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金遨
银川市知识青年移民，无论是辖区内的，还是跨辖区的，都是银川这座移民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银川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银川知识青年移民情况复杂，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宁夏解放初期，为建立人民新政权，巩固胜利成果，从进驻银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留宁人员，到陕北革命老区派遣一批干部从事地方政权的创建工作开始，接着从部分省、市选调干部及分配各种专业急需的大中专毕业生等，直至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从全国更大范围招收吸纳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等，就显得异常纷繁复杂。但如果我们将银川知识青年移民限定在“上山下乡”范畴内，问题就简单得多。这也正是本文所述移民与其他类型移民的最大不同之处。
银川辖区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肇始于1964年，李钟文等45名城市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郊区掌政公社永固大队和永北大队安家落户。而跨辖区的支宁务农（本文统称为上山下乡）1959年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影响最大的要数1959年浙江50077名青年来宁夏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中就有46000多人安置在引黄灌区农村和国营农牧场。这样说来，银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1959年始，止于1980年，历经了20多个年头。由于这种移民活动所呈现的不平衡性，大概可分为前期1966年之前，中期1967年~1977年，后期1978年~1981年三个阶段。
在上山下乡中，银川市（这里是指现今的版图辖区范围内，它包括了城市和乡村，即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和灵武市）到底有多少知识青年移民？由于撰文时间的不同，统计类别和方式的差异，可能存在不同的数字。本文在作了大量调研和统计核实后，结论是：从1964年辖区内银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计算人数为27869人。而以1959年浙江支宁建设青年开始计算，则总数至少为57019人。
1959年来宁的浙江青年中单身青年29449人，男女比例大体相当，平均年龄在21岁以下。1965年~1966年杭州知识青年大多是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年龄稍大些的，大都在18~19岁，个别的20~21岁。银川市知识青年1970年以前下乡的相对年龄要大一些，一般在18~21岁之间。1973年以后下乡的年龄相对要小一些，大都在16~20岁左右。也偶有年龄在21~23岁的，至于男女的性别比例，在仔细比较了1968、1969、1973、1974这四年的知青下乡数据后，发现在1973年之前，男女性别大体相当，比如银川市“文革”中前几批赴固原山区五县插队落户的464名知青中，男性214人，女性250人，在1973年下乡的知青中，男性847人，女性826人。但是，1974年的有据可查的名单中，男性385人，女性289人，相差比较明显。
早期的知识青年有零散和集体安置两种方法。比如1959年浙江青年来宁后，有39000多人分别安置在银川、永宁、贺兰、灵武、宁朔、吴忠、平罗、惠农等11个县市的33个公社，157个管理区的328个安置点，有7000多人安置在10个国营农牧场等。1965年~1969年，北京、天津来的知识青年全都安置在自治区属国营农林牧场。而1964年~1979年浙江杭州知识青年及本市知识青年除少数安置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全部都是插队落户的安置方式。银川知识青年在1968年、1969年有1000多名奔赴固原山区五县插队落户之外，其它时间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般都在郊县农村。1965年~1966年浙江杭州市知识青年939人分前后两批全部在永宁县插队落户。第一批有112名被分配到县农场，其余522名分配到4个公社，22个生产大队，173个生产小队插队。第二批302名知青被分配到5个公社和县农场的16个大队31个生产队。
长达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移民活动，在过去了30多年的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作用及效果是怎样的呢？第一，当年包括银川在内的全国17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听党的话，服从国家分配的具体表现，他们是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落户，大大缓解了政府的就业压力，勇敢地承担了在意识形态局限下，生产力低下引发的种种困难的历史责任；第二，的确是“经风雨，见世面”，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历经磨炼与煎熬。从易风移俗，以农为荣，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先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立四新；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到“批林批孔”；从“四人帮”的倒台，到批两个“凡是”，多少政治风云迎面扑来，多少代表人物沉陷旋涡。繁重的农活，日复一日，蚊叮虫咬，手起血泡，运肥除草，淌水护堤，收麦割稻，累得腰酸背痛，下工还要洗衣做饭，料理家常。生活清苦，缺油少菜，由于体力活导致饭量大，有时还要闹饥荒，卫生条件差，农村缺医少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深切地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和农民生活的艰辛。知识青年从思想到感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他们经历了一个从盲目崇拜到徘徊苦思以至神话破灭，猛然觉醒的曲折过程。尤其是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所以，当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他们是身处底层内心最强烈的响应者，也是“改革开放”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第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行政权力垂直管理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在出生地城市、乡村和下乡地农村建起了一座横向联系的桥梁。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城乡联系加紧的纽带作用。如果说，当时的这种联系方式还不能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或者还有相当的比如“与农民争饭吃”的副作用的话，那么在今天，随着返城知青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返乡纪念活动的开展，有良知的他们为第二故乡捐资助学，为发展经济牵线搭桥或直接投资经济合作项目的回馈活动正在进行。知青们所有的感恩回报活动都是银川建设与发展的正能量。这是他们为缩小城乡差距所能做的切实有效的实事和贡献。
银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如全中国的“上山下乡”一样，在经历了发端、发展、高潮之后，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政策调整以离土返城的“胜利大逃亡”作为谢幕。这个1700多万人为主体，涉及到数亿人的声势浩大的大迁徒最终以不了了之，又回归到历史的原点。它为每一位亲身经历和关注这场空前移民活动的人们所刻骨铭心，既不堪回首，又终身难忘。
（作者系银川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