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健华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以后，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直被隔离于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这是一项设施完善、防范严密的地下工程。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的初期表现
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个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座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带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江青还不时找茬，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视，满脸怒气，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不听警告。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监护人员不理她。过了几天，江青还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点之初，不时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室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漫骂监护人员。
汪东兴提醒监护人员，要保护好“活证据”，要发挥政策威力，要按“监护规则”办事。
一个月后，“四人帮”逐渐平静下来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略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制作。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吧?”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语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注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在室内走走转转，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点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工作人员看他有时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应。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把它留下来，午夜加热后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选》或《列宁选集》；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爱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间或看点《毛选》，躺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熟睡，有时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给顶回去了。进点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江青每天都写日记，一次开饭时，她在吃饭，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马晓先看到她写的：“这些人对我这个样子，连马晓先也对我不好，她是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开《毛选》，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沉思默想，不时掉下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8341部队夜奔秦城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交接工作的准备会议。汪东兴交待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好押送任务，北京卫戌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作了相应安排。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擒拿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
9日3时，车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
1977年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她没有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出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手铐。
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5时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原载《福州党史》200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