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予奋
多年来，每当我耳闻目睹那些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的名目繁多、规格越来越高的公款宴请、大吃大喝的豪华场面，尤其是有时自己也以某种“特殊情况”跻身其间，面对佳馔满席、水陆杂陈、名酒佐餐的盛宴，就百感交集，局促不安，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次令我终生难忘的“送别宴”。
那已是54年前的往事了
1960年三四月间，根据中共宁夏自治区委统一安排，宁夏军区机关抽调5名干部组成工作组，由陈阳春副司令员（时任参谋长）带队，到原金积县检查春耕生产，安排社员生活。当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社员群众都在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里吃大锅饭，每人每天喝两顿稀糊糊。我们到县委说明来意后，便下到回族聚居的马莲渠公社（现为吴忠市利通区马莲渠乡），白天到各生产大队检查帮助工作，晚上回到公社集中食宿。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工作组长回银川开会，留下我们4人继续在基层工作。
一天晚上10时左右，我们刚准备就寝，公社党委秘书跑来通知我们：公社有一位党委委员工作调动，今晚在公社食堂开个欢送会，请工作组同志参加。我们几个听后犯了难，大家心想，当前公共食堂普遍办得不好，社员群众正在饿肚子，有不少人浮肿。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克服暂时困难，坚决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和搞特殊化的行为。工作组也正在抓这方面的问题。前几天，有个生产队长三更半夜在公共食堂与赶大车的社员一起偷煮大米饭吃，被人发现，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一位老大娘拦住工作组的同志下跪告状。为了平息民愤，教育干部，经与公社党委共同研究后，进行了严肃处理，撤了那个生产队长的职。现在公社党委忽然在夜深人静之时在食堂开欢送会，肯定是要借机大吃一顿了。叫我们去参加，分明是拉我们“下水”，以便堵住我们的嘴。于是我们众口一词，婉言谢绝。但那位秘书再三请求，并说这是公社马书记的意思，请我们务必要去，否则书记要亲自来请。我们只好让他先回去，说我们随后就到。秘书走后，我们4人经过商量统一了认识：去还是要去，但绝不能同他们一起吃喝，而是察看真相，如果他们真敢大吃大喝，就抓住这个典型，坚决查处，决不手软。
我们4人鱼贯步入食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已经有10来个人围坐在权当餐桌使用的乒乓球台周围。看见我们到来，大家连忙让座。一阵寒暄过后，公社马书记致辞。他先讲了今晚聚会的目的，同时说明，白天大家分头下队，没有时间，只好利用晚上时间开会。而后代表公社党委对被调走的同志表示热烈欢送，并热忱地评价了这位同志的工作成绩和贡献，提出了希望和祝愿。被欢送的同志表示了决心。还有几位同志也作了简短的热情洋溢的发言。虽然室内没有电灯，会场显得有些昏暗，但大家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互相勉励，谈笑风生。因为我们预先商量好以“观察员”身份出现，所以虽经公社书记和其他同志再三相邀，我们几个只是谦然推辞，谁也没有开口。
于是马书记宣布，发言到此结束，因春寒天冷，准备了一点酒菜，既是为调走的同志送行，大家也在一起热闹热闹。
听到此处，我们工作组的同志顿觉精神紧张——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大家不由地凝神注目，向伙房门口张望，且看他们要端出些什么样的酒肉菜肴、米饭面点；同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盘算着怎样同他们摊牌，制止这次公社党委书记带头大吃大喝的错误行为。
不一会儿，有人从伙房端出两大盘热气腾腾的炒土豆条放在“餐桌”两端。同时，摆上了碗筷。食堂管理员手提一把钢精壶，给每人碗里倒酒。这时，马书记又说话了：同志们，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本来今天来公社开会，应该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但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更没有肉，只好炒些土豆吃；酒也不是好酒，大家随便喝一点吧！还要说明一点，吃完后还得自己出钱出粮票，可不能“嘴上抹石灰——白吃”啊！说毕，举碗向大家敬酒。
真相大白了。事情的发展和我们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在乍暖还寒的塞上初春之夜，忍饥冒寒、辛苦劳累了一天的社队干部们，自付菜金和粮票，用炒土豆欢送战友，这能看作是大吃大喝吗？能算是多吃多占吗？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难他们呢！
我们的紧张心理消失了，同在座的社队干部们在思想感情上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我们几个互相交换了眼色，不再矜持，也拿起筷子吃菜，端起酒碗喝酒。
那时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每天两顿调和饭，有时在生产队也和社员一起喝稀汤，吃得不太饱，肚子里没油水，因此炒土豆条虽然只是稍加油盐，吃起来却也有滋有味。只是我本来不甚喝酒，尤其对那种红薯干制作的劣质酒更是难以承受，只勉强喝了几口。再看身旁的社队干部，互相碰碗敬酒，喝得倒也痛快。
随后，只见食堂管理员手里拿个小本子和钢笔，一面向参加会餐的人频频张望，一面在小本子上记些什么。我正纳闷，他走近我身边，附耳询问我们几个人的姓名。我一一告诉后，他说，马书记指示，上级有规定，干部不能多吃多占，凡是今天参加欢送会餐的人，除了被欢送的同志外，都要按标准收钱收粮票。我听了以后，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舒坦。
后来，在我们离开公社结算伙食帐时，真的给我们多算了一餐。按当时下乡标准，每人多收了半斤粮票三角钱（当时土豆也顶口粮）。
这件事虽然过去50多年了，对当晚参加送别的干部，除了记得公社书记马瑞祥是一位回族干部外，别人的姓名和模样我都记不起来了，然而那天晚上的场面、气氛和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依然难以忘怀。
当前，全国党员干部正在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狠刹公款宴请、铺张浪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等奢靡之风，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回顾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亲身经历的这件往事，对于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以身作则、严于自律、恪守规定、一丝不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他们为榜样，激励和鞭策自己，增强贯彻执行党中央“规定”和“禁令”的自觉性，更好地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同心共筑振兴中华的中国梦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宁夏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巡视员，宁夏中共党史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