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亮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庆和大寨以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成为当时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
从此，“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铁人”精神、“三老四严”、“战天斗地”成为那个时代主旋律之一。但是，在当时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场运动最终畸形发展，更多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大庆油田是我国工业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在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千方百计地帮助大庆解决油田开发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当得知大庆职工看病就医有困难时，1961年7月，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批转了石油部和卫生部关于建立大庆油田职工医院的请示报告。
当时各地都在压缩基建项目，中央批准大庆新建这座医院是很不寻常的。通知下达后，大庆的干部、职工都很激动。
那一年的8月，刘少奇在结束了对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林区考察之后，于百忙之中视察了正在会战的大庆油田。刘少奇来到油田领导机关所在地二号院，同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刘少奇很乐观地说道：“大庆到处热气腾腾，一片兴旺景象!这个油田搞得很像个样，希望很大”。
在1963年，大庆原油产量达到420多万吨，为我国实现石油基本自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年的6月19日，周恩来第二次到大庆视察工作。
随着大庆石油会战进程的加快，来大庆视察指导工作的中央领导也渐渐多了起来。1963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陪同周恩来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视察大庆，他对大庆人提出的 “三老四严”(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赞不绝口。
1964年，中央领导到大庆来的次数更多了。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誉为“红军之父”的朱德总司令来到大庆，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在大庆会战指挥部的二号院，朱德兴致盎然地为大庆题词：“大庆是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兵，戒骄戒躁，永远前进。”他放下笔，兴致依然很高，凝神片刻，再次挥毫，写下的诗句：
八一参观大油田，采油部队建功全。
围攻四载荒丘灭，创造百年企业坚。
政治恰符群众意，指挥亦并士兵肩。
大军十万开天地，结合工农典范编。
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重大成就。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63年12月3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
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出于战备和诸多因素的考虑，会战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随着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也应告知于国人了。
1963年11月19日，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向人大代表汇报了我国石油工业的现状。1963年12月24日，大庆油田负责人康世恩应邀向北京市一万多名干部报告了大庆会战的情况，这是第一次公开进行的关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报告。
12月25日，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一条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铁人”王进喜在人民大会堂作了震撼全国的报告
在余秋里和康世恩报告的基础上，石油工业部党组又就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经验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于1964年元旦正式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
中共中央很重视石油部的报告，1964年2月5日，中央决定在全国公交、财贸、文教系统和各级机关、团体、部队中普遍传达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层单位。中共中央在为传达这个报告所发的通知中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自从党中央肯定了大庆石油会战的成绩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宣传大庆的热潮。
随着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介的广泛宣传，“大庆”这个原来鲜为人知的名字开始传遍全国各地。人们赞颂“大庆精神”，学习“铁人”榜样。1964年上半年，王进喜应邀到北京作报告。他的报告在中央机关、北京市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曲折之后，听到这样一个“长我志气、扬我国威”的报告，广大干部和群众感到振奋和鼓舞。年底，王进喜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他还代表全国工人作了大会发言。
王进喜的讲话内容充实，事迹感人，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讲得自然、生动，又有气魄。当他在大会堂朗诵起自己的那一首短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也不怕!”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坚持会战，拿下大油田，大庆人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大庆的这些做法表示赞许。他说：“大庆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些框框”。
1964年1月下旬的一天，余秋里在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的会客厅向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领导人系统地汇报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经验。他讲的内容丰富，有条理，原来计划讲半个小时，不知不觉中竟讲了两个半小时。
听过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感到很满意。他笑着说：“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 ”
这次汇报后不久，在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毛泽东的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促进了各行各业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深入开展。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庆的先进事迹， 总结了大庆经验，并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庆的号召。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发至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山西省首先提出“学大寨”的口号
工业上的典型是大庆，农业上也有典型，那就是陈永贵领导下的山西大寨。
大寨是山西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很早就发现，并且一直培养的一个先进典型。还在1959年，晋中地委为了在全专区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的先进经验，就在大寨开过现场会议。1962年，晋中地委为了推广大寨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经验，又向全专区农村提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经验早在1960年就引起中共山西省委的重视。1963年3月，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陈永贵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又一次引起了省委的重视。省委总结了大寨的经验，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了“学大寨”的口号。
1963年8月，大寨大队遭到特大洪灾，他们提出了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口号。秋收后还一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疾风知劲草，山西省委认为，大寨确实是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当年11月，省委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同时，省委又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大寨十多年来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这样，大寨就成为令人更加信服的一面旗帜，全省的学大寨运动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关于大寨事迹的新闻宣传和经验介绍也越来越多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的新闻媒体都大量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大寨成为中国官方媒体中宣传最多的村庄，陈永贵成为被宣传最多的农业劳动模范。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它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见解对以后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4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车站。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听一听河北省和山西省领导人的汇报。于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奉召来到邯郸。毛泽东不进城，就在专列上听汇报。
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汇报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巨大自然灾害的事迹，这些无疑都让毛泽东听了心动。
特别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是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陶鲁笳汇报说，大寨在工分管理上的办法简便易行，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清清楚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毛泽东插话说：“评工记分有差别，不悬殊，又不太繁琐，这是个好办法，体现了政治挂帅，又不耽误劳动时间。”陶鲁笳见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感兴趣，便越发说得详细。
陶鲁笳又汇报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表示赞赏：“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谈论经济问题的场合，他总喜欢用打仗作比喻。
陶鲁笳又汇报了山西学大寨的情况，还讲到了《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大寨精神的社论发表后， 到大寨参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陶鲁笳这次在列车上的汇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寨因合作化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一大二公”而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战胜各种困难，夺取了一个个大丰收。而且，大寨人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这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长江以南地区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这也说明，他所钟爱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非海市蜃楼，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大寨人所实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教育”等做法，与他的“反修防修”战略又是那么的吻合。从此，他就抓住了大寨这个典型。每论及农业，他言必称大寨。
听过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继续他的南巡。他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的党政要员谈大寨经验，讲大寨人的自力更生。他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啊!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学大庆、学大寨
1964年4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毛泽东对于大寨的这种表扬，当时没有作公开报道。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 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特别引入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厂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提倡的”。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也实事求是地讲道，大寨大队“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他强调，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人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出来，没有什么人怀疑毛泽东曾经说过这句话。后来许多《农业学大寨展览》都用了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五个亲笔字，但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准确说出，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说过或写过“农业学大寨”这句话。
周总理不惜采用“军管”的手段来保护大庆这面旗帜
“文革”开始后，大庆和大寨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庆油田经历了种种风雨和磨难，余秋里、“铁人”王进喜等人也被错误地批判、打倒，但大庆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一直很关注大庆。1967年，针对大庆的混乱状况，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这是继鞍钢之后，中央作出的第二个对大型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文件连夜速传，天快亮时，送到了毛泽东处。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周恩来对大庆油田的特殊关怀和保护，给大庆油田广大干部和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使大庆油田在“文革”的浩劫中没有垮掉。
而大寨和陈永贵，虽然在一开始也是一心为中国农业建设添砖加瓦，但是在风云莫测的政治舞台上，却越来越迷茫，最后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造成了一些不应该的失误。
1979年年底，中共昔阳县委进行人事调整，陈永贵不再兼任昔阳县委书记。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请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接受了他的请求。
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与他谈了一次话。邓小平对他说：“永贵同志，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陈永贵对于大寨和他本人过去的事情进行了认真反思，，他曾对来京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他还说：“咱们过去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错，可是一些具体做法值得考虑。……我老了，以后你们做工作，就要取长补短，我的长处，你们发扬，我的短处，你们可不要再犯!”
1981年，中央对《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作出批语。陈永贵很重视中央的这个批语，他说：“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
在今天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百废俱兴，那时候非常需要榜样并能制造榜样，大庆和大寨就是工农业的两面旗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提倡的是一种于天斗、与地斗的创业精神，那种不怕苦、不畏难的精神鼓舞了一代人。但由于“左”的思潮影响，这种学习活动成了一场运动，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跟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实际情况，生搬硬套，造成重大损失。
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