上尉参谋雷铸九（雷鼎三）担任宣委，李德铭为特支委员，李清华任特支秘书。特支决定派李德铭（李是黄埔四期学员，北伐战争打汀泗桥挂过彩，是大革命时的老党员）去兰州负责，协助尹有年经营派报，开展党的工作，这样减轻了赵子明同志的负担。我和李清华个人之间，已有6年关系，这次调到一起工作，组织了家庭。宁夏特支的工作，确定以农运和兵运为重点。为了开展农运，赵子明决定改行务农，在银川市东门外郊区租5亩地种菜。银川西门外农民老王接受革命宣传，向往南方红区农会，自动进行宣传串联。雷铸九负责兵运，从他所在部队入手，争取年内建立党组织。不久，李清华同志找到家庭教师的职业。我当年面黄肌瘦，有人说我有肺结核，我索性装作居家养病，有充分时间考虑工作。
从1934年到1935年春，各项工作略有开展，并在邮政工人和面粉工人中先后找到开展工作的线索，在中小学教师中培养了对象，雷铸九也在部队培养了两个基层中下士班长。1935年春夏之交，特支各项工作已有点头绪。特支给上级写密信汇报了这一情况。1935年5月，意外的事发生了，一天下午，李清华的朋友一男一女，相偕来看李清华，当时李没有在家，由我陪着谈话等李回来。我们正说话间，突然听到有人敲街门，像擂鼓般急迫。我披了件皮袄去开门，刚拉开一扇门，6个宪兵闯进院来，厉声问：“谷景村（我在宁夏的姓名）、李云清是哪个屋？”我心中明白是什么事了，便指指我屋内，宪兵们一窝蜂奔向那屋。我探望一下街门外，见没有门岗，迅速离开，想沿路去迎李清华好一起逃，走出门时听到我屋内有人大声喊“举起手来”，估计敌宪兵把一男一女来客，当作谷景村夫妇了。在路上，我没有迎到李清华，一想，可能去赵子明家看赵大嫂了，我连忙去找，在门前碰到赵的院邻钟老头。他说在家养病的儿子被捕了。我一听心里已料定赵子明也将会被捕，因为钟老头是个商人，他儿子只不过与赵子明常来往谈话都被捕，赵能无事？我匆匆离去。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李清华是否被捕，赵子明吉凶如何？我想再打问一下情况，找到一个挑担卖水果的党员老宋，他已听到抓共产党的消息，正要找我打问。我的到来使他明白了，便从炕角取出一套破烂衣裤，立即帮我换上，又用手掌在地下擦擦，而后在我额头上抹了一把，叫我上炕躺下，有人来时装病哼哼，并说记住你叫刘德贵，是做小生意的。说完走出门把屋门锁上。老宋是农民，但有胆识，觉悟高，他也听到城内捉拿共产党的消息，正在为我们担心，见到我安慰说：“胜败兵家常事，跑脱就不算输，你是头目，最要紧。”我在老王家呆了一个星期，白天随他下地干活，晚上他给我找地方休息，一夜换一个地方。老宋不断来汇报城内的情况。我们弄清赵子明被捕，派报社的刘梦仙和中卫雷铸九都被捕，还悬赏捉拿谷景村，风声很紧，我不得不考虑离开。老王和几个同伙千方百计掩护我，但我见他们中也有恐怖之感。考虑到半年多辛苦开辟的工作，竟毁于一朝之间，我一个人留下将如何办呢？我决定暂到包头，找到绥远特委刘仁再做安排。
以上是1934年秋冬到1935年春夏之交的8个月中，我们在宁夏建党及遭受破坏的情况，遗憾的是，刚撒下革命种子，便遭受破坏，没有能像河套那样扎下深根。局部虽遭破坏，敌人也拔不掉党组织的根。当年冬天，赵子明被保释，后来到了兰州；李清华、雷铸九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马鸿逵驱逐出境。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总第九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198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