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久卿
1946年末至1947年初，宁夏省“国大”代表雷启霖因反对宁夏王马鸿逵独裁统治，而被南京地方法院拘押，从而引发了一场轰动南京、宁夏的“雷案”（又称“雷马事件”）事件。关于“雷案”，有当事人所书，又有高树榆、张照寰两位学者所记，事件脉络基本清晰。查有关档案史料，一些记载和照片并未见诸上述，现整理出来以补史料之详备。
那么，在这些档案和史料中，对雷启霖与马鸿逵二人交恶是如何反映的呢？他们二人在所谓的“雷案”之中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马鸿逵——请辞军政各职充钧座之一勤役
1946年11月1、2日，上海《新民报》发表桃花源记——《万物育马在宁夏》，这是一篇揭露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文章。因南京、成都、西安等地报刊的转载而引起全国关注。颜面尽失的马鸿逵大动肝火，密电蒋介石：“请钧座令饬各地方机关，向报馆追究投稿之人，令其赔偿名誉之损失，应照侮辱条例治罪（亥灰电）”，蒋以“登载毁谤新闻各节中央决不置信，惟现在新闻检查制度业已取销，肆意诬蔑而构成毁谤罪责，当须由当事人径向法院申诉（亥皓电）”为由，对其搪塞。
这一事件《新民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宁夏国大代表雷启霖却因此倒了大霉，住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其间，马鸿逵数电蒋介石，要求严办雷启霖，以12月25日他给蒋介石的府秘亥有电较有代表性。该电先是把的“诋毁政府”的“罪魁祸首”指向雷启霖等人。马鸿逵称：“查此次在京同谋诋毁之人，不出雷启霖、袁金章、徐梦麟、司以忠等人，该等均系宁夏作奸犯科之徒，畏罪潜逃，匿居京师。雷、袁曾于二十一年（1932年）加入共党创办银光、曙光（注：《银光》第3期后改名《曙光》），诋毁中枢，经中央执委会令饬北平市党部通缉有案。二十七年（1938年），本省捕获共党，煽惑军队，破坏地方，雷为主犯，同案之人讯明呈准枪毙，雷则乘间潜逃，迄未弋获。袁金章亦为银光、曙光案内之要犯，潜来本省，经现任省党部委员王含章力保，混入省党部，任科长、委员等要职，去年竟乘视察各县党务，弃职潜逃。徐梦霖任国立宁夏职业学校校长，因鲸吞钜款，人格卑鄙，派员查明，经检卷送诸教育部撤职有案。司以忠任宁夏青年支团部书记，因挑拨是非，捣乱团务，被全体团员驱逐离宁。以上数人在宁之劣迹，中央各主管机关，一检案卷可知所举不虚。现闻袁在中央组织部任视察，徐在陇海某段特党部任专员，司为国立编译馆编辑，而雷启霖竟亦入中央某部工作，借以恢复其代表资格。宁夏国选事务所，再三陈明，雷启霖系通缉有案之人。国大总所竟不之理，具已经呈准合法递补候选人为无效，竟令雷启霖出席，诚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该恶以有恃而无恐，于是互相勾结、肆意谩骂、诋毁政府、辱及个人。”
马鸿逵在给雷启霖等人罗列罪状的同时，也不忘其家族的“丰功伟绩”，他说：“最使职痛心者，谓职父兄在宁35年，毫无裨益于地方。查职世居甘肃临夏，咸同间地方发生变乱，祖父松坪公（注：马千龄）排难解纷，救济灾黎，至今蒙番汉回，均甚融洽。先父云亭公（注：马福祥），于民初任宁夏护军使，彼时甘宁尚未分治，宁夏仅系甘肃之一道。据职所知者，从未保荐一大小行政官吏，其不干预行政，于此可见，地方虽一妇孺，均以先父为一忠厚长者，功在地方，念念不忘。家兄鸿宾镇守使任内，仅保荐彭、王二县长，其余亦无干预，至今地方称为好人，未闻一出恶言。”
对于雷等“丧心病狂者”所谓“军阀统制”“搜刮民财”，马鸿逵辩称：“家中赖祖上庇荫，薄有田产。遵奉遗命，倡办公益事业，甘宁两省，中小学校共设30余处，其他慈善事业，亦复不少，私有财产，捐助殆尽，教育部有案可稽。是自己家产尚竭力输捐，何所用其所谓搜刮？倘自己稍涉贪婪，安能责所属以廉洁？报纸澜言，不攻自破。”
为向蒋介石尽表忠心，马鸿逵他在电文最后这样写道：“昔左文襄公治甘，只问匪不匪，不问回不回。职三世精忠，咸同、庚子、河湟诸役，家人父子，保国卫民，或以身殉职，或惨遭冤害，岂能以信奉回教之故，而尽视为杀人放火之徒。赖钧座深知家世及个人性行，为排众议，益信不疑。此不仅职一人感激涕零，即子子孙孙虽结草衔环，无以为报，今日京沪各地宵小，又复起而诋毁，显与当时某野心家之阴谋，如出一辙，故请辞去军政各职，而充钧座之一勤役，以报殊遇之恩于万一，若再覥颜任事，益觉惭愧难安”。
马鸿逵除了给老蒋发电，又于27日，将该电内容拍发国民党各军政大员。蒋介石、陈立夫、朱家骅、白崇禧、陈诚、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等人纷纷复电慰问马鸿逵，多对其吹捧一番，劝其“飞短流长岂能中伤，时艰任重，仍希以国事为重”（白崇禧语），“望打消辞意，共体时艰”（陈诚语）。实际上，马鸿逵请辞军政各职，不过是做做样子，以退为进，其目的主要还是要置雷启霖于死地。但蒋介石的复电却并未如马鸿逵所想像的那样。1947年1月6日，蒋复马子鱼电要点如下：府秘有及子冬电均已诵悉，所陈各节知之；至（雷启霖）国大代表资格，凡经查明无中央正式缉案可稽者概不注销，即注销者亦予恢复名籍，此系通例；此事实已过去，幸勿误会，请辞之言，决非中所乐，盼即打消辞意；开除雷启霖事应听任司法机关办理。
按理说，对付雷启霖这样一小人物，对于老蒋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只是此时宁夏国大代表被捕一事，已经引起了国人的一片哗然，加之国民党政府正全力促进宪政，为彰显民主，又于元旦发表了大赦令，此时若将雷启霖交马鸿逵法办显然不合时宜。鉴于此，蒋主席只能不给马主席面子了，而雷启霖也因此逃过了一劫。
雷启霖——诬陷真相呈文蒋主席
1946年12月29日，宁夏国大代表雷启霖因揭露马鸿逵反动统治，而被南京地方法院逮捕入狱。身陷囹圄的雷启霖不能坐以待毙，狱中的他奋笔疾书，据理力争。1947年1月15日，他于南京老虎桥首都地方法院看守所，向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了马鸿逵一手遮天，栽脏诬陷他的呈文。
呈文称：窃启霖隶宁夏省平罗县，世业耕读，忠厚传家，束发受书，艰苦自励。民国十六年（1927年）既加入国民党，服膺主义，信仰领袖。十九年（1930年）曾在北平特别市党部随张明经先生工作，二十三年（1934年）毕业北平中国大学西洋文学系。即行返省，先后在宁夏省立中学及中卫中学等处，任英文教员职，本“诲人不倦”之古训，为国族作育英才，为地方保一线之文化命脉。二十六年（1937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二十七年（1938年）转任宁夏省党部宣传民运科科长等职。二十八年（1939年）被选为宁夏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介绍完自己的简历后，雷启霖向蒋主席介绍了他与马鸿逵交恶的原因及遭受陷害的经过。他这样写道：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奉调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八期受训，以填入团调查表将宁夏政治真情据实填报，为当时同期受训马主席鸿逵之私人赵文府（现任宁夏财政厅长）所窃取，私寄马主席，以为效忠邀功之资，至是马主席对启霖怀恨在心，时欲置诸死地而后快。函电交驰，百般要挟，多方设计陷害，均为获逞。启霖以慑于马主席生杀予夺之淫威，自忖返宁夏后绝无幸免，乃避走陕西，承于院长右任之介，先后在武功农学院图书馆任职，及高陵中学任教，共9年之久，未曾他适一步。
关于被“通缉”一事，雷启霖说：抵京后始悉马主席电选举总事务所，诡称启霖因案犯通缉，现已潜伏延安，投入中共，欺朦中央，注销名籍。启霖据理力争，总所咨国民政府行政院，司法当局，答复均为并无通缉之事。直至11月国大开会前数日，启霖始得仍准出席。马主席曾来电表示心迹，兹照录原文如下：“中央组织部袁视察金章兄译转雷启霖：本省修路，造林，调练民众，编组保甲，均系中央规定之七项运动，本省奉命办理之件。执事在训练团诽议责难，实为不明事体。若云建设，何以不直接交给本人？数年来执事行踪无定，住址不明，纷纷传谓已赴延安，并有明确住址，代表资格是否存在，已电请国大选举事务所核办矣，希径接洽，本人并无成见。马鸿逵府祈未宥印。”
因为马鸿逵从中作祟，雷启霖的代表身份一直未定。在京诉请期间，因国大筹委会不予招待，旅囊羞涩的雷启霖，只得暂借友人一榻之地，权以栖身，每日以白开水烧饼聊解饥渴，国大开幕前几日，事情才得以解决。1946年11月15日，雷启霖以宁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
对于马鸿逵非法逮捕，诛连九族的卑劣作法，雷启霖向蒋主席申诉如下：作为国民代表，对宁夏父老昆季诸姑姊妹，十余年来所受暗无天日，奴隶牛马之悲惨生活，当作正义之呼吁，冀以唤起社会之同情，中枢之注意，与当地之反省及改进，此在民主国家为习见皆闻之常事。且会场言论，对外不负责任，为议会政治之常轨，亦载在国大议会规则。讵意马主席竟恼羞成怒，变本加厉，于国大闭幕，甫及三日，嗾使其苏连元主持下之宁夏省高等法院，行文首都地方法院，将启霖非法逮捕，身系囹圄，丧失自由。值此宪政创立与国民更始之际，在首都首善之区，疆吏竟敢恃玩法如此，则法治之何谓？保障人权之何谓？民主政治之何谓？至马主席所称：启霖勾结党群，煽惑军队，危害军队，危害党国，破坏地方等罪名，则纯为“欲加之罪，何患何词”故入人罪，陷害栽诬之辞。启霖在党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从未加入其它任何政治团体，“勾结党群”系指何党何群？情理如此，岂可血口喷人。启霖爱护党国，爱护桑梓地方，自问绝不后人，决无自掘坟墓，“危害”“破坏”之理。总之，种种事实不攻自破，不辩自明，岂可以一手掩盖天下之耳目！
呈文最后，雷启霖对马鸿逵诛连九族的行径进行了控诉，他说：启霖在京被捕后，在宁省平罗原籍之家属宗族十一口，亦一并在籍被捕押省。启霖纵罪无可道，揆诸昔日君主时代犹有“庶人之罪不及妻孥”。何况启霖被挟嫌栽诬，迄在侦讯未决之中者乎？似此“诛灭九族”式之一味株连，倒行逆施，竟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启霖为法律尊严计，为宪政前途计，均难缄默不言。谨将事实真相剖陈钧座敬祈垂察赐予昭雪，则影响所及与感戴之忱岂止启霖一人而已哉！临呈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以上呈文，狱方是否转呈蒋主席不得而知。但狱中的雷启霖通过会见记者和同乡，将该呈文内容传递出来，并登载于京沪报刊为外界所知，使马鸿逵欲将雷启霖押解回宁夏的企图最终未能得逞。
《陇铎》——轰动首都的国大代表被捕案
“雷案”发生后，国内舆论大哗，南京、上海等地报刊多有报道。1947年2月，南京《陇铎》月刊登载“悯宁”所写《马鸿逵与雷启霖——轰动首都的国大代表被捕案》一文，这位“怜悯宁夏”的记者以一出大戏的上演经过，记述了雷启霖被捕事件的前前后后：
南京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大舞台，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戏剧在地时间上演着。国民大会这出大戏刚刚闭幕，紧接着就是记者在这里要提起的这一幕悲喜剧了，扮演的主角一个是统治宁夏15年的现任主席马鸿逵，一个是宁夏的国民大会代表雷启霖。
1946年12月29日，国民代表大会闭幕的第四天，雷启霖被首都地方法院的一张传票，秘密的逮捕，看押在老虎桥监狱。三天后才被宁夏旅京同乡探得了消息。请愿，呼吁，同时在当日的晚上，新宪法公布的前夕，于中央餐厅，招待了首都的各报记者，报告此次事件的真实内幕，这幕戏剧，遂呈露在全国人士的眼前。
马鸿逵父子兄弟等，一连统治了宁夏25年。残暴的欺凌压迫，无情的搜刮剥削，使宁夏人民活在暗无天日的奴隶牛马生活中，而以1932年马鸿逵当政以后为尤甚。假借征兵而穷索壮丁；借着统治法而使各项商业皆归已有，苛征榨取，强勒杂派，人民瘦了，而他却肥了。时至今日，72万个生灵的生活已面临着绝望的境地；整个社会已呈现荒凉悲惨，阴森沉沦的景象。在这生杀予夺的土皇帝的淫威下，无理的虐杀鞭拷，使人民不敢张开他们的嘴巴，生命的珍惜，掩没了他们求生的呼声，但雷启霖却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下说话了。
事情缘于1940年5月，雷启霖在中央训练团报告了宁夏桑梓百姓的真情实况，这是他的责任。但这件事却种下了无穷的祸根。马鸿逵发怒了，有人要向他的封建堡垒挑战，那还了得。于是要挟，陷害。这一位斗士他没有因此而屈膝，但他自己却也不能走进宁夏一步了，整日在外流浪逃亡。国民大会开幕的前夕，他到了首都，但马鸿逵却先他一步，造了一个案犯通缉，潜伏延安，投入中共的罪名，把他的国民大会代表名义注销了。这是要堵住雷启霖的嘴，不要让他再来“狂吠”。“我只要能呼吸一天，我就要为宁夏百姓呼冤到底”。多刚强的声音啊！拿不出证据，斗不过正义，注销了的代表又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国民大会堂。在这里他又开始了第二次怒吼，他要唤起全国正义人士的共鸣，他要解除百姓的桎梏锁链。马鸿逵能容忍吗？于是一纸电报，两大罪名——内乱罪，诽谤罪，雷启霖在他签署宪法后的第四天，被带进了老虎桥监狱，与叛国的大汉奸们作了邻居。不久又要押解到宁夏去“法办”。
元旦日的首都各报，一边登着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中华民国宪法，一边登着雷启霖的被捕，多讽刺的对比啊！纸终于包不住火，当一切都暴露了出来，首都各报开始评论，参政会提出质问，国大代表联谊会希能保障人权，予玩法者以儆戒，而宁夏旅外各地同乡的愤怒，更如火如荼：质问，呼吁，揭发的传单，宣言如雪片飞来。虽然马鸿逵强兵在握，雄踞边陲，但全国人民的共怒，他是有点胆怯的，可是他却不肯就此轻易撒手。且看他打肿了脸，充胖子吧！参政员李洽、王普涵、甘家馨仗义执言，马氏于是致电，说雷某“勾结党群，煽惑军队，危害党国，破坏地方，案积如山，迄未戈获”。李、王、甘去电请急供给证据，否则那能洗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嫌疑？至于他所诬告雷启霖的通缉有案的话，也被1月3日国民代表大会事务所主任张厉生的谈话给否认了。就在这时，报纸上又载着马鸿逵的爪牙丁志成，吴景佑等11人抵京的消息，预备解雷氏到宁夏去。马鸿逵的铁腕，居然伸到了首都，人们为此而愤怒，而《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使他们无功而返。黑暗中的魔鬼，终于低头在光明正义者的面前。雷启霖留京侦查审判，1月10日开始了侦询。在检察官陈绳祖的面前，雷启霖滔滔然痛诉着马鸿逵的苛政劣迹，历一小时之久。被捕罪状是那么的空洞，而挟嫌报复的痕迹，却又是那么的明显。没有办法，只有请马氏拿出卷宗证据来。魔鬼到了穷途的时候，是会使出任何手段的，检察官明白这一点，限定了期限，恐怕他会造出于他有利的证据。但期限到了，宁夏却没有片纸飞来，雷启霖在1月20日，无条件的走出了“老虎桥”。
记者“悯宁”在雷启霖出狱后的第三天曾见过他，“悯宁”说：“在珠江路的一家小饭馆里，不高不矮的个子，脸很瘦，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这是鼓励内乱，破坏地方的叛徒吗？这是煽惑军队，危害党国的要犯吗？”雷启霖对“悯宁”说：“这一次我没有死在狱中，没有死在马鸿逵的铁掌中，应当感谢你们报界的维护正义，以及那千万个予我以同情的人们。至于我自己，今后还是一本初衷，用我的嘴，用我的笔，说我应当说的话，写出我所应当写的东西。此次无罪被押，我是要诉之法律的。”
这一幕剧，至此暂时告一段落。幕布慢慢的拉了下来，上面映着几个大字：“马鸿逵是不是军阀……雷启霖是证据”这是《救国日报》的曾屠龙先生题的。每一出剧都有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剧的主题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抗争。戏剧可以分喜剧、悲剧两种，那么这一幕戏就是兼而有之的一幕悲喜剧。所悲的是在民主潮流澎湃的今日，竟有这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事。所喜的是恶魔终于斗不过正义，光明面的人物终于获得了胜利。
《新闻天地》——为正义者反抗的呼声究原
1947年3月1日，边非定（注：同“悯宁”一样，应是为避报复所用笔名）在上海《新闻天地》第21期上发表《马鸿逵与雷启霖》一文，作者以“好事之徒”的身份，通过对雷启霖的采访，为正义者反抗的呼声究原。
边非定这样写道：宁夏省国民大会区域代表雷启霖，突被宁夏省主席以宁夏省高等法院一纸行文，嘱托首都地方法院代为拘押的消息四播后，首都各界对此颇为震惊，且极为重视。到雷启霖被保释外出为止，期间虽然在报上看到些零星消息，可是寥寥几句，个中实情还是个迷！这个迷，让我这个好事之徒来戳破它，好使全国人士明了这正义者反抗的呼声究原。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土皇帝，正在苦心孤诣的形成割据自拥的封建局势，谁要破坏他的迷梦，就毫不留情的打击，任使你逃到天涯或海角，他有的是办法，会来对付你。
要想见雷代表，实非易事，并不是因为他身为国大的代表摆起了架子，乃是他害怕，害怕着有只鲜红的血手，老是跟踪着他。这个过分的老实人，见到笔者突然来访，态度异常不自然，经我重复地告诉他造访的用意，才使他消释了疑念，打开了话匣，一五一十的开始说道：在南京国民大会开会期间，住在珠江路中和旅社，那时接到家乡亲友们的来信，要他注意，马主席已派人来京逮捕。于是秘密的搬到珠江路珠江饭店，通讯处仍设在中和旅社，每日中饭后则前往取信。去年12月28[9]日，照例前往取信，掌柜的说：“没有信，有地方法院的传票。”启视之下，限午后1时前到庭候讯。心里在忖想这一定是马鸿逵捣的鬼，但不知捣的什么鬼？姑且前去再说，纵有任何重大问题，到法院可以讲理，何况又是堂堂首都所在地的法院。到了白下路地院，递上传票，一位不知姓氏的接到传票后对我大肆咆哮了一顿，怒责我如何误迟至3时才来。在会客室一直久等到5时，法官始姗姗而来，传上法庭开始审讯。首先将宁夏省法院的电报行文见示，然后法官问：“《银光》刊物是你办的吗？”答：“这个刊物是旅平同乡办的，创刊的宗旨是联络情感，曾写过文章一篇，这是二十年（1931年）以前的事，已经模糊不清了。”问：“你诋毁过政府没有？”答：“本人现年42岁，已是20年的老党员，自问尽忠于党国，且从无诋毁过政府。”问：“那么，你是通缉有案后住过延安？”我气愤的说：“请庭上调查，拿出事实证据来”……问案完毕，时已6时。法院要将我禁拘看守所，我死争反对，要求交保，相持半晌，结果还是走进了看守所的铁门。法官说：“你这件案子，是宁夏法院托此地办的，等到宁夏法院派人来查，再办交待”。这一下，真是急的我直跳，如果真将我送到宁夏，那么我的性命就完了。”
雷代表用坚定的口气说：“并不是我怕死，而是在我死之前，没有将这份冤屈，大白于天下。急中生智之下，于是要求法院递送一些消息，一次，二次，直到第三次好容易才将禁押的消息透露给中央团部的袁金章同乡，于是首都的舆论界先披露此事，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我的生命才算有了保障，案件归并在京处理”。谈到这里，雷代表停了片刻，从他的陈旧的上青色大衣袋里，掏出了他在狱中写给蒋主席的呈文，要笔者过目。他说：“呈文中提到的赵文府，是马主席的心腹，诬害我的密探。想当年在北平，他不过是某红女（注：刘慕侠）的管账者，某红女后为马鸿逵看中娶做第四太太，在宁夏是红的发紫。而赵文府也随之发红，官运亨通，任了榨取不尽的省府财政厅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揭露宁夏土皇帝马鸿逵的文章中，还配发了马鸿逵与雷启霖一官一民两张照片。雷启霖这张照片是他出狱后记者采访时拍摄的，虽然照片发表了可能对雷将有不利，对为了让国人见识这位民主斗士的英姿，《新闻天地》还是将这张照片刊载了出来。
关于“雷案”结局，据史料载：在宁夏同乡的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47年1月20日，雷启霖被保释出狱候审。其后，焦头烂额的马鸿逵又多次电告蒋介石及司法部，欲将雷启霖等缉拿归案，但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此事终不了了之。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