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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银川市国民经济调整

2014-08-01 15:12

■杭  斌

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银川市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工农业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极度贫困。6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发展战略,使银川市国民经济逐步摆脱几乎崩溃的边缘,从极度贫血的状态逐步走上积累发展的轨道,为银川市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一、八字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8年后,在全国“大跃进”和“左”的错误影响下,银川市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定了过高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农业严重减产,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1960年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在讨论经济工作中,通过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原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召回苏联专家,撕毁经济合同,严重地打乱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使我国的经济生活面临更大的困难。面对原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行为,全党全民非常气愤。会上,一些同志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由于从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炼钢铁,各项生产指标定得偏高,造成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则更为突出了,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滑坡,各项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特别是煤炭生产,由于连年过量开采、造成采剥、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到1961年,几个主要煤矿的煤炭产量都大幅度减产,生产用煤严重不足,许多企业被迫停产或半停产。停产的企业只能发保温煤来保护机器。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尊照中央政策,自1961年起,市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全市经济建设开始走出困境,取得一定成效。

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1961年-1962年)

1961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共银川市第四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检查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及教训,纠正了“左”的冒进错误;讨论安排今后的工作任务。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会议侧重安排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业生产、精工简政、压缩城市人口、开展整风运动和调查研究,改进机关工作作风等工作,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市委、政府突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做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业生产和保障城乡市场供应以及精工简政、压缩城市人口等工作。

(一)进行了大规模工业调整。1、大幅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全市基本建设投资额从1960年的6152万元压缩到1961年的2281万元,再压缩到1962年的626万元,基本建设投资两年降幅接近90%,而且改变投资方向,基本建设重点是支援农业和交通运输业。2、相应地加强了轻工业战线,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银川市自1960年起,有重点地试行了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 1961年3月银川市工业系统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市委制定了具体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一期间,合并、调整了部分企业、车间,加速发展原料充足、为市场急需的皮革制品、毛织品、土纸和小农具、小商品的生产;重视建材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亚麻生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3、关、停、并了一些设备不配套、技术不过关、原材料无保证的工业企业。依照《工业七十条》和手工业《三十五条》相关精神,1961年底,停办了铁厂、水泥厂、车辆厂、硫酸厂等8个企业。同时,将已化为全民的40个合作社、厂,恢复原来的国有性质。

经过全面对工业发展结构、速度和方式进行综合平衡,适当调整,市属工业企业由1960年的175个调减为1962年的142个,职工由1960年的2.56万人精简为1962年的1. 85万人。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1962年全市工业产值5355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61年下降13.5%,比1960年下降41.1%,但依然比1958年增长66.5%。

(二)加强了农业战线。1、加大农业建设支援力度。按照“六十条”和农业“八字”宪法,全面加大农业投入。1961年和1962年两年共动员组织了2000多名职工参加农业生产,支援和供应农村牲畜1500余头,大胶车250辆,化肥、农药1280吨。国家投资210余万元进行水利建设,发放长期无息农业贷款130余万元。2、加大农业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3、进行了社队规模调整。1961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农村四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安排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布置农村整风整社和生产队规模调整等项工作。这一时期,银川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简称《六十条》),结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瞎指挥、高征购和高指标作法,对人民公社的规模进行了必要调整。其中永宁县由4个人民公社、26个生产大队、290个生产队调整划分为8个人民公社、63个生产大队、504个生产队;贺兰县由原来的4个人民公社、51个生产大队、303个生产队调整为9个人民公社、67个生产大队、754个生产队。1961年1月把立岗人民公社所属的京星大队划出成立地方国营京星农场,并充实河南、浙江移民。同年,又把贺兰山东部金山大队从常信乡划出成立金山公社。银川市郊区的人民公社在调整中变动较大。1960年4月,永宁县掌政人民公社的5个生产大队划归银川市管辖,成立银川市掌政人民公社。1960年11月,又在掌政人民公社中划出通贵、通南2个生产大队成立通贵农场;将新城人民公社永华大队和新城街道分别划给自治区农垦局和银川市管辖,其余农村部分改称良田人民公社。1961年,将红花人民公社和掌政人民公社的5个大队划出成立银川市大新人民公社;将良田人民公社盈北、平伏桥、芦花、同庄4个大队划出成立红花人民公社。至1961年,银川市共管辖芦花、良田、红花、大新、掌政5个人民公社和1个通贵农场,下辖30个生产大队。1963年5月,又从良田人民公社中划出5个大队成立罗家庄人民公社。1964年11月,通贵农场改为通贵人民公社,罗家庄人民公社又并入良田人民公社。1965年1月,将通贵人民公社划归贺兰县管辖,将掌政人民公社划归永宁县管辖。是年,银川市直接管辖良田、芦花、红花、大新4个人民公社,下辖36个大队。

由于缩小了生产规模,实行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原则,平均主义有所克服,取消了公共食堂,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从而很快扭转了农村社员生活困难的局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发展。通过调整时期的工作,银川市人民公社内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管理权限和管理规模,劳动分配制度,社员合理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等关系相对理顺,促进了生产发展。

(三)恢复市区集市贸易。1958年至1960年期间,由于对集市贸易“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领会不深,执行不力,集市贸易曾在一个时期处于停顿状态。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地区之间传统性的恢复了市区集市贸易,对促进生产、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1、逐步恢复了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交流商品的地区由区内到区外,调剂了地区之间的余缺。2、通过集市贸易吸收了农副产品进城,弥补了城市人民副食品的不足;在城市,组织了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小型农具下乡,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城市经济。3、随着生产的发展,上市品种数量的增多,价格逐步回落,主要商品平均价格1962年较1961年下降30%-80%。集市贸易的恢复虽然适应了当时对国民经济调整的需求,在调剂商品余缺、平抑物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却也对当时严格的计划体制造成一定冲击。1962年,全市共查获投机倒把案件1713起,其中,有的弃农经商,有的倒贩一、二类物资和计划供应的商品,有的倒贩牲畜,有的倒贩无价票卷和计划供应的工业品,扰乱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针对上述问题,1962年11月起,银川市对市场进行整顿,并在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私人医生和个体运输户等行业中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投机违法活动斗争,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判处理了15名投机倒把分子,并对干部职工和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四)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调动城市一切积极因素支援农业第一线。1961年11月6日至11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着重传达自治区党委第九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关于城市工作的部分”,检查总结银川市1961年10个月以来城市各方面的工作,布置当前城市工作任务,研究解决城市生产及其他工作中一些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会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农、轻、重的安排次序,研究初步调整了工业、基本建设等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对手工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精神,进行所有制的调整工作。确定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八字方针”和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做好调整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生产建设任务,维护好社会秩序,安排好城市人民生活。1962年6月底,银川市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方针政策,全市共精减国家职工6507人,压缩城市人口17000余人,节约工资基金138859元,粮食452237斤。7月1日至13日,中共银川市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西北局全体委员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银川市当前的形势和继续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农村工作问题。8月14日至19日银川市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认为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做好国民经济调整,特别是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状况等几个方面的工作。会议要求必须加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理论水平,改进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号召,全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同心同德,发奋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而奋斗。1962年、1963年两年共精简职工3.6万余人,减少城市人口5.2万人,支援农业。1962年底、全市总人口34.06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7.86万人,非农业人口12.21万人,比1960年分别减少4.62万人和3.46万人;全市职工减少3.79万人(1962年比1960年)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节省了财政支出,改善了城市供应状况,仅1962年节约工资基金1000万元,少销商品粮2.75万公斤。

1963年3月19日,中共银川市委通报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得益于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国民经济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银川市工农业总产值为2515万元(指银川市辖区,下同),为计划的110.31%,为1961年的84.4%;粮食总产量4252.6万斤,为计划的13.12%,比1961年增长22.5%;精减职工3735人,压缩城市人口24839人;市属工业总产值1702万元,为计划的117%,为1961年的77.36%,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61年提高23%,60种主要产品中,有52种达到质量标准,一些产品被评为自治区优质产品。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中的比重增加,由1961年的26.2%上升到32.4%,轻工业的比重也相对增加,由1961年的7.28%上升到79.24%。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国民经济调整初见成效。

三、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1963年-1966年)

1963年9月,中央决定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1月18日至23日银川市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和通过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市法院工作报告;确定1964年全市的主要任务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总结前一阶段调整经验及不足的基础上,1963年到1966年银川市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区别对待、加强核算,积极做好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工作。1963年,按照中央指示,银川市大抓企业扭转亏损、增加盈利工作。1963年2月25日,中共银川市委批转《银川市增产节约运动领导小组关于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的初步规划》。1962年经过调整、精减、清仓核资等工作,企业亏损情况比1961年有了明显好转。调整后1962年保留企业共23个(工业15个、交通5个、建筑安装1个、农场和牧场各1个,商业、粮食、物资、供销等企业除外),其中:盈利的16个,占69.6%,共盈利952462元;平衡的1个;亏损的6个,占26.1%,共亏损265421元,与1961年相比,亏损面下降86.07%(1961年共有30个企业,盈、亏各占50%,盈利额998719元,亏损额1905361元)。为彻底扭转亏损,1963年1月,银川市对市属工、交企业逐个进行摸底算账。并在摸底的基础上,将1963年的24个企业(包括新建的拖拉机站)分为四类。第一类,原料有保证,技术已过关,设备问题不大,产品质量稳定,销售正常、盈利可靠的企业,共13个(包括农具、砖瓦、工具、栽毯、服装、酒厂、文具印刷、房屋修缮队和5个交通企业)。第二类,按生产能力来说有盈利,但是原料供应、产品配套、产品销售方面还存在问题的企业,共4个(包括康乐、车辆、鞋工、棉织品)。第三类,可以保持平衡或者稍有盈利的企业,共3个(包括砂石厂、造纸厂、畜牧场)。第四类,还将继续亏损,需要国家给予一定补贴的企业,共4个(包括亚麻厂、轴承厂、通贵农场、拖拉机站)。根据分类,采取不同措施增强企业扭亏增盈能力。主要是结合贯彻工业七十条,加强经济核算,即以企业的专业核算为主,逐步开展群众性的车间、班组核算。企业每月对于产量、产值、成本、劳动生产率以及盈亏和资金周转等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检查各项指标完成好坏的原因,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改正。另外,还对市属企业200余老、弱、残和劳动能力很差的职工采取调岗、社会救济、民政部门组织生产自救、国家在社会救济费内给予定额补助等办法进行处理。由于采取众多扭亏增盈措施,1963年,经济形势大为好转,仅前八个月,市属工业、交通、城建三个系统共实现利润697028元,为原定全年指标666800元的104.53%,大部分企业都接近或超额完成了原定指标,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前8个月共为18805元,为原定指标3.5万元的53.73%,原计划平衡和亏损的砂石厂、造纸厂、轴承厂、亚麻厂四个企业,除亚麻厂由于无原料停工、以及造纸厂因停产进行技术改造和有光纸降价仍发生亏损外,其余两个企业已作到不亏损。最终,1963年有17个企业实现盈利。

(二)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农业发展动力明显增强。1964年,结合社教运动在部分社队的深入开展,银川市在农业战线开展了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学大寨、赶古城的比、学、赶、帮运动。农业生产一方面注重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在核实产量,抓紧打碾入库的基础上,妥善安排好社员生活,逐队落实籽种、口粮、饲料,重点抓好因灾减产,社员口粮低的队的生产、生活问题。进一步管好市场,严厉打击投机违法活动,结合城乡社教运动,工商、税务、政法等部门,统一协同行动,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斗争,从而加强集市贸易管理,将粮、油、麻等重要农产品作为重点,坚决管死。另一方面,农业“四化”( 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建设试点开始进行,各行各业加强了支援农业工作,组织实施工业品下乡,切实解决农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问题,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当年粮食产量仍然出现下滑, 1964年,粮豆播种面积139000亩,比1963年增长5.8%,但粮食产量1964年为3413万斤,比1963年减少4.3%。1965年,银川市根据中央“二十三条”精神及区党委指示,深入贯彻市委扩大会和三干会提出的任务: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以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深入的宣传中央“二十三条”;搞好当年四清,煞住歪风斜气,检查干部参加劳动,抓革命化,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提出面上社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即除组织农业战线做好必要的农业生产外,要求城市、工交、基建、手管、财贸等系统把工作和生产转移到为农业服务的轨道,并放到首要位置,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工业要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财贸系统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大力组织工业品下乡和农副产品收购。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同年,银川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了《关于一九六五年农业生产计划》,银川市人委党组向市委上报了《关于1964-1970年发展农业生产规划(草案)的报告》。两个文件指出:要继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安排、多种经营”的方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主要是改进耕作制度,合理布局作物;增施肥料,培养地力;纯化和推广良种;消灭病虫害和大力推广半机械化农具。按照两个文件要求,1965年,银川各地一切与农业有关的部门,坚持面向农村,把支农工作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工业、手工业和商业购销部门根据农时季节需要提前安排支农工作,对农机具的供应和维修实行了下乡修配、划片包干。另外,各地积极发展大牲畜,以大牲畜饲养繁殖来增强农业动力。

(三)加强商业财务、储运及调拨管理。1963年针对银川市百货公司存在的商品积压过多,资金周转缓慢,费用逐年增加,商品霉损变质和在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差错事故严重的现实问题。银川市在商业管理中:1、加强商业职工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使他们正确认识商业工作同工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切实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经常加强阶级斗争教育,教育职工在同社会上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的同时,与商业队伍内部的贪污盗窃和私和分多占现象作斗争。2、加强财务会计工作,建立健全了必要的会议制度。主要有:验收计量制度,不许论堆、论捆及论车估算计账;会计凭证制度;预决算制度;统一的会计制度;对账和查账制度;财务会议交接制度。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经济核算,坚决反对和克服以往不问费用高低,不问赔钱、赚钱,大手大脚的作风。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在加速资金流转的同时,增加合理利润。3、适当减少经营环节,改善购销关系,缩小包销范围和适当扩大选购范围。为减少流转环节,节省运输费用,采取批发店与零售店、商业与工业商定实行就厂直拨,就车站直拨、就仓库直拨,就产地、销地直拨的办法。4、加强库存保管。5、加强商品采购计划性,即在到基层调研基础上,根据社会实际消费需求制订采购计划。

(四)进一步压缩城市人口。1963年,全市共净精减职工512人,压缩居民家庭762人,共净减少城镇人口5702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343人,压缩粮食销量10733斤。精减职工的处理去向是动员返乡222人,退职退休171人,退职后社会固定补助3人,减当家属99人,转为集体20人,自流走或违犯劳动纪律除名135人,调出715人,其他26人,转生产自救组织31人。银川市国家职工经过几年的精减调整,基本克服了人浮于事的现象。但却给城市闲散劳动力安置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据统计,精减下来的职工和城市失学青年就有2000余人,1964年,全市需就业的闲散劳动力4000人左右。另外,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使得在处理已无劳动能力的外来支宁人员和老弱病残人员方面也存在无法安置和安置不合理的现象。

(五)加强专项整顿,巩固国民经济基础。

1、认真开展全市性清仓核资工作。1963年6月14日,自治区清仓核资办公室转发中央清仓核资领导小组“关于结合五反运动进行复查财产损失的通知”。 6月17日,市人委召开会议,下发了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指示的通知,对银川市财产损失复查工作进行研究布置,确定由时任市长韩景正亲自挂帅,王真同志具体负责,还从工业、商业、物资、供销、银行、财政部门抽调6名干部充实到办公室。8月14日,中共银川市委批转《银川市清仓核资办公室关于结合“五反”运动开展清仓报损复查工作意见的报告》。市委要求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对原报的“三清” (清资金、清仓库、清在途商品)、“三差” (量差、质差、价差)损失,一律重新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复查。要求所有领导干部以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忠诚老实的态度来进行这项工作。根据市委要求,银川市对全市工业、交通、邮电、城建、物资、商业、供销、粮食、文教、卫生、农业、水电12系统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已报已批、已报未批、应报未报的“三清”和“三差”财产损失开展了全面复查。经查发现,1962年3月31日以前发生的已报“三清”和“三差”损失约7123199元,在上报 “三清” 和“三差”损失时,存在为了“卸包袱”轻率报废、企图一笔勾销了事,或者蓄意“打埋伏”,采取各种手弄虚作假,扩大损失。为了防止国家财产继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各系统、各企业、事业都毫不例外的结合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对全体职工进行了勤俭办企业事业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教育,并且建立健全财产、物资、资金等管理制度。对在财产损失复查过程中发现的损公肥私、贪污盗窃等案件,按照“五反”运动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对于机关、团体、学校、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发生的财产损失虽不属于“三清”和“三查”范围,也进行了复查,并结合进行了公物还公的教育。“三清”、“三查”工作从1963年6月中旬开始,到同年9月结束,历时3个月。

2、全面开展“小家当”清理整顿。1963年8月25日,银川市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清理“小家当”(小钱柜、小仓库)工作,除指定专人负责组织领导此项工作外,还从财政、银行、商业等部门抽调干部深入各单位进行组织检查。要求“五反和清仓办公室”在做好“五反”运动与清仓工作的同时,必须做好清理“小家当”工作,要求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必须站在政治高度,把清理“小家当”作为“五反”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加以彻底清理检查。银川市结合“五反”运动,采取领导带头检查揭发与发动群众检查揭发相结合;政治挂帅与查资金、物资账相结合的办法,认真开展了“小家当”清理工作。经检查揭发,发现“小家当”的形势五花八门,大体表现为一是虚报冒领。二是挤占国家收入,截留应当上交财政的专款,留归单位使用。三是专项款节余不上交,转作自有资金。四是借自负盈亏为名,用国家资金办企业,盈利归“小公”。五是将暂付款项和未实际耗用的材料,报为实际支出。六是隐瞒收入,多向国家要补助。七是承包零星工程的营业收入不交财政,自己留用。八是不执行财政制度,专款不做专用。9月29日,中共银川市委员会银川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市委增产节约“五反”办公室和市清仓核资办公室关于结合“五反”运动彻底清理“小家当”整饬财经纪律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小家当”的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挤国家财政和银行,化大公为小公。二是挤群众乱收乱派。披露从工交、基建、财贸、农业机关等8个方面初步统计,从1958年1月到1963年8月,通过不正当手段搞的“小家当”资金达755300元,平均每个局(包括所属单位)94375元,最多的城建局系统达到357182元,各种粮食105751斤,粮票7517斤,牲畜饲料票5049斤,各色棉布445尺,布票2287尺,生铁190吨。

另外,1965年12月,市委扩大会议之后,银川市增产节约运动已普遍开展。1966年1月22日,中共银川市委批转市节约运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安排意见》。指出工业方面产品质次价高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造成的积压浪费,边角料等物资未被充分利用;基本建设方面存在设计不合理,施工安排不当问题;商业方面也存在经营管理不善,商品保管不妥现象;行政事业经费开支也有不少浪费。意见要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做到三点: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突出备战,抓革命促生产。二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揭损失浪费盖子,在批判的同时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三是开展增产节约先进评比活动。遵照这个意见,全市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到1966年初,全市已建立起10余处废旧物资代购点,仅废钢铁收购量1965年12月比上年同期增长7倍多。

继续调整时期,银川市根据当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情况,认真全面地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银川市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有了较快发展,总体经济形势一步步趋好,工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逐年增长,财政收入稳步增加,城乡市场供应充裕,重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1963年比1962年增长33.2%,超过了1958年的水平。主要农副产品1963年与1961年相比,油料增长54%,生猪存栏增长49.4%,鲜蛋、羊只存栏数等指标都有不同幅度增长。粮食供应得到切实保证,副食品供应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便宜。到1965年,全市总人口达39.92万人,较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62年增长17.2%;196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18亿元,年均增长在15%以上;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17亿元,年均增长18.4%;全市粮食产量达15327万公斤,年均增长18.4%;地方财政收入为1470万元,年均增长17.1%;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62年的29.2:31.5:39.3%调整为1965年的33.2:34.5:32.3。总之,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调整,尽管期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但从总体上看,银川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了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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