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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一座敢闯能创的城市

2016-06-20 15:27

在深圳, 一些重要的地标建筑附近,往往伴有一副老黄牛的雕塑,如坐落于深南大道市委大院门前拖着老树根的“孺子牛”,位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的“创业牛”, 甚至在一些商贩的柜台上,出租车师傅的前排挡风玻璃内, 都摆设着一头肌肉健硕、蓄势待拼的老黄牛雕塑。 深圳人缘何如此钟爱这只老黄牛呢,这与老黄牛所代表的“开拓创新”的深圳精神有关。

第一批拓荒牛——基建工程兵

站在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深圳街头,很难想象在三十多年前,这里曾是荒坡野岭、荆棘丛生。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当时的深圳严重缺乏专业施工队伍,无法开展大型建设项目 ,为保证深圳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中央决定派遣基建工程兵冶金系统的部分官兵开赴深圳,支援特区的开发与建设。从 1979 年至 1982 年,前后有两万多基建兵来到深圳,成为深圳的第一批拓荒者。这些从北方远道而来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们克服了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充分发挥军队的人才优势、 技术优势,坚持奋战,创造了深圳奇迹。翻开历史,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 出现在深圳的高楼中近三分之一均出自这批基建兵之手。 他们用几乎三天盖一层的速度建设了市政府办公大楼, 为特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可以高效办公的场所;完成了深圳市第一栋自主设计施工的深圳电子大厦,这一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建造的国贸大厦创造了震撼全国的“深圳速度”,此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建造了深圳第一幢高档酒楼泮溪酒家,第一座大型商场友谊商场,第一个直升机场……可以说,这批二十来岁的青年为深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深圳的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1983 年,这批基建工程兵全部集体转业,在深圳安家立业。 脱下军装的基建兵经受住了体制改革的考验与冲击,涌现出了很多杰出人物。如华为总裁任正非、华强集团董事长梁光伟、香港卫视董事局主席、金融投资家高洪星、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馆长吴克顺等企业家。无论是这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还是为深圳发展默默奉献的基建兵,在他们身上涌动的敢闯能创的拓荒精神,是永不过时的时代强音,永远催人奋进。

改革闯将——袁庚和他的蛇口

2016年1月31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探索者、先驱人物袁庚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这位老人的去世引发了深圳人民纪念袁庚、追忆改革的热潮。

1979年7月2日,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被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炸响,从此袁庚在这块仅占2.14平方公里的试验田里开始了探索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征程。 从1979 年到 1992年,改革闯将袁庚亲手缔造了蛇口,创造并践行了 24 个全国第一: 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 第一个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这位曾在秦城监狱呆了五年半的改革闯将常常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作为口头禅,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抱着随时为改革献身的精神于花甲之年在蛇口创业,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等代表时代精神的改革口号。 他制定的定额超产奖4分的制度一度引起“滥发奖金”的争议, 但最终引领中国内地开始了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励办法; 他要求《蛇口通讯》刊发“批评蛇口领导干部, 包括批评我的文章”的做法,开创了中国同级党报批评同级党委一把手的先例;他关于“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知罪的事情”体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改革智慧。他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推动蛇口形成了新的时间观、竞争观、市场观、契约观、绩效观和职业道德观,这成为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 其创造的“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家需要有冲破不适宜时代发展的体制牢笼的决心,也要有承受反对之音承担失败之责的勇气。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 时代既需要有敢于正视改革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也需要有规避不必要风险的改革智慧。作为改革试验田、排头兵的深圳为鼓励改革, 正在酝酿出台保护改革者的相关法律政策,这将会激发改革者的勇气与智慧, 助力勇于拓荒之人敢为天下先、奋力向前冲。

关于党史:关注小人物的奋斗发展史

在深圳学习的最后一天, 我们聆听了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乐正主任对《深圳口述史》编纂情况的介绍 。 这部《深圳口述史》的编纂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口述者身份多元化。《深圳口述史》聚焦深圳三十多年的改革变迁,是一部反映老深圳人艰苦 创业的创意之作。不同于一般史籍的撰写,它除了关注领袖人物、行业领军人物的奋斗发展史外,还将目光瞄准了广大亲历 改革发展的草根阶层。 通过聆听他们成功的喜悦与失利的彷徨, 撰写他们逐梦筑梦历程, 最终将这些鲜活的事例浓缩为一部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的史书。口述者身份的多元化是这部书籍的最大亮点,普通人物的创业史对新一代创业者更具借鉴意义与激励作用。在党史以及各类史籍的编纂上,我们一般追求宏大的史实与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而忽略了对千千万万普通人物的记载。这种史学撰写传统虽然获得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却少了一些灵动与血肉,以至于在面对历史之时,总有仰望高山却不能至的无奈。如若二者以合理比例相结合, 那么历史一定可以变得更加丰润饱满。

二是利用多种社会资源高效完成。《深圳口述史》为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与文字关, 充分调动了社会不同资源。 首先,通过大众传媒向广大市民征集最能代表某个行业群体奋斗的人物, 然后由宣传部门、政协以及日报社共同审查把好政治关,择出可以采访的人物共计 500 余人。 接着,媒体记者携录音录像设备完成采访形成初稿,并将初稿交由党史、国史专家甄辨真伪, 此为把好史实关与文字关。 经过大家共同甄选, 最终有 100篇文章被连载于《深圳晚报》,《深圳口述史》在编纂时又从中选出 66 篇集结成册以飨读者。 可以说,《深圳口述史》的编纂, 调动了广大市民的热情, 利用了记者的高效专业,也充分发挥了史学专家的研究特长, 最终形成了一部可以传承与弘扬深圳第一代拓荒者宝贵精神财富的著作。 其完成过程亦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过程。

深圳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也是办的最好、影响最大的一个特区, 这是今天人们对深圳的肯定与褒扬。 亲历深圳,除了被她的包容与年轻震撼外, 更讶异于她的敢闯与能创精神,这也许就是深圳成为今日之深圳的缘由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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