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用问题，人们的认识是有分歧的。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假如这些青年人当时不上山下乡，留在城里可能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更大。这一说法确有道理。据《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一书作者火木经过精确计算：“文革”以来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至少有1500万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然而，历史没有假如。中国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历史已经发生和必然发生的过去。60年代中后期的城镇中学毕业生除了上山下乡，几乎别无出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而他们无权选择历史。应该承认在可供他们选择的空间中，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体到银川这座曾经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仅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当时城市人口13.6万，农村人口7.6万，总人口才21.2万），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开发的潜力巨大，因此，从壮大城市、发展经济角度看，适当引进外来移民是不错的选择，尤其像接纳安置内地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更是如此。当然，所有的移民应该具有社会学上所说的内在的价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动，才是符合移民规律，并且是可持续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是跨辖区或是辖区内的，就银川而言，都对本地不仅农村，也包括城市建设与发展有着正面的意义：
一、知青移民给广大农村和农垦事业增加了新型劳动力人口
1968—1969年间，银川有738名初高中毕业（即俗称“老三届”）奔赴宁夏固原地区插队落户。他们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泾源、隆德和海原五个县，王洼、玉桥、泾河源、兴盛、泾北、联财、神林、沙塘、城关、蒿川、兴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贾塘十五个公社，李寨、北洼、范沟、泾光、团结、长征、立新、东风、白面、东方红（泾河源）、永红、曙光、红星（兴盛）、卫国、红旗、红光、雷锋、兴盛、立新、大庄、沙南、东方红（泾北）、恒光、联财、赵楼、神林、庞庄、辛平、街道、张树、清泉、许沟、新民、董庄、光联、中林、锦华、和平、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团、西里、东滩、二道、红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范台、曹洼和脱烈五十五个生产大队。
至于进入20世纪70年代，银川知青下乡大多安置在郊县农村。从统计来看，郊区自1973年至1978年，红花、大新、掌政、通贵、银新、良田和芦花7个公社6年时间共安置了7281名下乡知青，几乎每个生产大队和各个小队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队落户。
至于跨辖区从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银川地域或农垦或农村，其劳动力支援的意义更加彰显。他们中年龄大多在18岁左右，正是年青有为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大姑娘。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劳动力，而是农村整个社会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气的力量。在遍及插队的地方，绝大多数社队都为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那些有条件建队办场、集中安置下乡知青的地方，创业效应更突出一些。杭州知青王晓如在《忙碌的知青点》一文中，就曾生动地记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集体创业的故事。他们一到场就下地干活，平整土地、开沟挖渠，养猪积肥，出外拾粪。他们在场领导的引导下，开源节流，开展多种经营，开油坊、豆腐坊、裁缝铺。东山扫沙子，西山拉石头，鹤泉湖割芦苇，冬季搞劳务输出。到邻近收割完的粮田搞“小秋收”，还到黄河滩上挖老鼠仓，竟挖了数千斤黄豆，卖了近万元钱。他们也曾在寒冷中穿着棉衣赤脚下水，按着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当空挥镰割麦，面对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饭”，辛勤的劳作也换来精神的愉悦，当他们的插秧稻弯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过路老乡的啧啧称赞的时候，当田野里拖拉机、拉拉车和老牛车驮着他们丰收果实满载而归的时候，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区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场的银川知青点，1975年建点以来，两年时间，建立了稳产高产田100余亩，开荒30多亩。1976年在遭受阴雨、低温等自然灾害情况下，粮食油料和蔬菜获得了较好收成，还打破了当地历史上不种菜的习惯。此外，还饲养了30只羊，19口猪，粮、油、菜、肉基本自给。还积累了生产费用1万余元，新添了一头牛，二辆架子车，三头驴，小型农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宁夏的农垦起源于军垦，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后整编为西北独立第一师（即农一师）。他们以三个团挺进西大滩后，揭开了自治区国营农场建设的序幕。继之又有从北京、南京、兰州等军队复转的官兵加入开发建设的行列。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对口支援宁夏农垦建设，近半数人具有中学、小学毕业水平。三年的自然灾害，很多人在挨饿受冻时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乡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这里，他们成为宁夏农垦建设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间，7160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投入宁夏的军垦后改为农垦的建设。其中5334人来自北京和天津，其余的则是银川本地人。这批知青约占宁夏地区知青总数的12.5%，约是农垦总人数的四成。在下乡劳动期间，这群知识青年有别于分散编队的知青团体，他们受到军事化的训练，凝聚的更为紧密，并具有鲜明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力，被赋予“军垦战士”的光荣称号。农垦建设的漫漫岁月里，知识青年洒下了晶莹的汗水，奉献了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些经历返乡回城风潮而选择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为今日农垦事业“既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与其他职工的坚守，才迎来了宁夏农垦的真正辉煌。
奶牛产业是宁夏农垦八个主导产业之一，而宁夏奶牛产业发展的摇篮，当属宁夏农垦贺兰山奶牛公司。平吉堡奶牛场创建于60年代初。当年，北京知青吴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场，从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个年头。她以《难忘的奶牛队生活》，回忆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场如何从做畜牧统计、管理牛的档案开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动乱造成管理牛群资料空白的尴尬，如何在技术员和奶牛场职工的努力下，解决好奶牛饲料、防控炭疽病、引进新技术提高奶产量、培养高品质奶牛的经过，并把成年母牛平均产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浙江支宁青年吴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场干一样爱一样，自从当上挤奶员后，就一心扑在奶牛上。她不仅奶挤得好，使每头奶牛产鲜奶1万斤以上，而且还亲自拉上小车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终围着她的10头奶牛。人工配种受精率她的10头奶牛达到了80%以上，在当时是全区最好的成绩。由于她工作突出，成绩显著，1983年被自治区政府授予“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还被选为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如今，该公司拥有7个现代化养牛场、10多个规范化奶牛养殖园区，有奶牛2万多头，年产鲜奶5万吨，日处理鲜奶300吨，是集种植、养殖、乳品加工、科研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
在宁夏，汉族群众一说吃肉，竖起大拇指直夸“灵农”牌猪肉是放心肉。它以安全、放心、品质好深受消费者青睐。灵武农场是宁夏农垦创建的第一个国营农场，有着60多年建场史。它不仅见证了宁夏的发展，也见证了宁夏农垦由小到大，由一穷二白到如今繁荣昌盛的历程。它坐落在黄河东岸，以优质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现代化的养猪场闻名区内外。灵武农场的灵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区肉、奶产业龙头企业和优质瘦肉型猪生产骨干企业，拥有资产3397余万元，员工290人，年盈利321万元。公司所属企业有种猪场、万头商品猪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养猪一区、养猪研究所、分析化验中心、兽医站、奶牛场、饲料厂、肉联厂和40多个灵农鲜猪肉连锁店。当年的浙江支宁青年家属周球光是灵武农场有名的养猪状元。50年代毕业于南京农学院的女知识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灵农”新猪种，推广现代化养猪新工艺的大功臣。
60年前，宁夏农垦所处的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盐碱荒滩，就是风吹沙石跑、不见树木不见草的戈壁荒滩。盐碱地土壤含盐量0.5%--3%，最高6.7%，地势低洼，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机质含量只有0.2%--0.7%，自然条件很差，然而就是这样的戈壁荒滩上，驻扎在宁夏的农建师集体转业投入农业生产，上山下乡以来，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银川的知识青年来此落户，一起肩负起了开垦荒地的重任。农场初建，那种艰辛难以想象。一位农垦老前辈回忆：“滩上长满了芨芨草、白刺、芦草，黄羊、野兔招来狼群常常出没。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仪器精确度不够，每完成一次建设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测量队常年和湖泊、荆棘、风沙打交道，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往往收工时天黑到看不见回家的路，半夜还在荒滩上打转转。”前进农场是宁夏成立较早的机械化农场。这里曾被苏联农业专家断定为“种植禁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但是农垦人凭着一股战天斗地的精神，改写了专家的断言，通过种稻洗盐，改良土壤，实现了生产。开垦艰辛，保障垦地顺利生产也不易。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重中之重。田块开垦出来，需要开沟渠，修道路，植树木。经过一代代农垦人的艰辛劳动，30万亩的中低产田已改造成稳产高产的农田。目前农垦已有耕地面积达60万亩。昔日杂草丛生的“七十二连湖”、荒凉的黄羊滩、盐碱覆盖的西大滩、凹凸不平乱石成堆的军马场等，已变为绿树成荫、良田遍野、道路畅通、沟渠纵横的高产稳产基本良田。
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可宁夏的农垦“一把镰刀一把锹，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压弯腰，旱地中耕锄头刨。”就是创业阶段的真实写照。灵武农场最早有5台25马力的汽油拖拉机和2台煤油拖拉机，后又购置2台苏制C-4自走收割机。为适应生产需要，农垦人在耕地、收获、运输、植保机械上不断添置更新。还结合实际，自己研制了IYT-3.7型条形镇压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质量，自主研制了“碳酸氢氨深施追肥机”等。天津知青路金树回忆他在前进农场成为天津知青在宁夏农垦机械化战线上第一代技术人员的经历时自豪地说：这是个既让人羡慕而又艰苦的工作。夏耕时坐在拖拉机后面打犁是个苦差事，牵引车前面一走，后面便是暴土扬场，满身满脸的尘土。一遇机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难，在泥土与机油中摸爬滚打，还要被蚊叮虫咬，或者麦芒刺扎，都是难以想像的。路金树吃苦耐劳，8年后成了一名联合机手，两年后又当了机组长。1979年在联系好工作单位回城前，还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在农机培训班认真当教员，负责把技术传授给农垦职工子弟，实现了农场农机队伍的平稳过渡。今天的农垦，已从当初18台机械，总动力数为349千瓦，发展到了15365台（套、辆），总动力数达到了204996千瓦。经过60余年的发展，主要农作物机械作业率达到95%以上，小麦、水稻、牧草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玉米机收率达到了80%，已遥遥领先于全区各市县。
宁夏农垦自1950年创建以来，经过一代代农垦人屯垦戍边、艰苦奋斗，把一个荒漠戈壁滩，建成为一块块肥沃美丽的绿洲良田。年粮食总产达31690万公斤，占全区粮食的10%，粮食商品率高达85%以上，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区域粮食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银川知青（浙江支宁知青以1963年存留数计）在宁夏军垦、农垦事业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说，他们撑起了宁夏农垦的脊梁，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国家政策调整，京、津、浙和银川的知青大多离土返城，但是他们为垦荒屯田事业流淌的汗水乃至鲜血，作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贡献，已载入宁夏农垦史册。他们的业绩也被今天演绎得精彩之至。除了上面点到的粮食产量、放心猪肉和名牌乳制品外，宁夏农垦的枸杞生产、西夏王干红葡萄酒、饲料牧草、设施农业，五星级沙湖旅游景点都是自治区乃至全国的特色品牌，走向了区内外，国内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业，其中，自然也有当年知青们奋斗的功绩。
二、知青移民提高了本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科技文化水平
许多下乡知青凭着他们的勤奋、知识、智慧和敬业精神，赢得乡亲们的信任，走上了各专业岗位。他们在普及文化、传播科学知识、活跃文化生活、开展农业科研以及当家理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杭州知青在永宁下乡第8个年头曾有一份统计数据，总共939名知青在8年中被招到自治区和永宁县财贸、工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工作的381人，还在上大中专的45人，其它特殊情况迁出224人之外，所剩的289人中，就有民办教师20人，代课教师16人，赤脚医生4人，拖拉机手2人，生产队会计6人，约占16.6%。
银川市1977年也有一个全市的统计数据，在11000多名下乡知青中，有986人成为辅导员、农技员、拖拉机手、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等专业人才。接近9%的比率。
知识青年对于知识的渴求，与生俱来，尤其在经受农村生产劳动的锻炼中，不仅感受到生产知识的欠缺，同时也有把在学校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强烈愿望。比如在永宁下乡的杭州知识青年，在社队领导的支持下，自发地组织成立农民夜校，利用晚上时间帮助农民识字，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是县农场的知青队，他们的农民夜校采取“一对一帮教”的办法，帮助邻近的生产队农民学文化。知识青年文化水平高，教得非常认真，农民群众都非常爱学，在当地掀起了农民学文化的高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在帮助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知青们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或个人兴趣爱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有的针对劳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主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有的学习畜牧兽医知识，有的学习医药卫生知识，有的学习农村财务知识。在这中间，结合农业生产开展科学实验，推广农业新技术，钻研技术创新是知识青年有所作为，赢得当地社员普遍赞誉的最为突出的事例。
永宁县农场杭州知青王晓如，了解当地种水稻开始是撒播，亩产才二三百斤。后来推广播秧技术，亩产可达600斤以上。1971年他当了育秧技术员后，四处拜师求艺，虚心学习下河二队一老农的育秧经验。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自己成功做过稻种木架上无土栽培实验。凭着掌握的育秧技术，1976年因上高校被自治区党委抽调到吴忠县金积公社一个回族聚居的大队搞社教。他所蹲点的生产队已连续几年育秧未成功，自己就伸手把这个活包揽下来了。他亲自指挥亲手操作，在众人闷声不响的疑问担忧中，搞了盐水漂种，热水（50℃）汤种，堆种催芽等流程，正正归归地操作了一次。四天之后，掀掉薄膜，所有的稻种白花花地绽开了胚芽。一个星期后，一个个塑料地棚秧田里，全是一片片崭齐的碧绿。他帮生产队育秧成功惊动了整个大队，干部群众都称赞他“真是艺高人胆大”！
知青陈登原，醉心培育小麦新品种，获得梁队长支持划二块四四方方的两亩地作试验田，又从王太堡农业试验场毫不费力讨得十几个优良小麦品种后，就开始科学实验了。他用正交实验法，确定了其中的十来个组合。大部分的土地，用来做密植实验，行距有3寸至5寸不等。六七月麦子抽穗了。他整天在实验田里去雄、授粉、套袋，做记录，忙得常常顾不得吃饭。功夫不负有心人。8月间，杂交F1代的小麦成熟了，结子率高的有30%，低的也有10%。关键是有的麦粒颗粒大，十分饱满，“千粒重”毛估比对照组要重50%以上，这意味着实验朝着成功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遗憾的是，那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分了心，以至于育成的第一代良种，不可思议地落入了鸡肚皮！密植实验的麦子，也被不知情的社员混在一起脱粒了，一个数据也没留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后来他学习做5406堆肥，回到大队因陋就简办起了堆肥厂。一级菌种是在试管里培养的，在无菌的条件下，将从农校带回的菌种接种在一种叫做琼脂的培养基表面。两三天后将长满菌落的琼脂捣烂，同样在无菌的条件下，将其装入培养瓶。瓶内装的是麸子和碾成粉末状的料饼，充分拌匀，两三天后，瓶内长满橘红色的菌落，就是二级菌种。二级菌种与麸子和料饼充分拌匀，装在已消毒的木盘里。不几天就长成了三级菌种。三级菌种与碎土拌匀后，堆积四五天，就成了5406堆肥。上好的5406堆肥呈颗粒状，外表裹着一层白里泛红的菌落，还有一股浓郁的香气。洒在地里不几日，高粱玉米小麦黄豆像中了邪似的，一个劲的往上蹿，结果是产量大增。陈登原曾用二级菌种，直接撒在自留地里。他种的梅豆，像江南的四季豆，郁郁葱葱，枝叶繁茂，结满了一串串的梅豆，吃都来不及吃。公社书记钱金锁特地在他的自留地召开了一次5406堆肥的现场交流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1997年陈登原回访当年下乡地，梁队长一见面就不住地说：“陈登原，科学种田，科学种田！”报社记者写的专访里，也引用曾经为知青做过饭的张大娘的话，说陈登原做的药（除黄藤子的生物制剂），灵的很，说得神乎其神。此话也许有点儿过头，但当年知青在科学种田上的种种探索，老百姓可是印象深刻啊。
知青裘志新在永宁下乡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劳动实践，悟出农业生产离不开科技的道理。他从1966年起便积极投入到生产队水稻插秧、药剂除草、小麦新品种引进，“5406”生物肥制作等新技术的推广上，成为农村科技带头人并被聘为乡农技员。1973年，他被吸收到县良种场，正式进入科技人员行列。在工作中他深切认识到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在老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刻苦自学了良种繁育、作物栽培、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昆虫病理、生物统计等十多门专业课程、理论知识，使得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大有长进。早在当农民技术员时，他便有志于小麦新品种选育，并在自留地里种上了百余份亲木材料。到良种场后，他与其他科技人员在领导的支持下，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资源，求教于全国各育种单位的专家，克服缺少基础材料、育种经验、经费等困难，通过不断实践总结，终于建立起一套适合单位实际的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机制，顺利完成一年三代的北育南繁任务，将育种工作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1977年他与同伴首先育成中熟高产的春小麦新品种永良1、2号，获自治区第一次科学大会“育成小麦新品种奖”。正当同来宁夏的知青忙着离土返城时，1981年他培育出了著名的春小麦新品种“宁春4号”。该品种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泛，品质优良，深受农民与加工企业的欢迎。自1981年正式推广以来，现在已是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占到90%面积的重要品种，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也成为当家品种。据不完全统计，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广西等省区累计播种宁春4号1.2-1.3亿亩，至今仍是黄河前套后套引黄灌区春小麦的主要品种。创造效益大致在70亿元以上。
周志淳是1965年到宁夏平吉堡农场的北京知青，在基层干了10年后被调到农场政治处担任青年干事，负责共青团及北京知青的相关工作。
政治处下辖一个电影队，由于人手不够，放映周期长，满足不了职工家属的文化需求。周志淳是北京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名兼职放映员，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几经申请，领导终于同意了。
做兼职放映员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每天下午下班后，匆匆扒拉两口饭，就要做准备工作。晚上8点至10点放映，结束后还要倒片、保养机器，休息就到零点以后了。专职放映员第二天上午可以休息，周志淳却是有言在先，不能耽误政治处的日常工作，还要上正常班，因而比别人更加辛苦。
为了取得放映员证件，周志淳业余刻苦学习放映知识。那时“白专”帽子满天飞，上班可以侃大山，却不能学技术。因此，周志淳在办公室得闲看书，一旦来人就赶紧胡乱塞进抽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翻报纸。
一个周日，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卸开放映机，一部分一部分地对照书本看实物、学原理。忽然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原来是电影队队长来了，这才知已到下午2点了，午饭还没吃呢。
经过苦学苦练，周志淳的技术大大提高了，放映中别人换片最短要5分钟，他却只需50秒。一次机器出现故障，画面不动了，周志淳急中生智手工收片坚持放映，两个小时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除了保证高标准的放映效果，周志淳还坚持延伸服务，把连队的好人好事制成幻灯片，在正片前放映；来不及制片，就写成广播稿，在映前宣传。
1977年3月，通过了政治处内部的考核，又通过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影公司的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和排障考核，周志淳获得了操作移动式35mm放映机的合格证。
周志淳在平吉堡农场工作了14年，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宁夏的农垦事业。
路金树是天津知青在宁夏农垦机械化战线上的第一代技术人员。他从银川农业机械化学校受训后，就开始了那让人羡慕而又艰苦的拖拉机手工作。
东方红链式拖拉机，每六人为一个机组，作业时人分两班昼夜不停地干。夏天，坐在拖拉机后面打犁是个苦差事。牵引车前面一走，后面便尘土飞扬，满身满脸都是的。白天烈日炎炎，口渴得直冒烟；夜里漆黑一片，除了拖拉机的灯光和轰轰的引擎声，陪伴路金树的只有尘土、蚊虫和睡意。一个班下来，胳膊酸疼，精疲力竭。
秋耕，虽然尘土少了，蚊虫也退去，但夜里寒冷难耐。赶上刮风，更是冷得要命，紧裹棉衣，缩着脖子，还是全身透凉。尤其天将亮时，饥寒加着困意一起袭来，说不出有多难熬。
1973年路金树开上了联合收割机，两年后成了机组长。七八月份，龙口夺粮，可谓分秒必争。太阳还没出来，就得去保养机器，待到太阳晒得麦杆能用手拉断时就开始收割了。上了收割机一站就是几小时。晚上机灯全打开，挑灯夜战。最怕的是机器趴窝出毛病。一次开着开着突然后面传来了异响，凭经验路金树知道，振动筛出毛病了。排除故障要从窄窄的两个筛子之间通过，路金树一着急，赤着背就钻进去了，趴在下面的筛子上，麦芒扎得疼痛不说，更可恨的是成群的蚊子好似要吃人，叮得他浑身奇痒。经历了无数次的吃苦遭罪，路金树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多次受到表彰、嘉奖，并被任命为机务队队长，197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天津知青代表他先后出席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知青积代会和天津市第二届知青代表会。
1979年，路金树返津前站好最后一班岗，教老军工的子女学会开拖拉机、收割机，农机队后继有人了，他才放心地离开了终身难忘的前进农场。
1965年从北京来的知青刘淑英回忆军垦生活时光时说：“北京知识青年为暖泉农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改变了环境，环境也锤炼了人。初来时文弱的北京知青，已经成为黑黝黝的硬汉和吃苦耐劳的铁姑娘。在创业的战斗中，一部分北京知青脱颖而出，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一连的董桐玉、三连的程思樵、七连的由明巨分别担任过副连长；我和四连的张紫霞担任了政治处干事；一连的侯金莲、段淑琴，六连的陈更生等被选拔为学校教员。暖泉农场在兴建起中学后，北京知青张振明、付大易、李建英、金佩丹等经锻炼成了教学骨干。老职工们的子弟不但学到了知识，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高考升学率也是周边最高的。周昌、王吉书、郭书贞、谭英、王文琪、黄番倪等成了英姿飒爽的汽车、拖拉机驾驶员，杨秀琴、刘建梅、李玉茹、史耕耘等成了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林久恕、杨玉廷、于化中、杨金锋等成了会计，农场的理财能手。”
何君倬，高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5年到平吉堡农场，干农工，当出纳，任教师。1979年返京，任《旅游时代》、《旅游》杂志社编辑、记者。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为平吉堡培养出了农垦系统第一批大学生。
当时的平吉堡非常落后，文化水平很低。大批知青来后，农场决定利用这个资源发展教育，要“团部有中学，连队办小学、学前班和幼儿园”。
何君倬等一批优秀但“出身不好”的知青被充实到学校当教师，占到了当时教师队伍的90%以上。他们爱岗敬业，业余脱土坯盖校舍、建厕所，打机井；用勤工俭学的收入置办体育器材，建起了篮球场、足球场；组织文艺演出、举办运动会……他们热爱学生，发山洪时，手拉手把学生救出来，再一个个送回家。英语教师杨春福，奋不顾身顶住将要倒塌的砖墙，保护了学生。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出身不好”再不能成为选拔教师的障碍。他们的加入，使平吉堡农场的教育事业步入“最好时代”。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何君倬和同事们一心要让平吉堡破天荒，不惜自己当拓荒牛。他们凌晨4点即起床备课，骑自行车到30公里外的市区中学请教名师，听观摩课，搜集教参。
何君倬是高考班的班主任之一。他想方设法给家远的学生借房子住，让尖子生集中在一起学习不休寒暑假。他和妻子同是教师，经常不能按时下班，顾不上管自己的孩子。有一回孩子在家饿得吃了地上长的毒蘑菇，两只眼睛都肿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贫瘠的土地上终于飞出了金凤凰！袁其国、胡立中、陈继芳、刘金凤、刘宝龙……都考上了响当当的重点大学。捧着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何君倬和学生都哭了，他们的梦圆了！如今，这批学生已成为栋梁：袁其国——正厅级干部，刘宝龙——重点煤矿矿长，刘金凤——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何君倬感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挖沟开渠、种粮植树，是为后人留下有形资产；而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合格人才，则是积累丰厚的无形资产，长期有效。当贺兰山下的文化拓荒牛，再苦再累都值了！
孙大成，1965年从北京到宁夏平吉堡军垦农场落户，1970年升职当司务长。西干渠扬水工程指挥部成立后，调他去负责30多人的吃饭问题。食堂是新建的，边准备边开伙。粮油菜是用毛驴车从几十里外拉回来的。夏天雨水多，路泥泞，驴车没法走，孙大成就自己负重往家背。有一次突遇瓢泼大雨，淋得他全身透湿，冻得浑身发抖。烧柴要去贺兰山里打，每星期一次。近处低处的枯树找不到了，就往更高的山上爬。有一次他在悬崖边砍枯树，一斧子下去斧头掉了，身体也跟着摇晃了一下，吓出一身冷汗。
工地昼夜会战，食堂工作一点不敢马虎。而当时是计划经济，粮油及副食都是定量的，没法满足需要。孙大成想办法到银川冷库买来冻鸡蛋给大家吃。转眼天就冷了，孙大成忙着买煤、腌菜、修理门窗，还从陕北拉来一汽车土豆。第二年春天，他动脑筋劈出40亩菜地，买来《蔬菜栽培学》，并请教老职工学习栽种。功夫没白下，秋天，孙大成收获了沉甸甸的向日葵，30斤重的大西瓜以及各种各样的蔬菜。
工程结束清账时，食堂收支平衡，略有盈余，顺利移交。1974年孙大成光荣地入了党。团领导多次以他为例教育出身不好的知青：出身不能选择，但只要表现好，一样可以入党、提干，有光明的前途。1979年孙大成回京，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车平生，初中毕业那年16岁，不顾父母反对，凭着一股子热情从北京来到宁夏前进农场。面对滚滚黄沙、茫茫盐碱地，还有土炕土灶、煤油灯等，难以想象的荒凉简陋令车平生困惑彷徨，但想到离京时的誓言，她坚定地留下来了。
经过一年的适应性锻炼，车平生们与老职工混编，种棉花、掰玉米，样样农活一起干，几年下来，掌握了各种生产技能。1969年底，车平生被选调到武装值班连任班长。由于增加了军训，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了以前。车平生仍然不甘人后，论实弹射击，她五发四十八环名列全排第一；论生产劳动，她带领的女战士班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寒冬，她和战友们凌晨四点就起床，冒着刺骨的寒风，肩拉手推运粪肥，常常是围巾结冰，棉衣染霜，内衣被汗水浸湿。酷暑，她们起五更睡半夜抢收麦子，顾不得腰酸腿痛，蛀虫叮咬。每天超过十二小时的超强劳动，车平生顽强地挺住了。
1972年冬季，因参加农田水利工程会战，车平生没能及时回京见父亲最后一面。
1973年底，新婚才七天，车平生夫妇就双双去了工地。每天8方土的任务，因为排水沟宽21米，土要甩得很远，等于至少挖20方土。车平生握锹把的手起了水泡，水泡变成了血泡，血泡又变成了老趼。一场会战下来，她消瘦了许多。
1974年，车平生被选派到农场学校任教。她热爱教师职业，热爱学生。为了提高自己胜任工作，她报考了函授学校，白天上课，晚上自学。后来，根据政策，一批批知青相继返京。走还是留？车平生面临考验。为了农场的教育事业，为了践行来宁时的誓言，她毅然选择了“留”。她说：“这里的孩子需要我，我不能走。”知青走后，新补充的教师经验少困难多，她孜孜不倦地耐心指导，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教学工作。辛勤耕耘换来了硕果，她教的学生名列前茅，她本人也多次被农场和市教育局授予优秀教师称号。
2000年，车平生不幸患上了乳腺癌，为不影响丈夫工作，她独自回北京切除了肿瘤，就匆匆回农场医院作化疗。身体尚未康复，她又站在自己热爱的讲台上了。
车平生以行动实践了“把一生献给边疆”的誓言，宁夏农垦的辉煌有她的贡献。
1965年汪则民随第一批杭州知青到永宁县，被分配到养和公社北全大队第八生产队落户。刚来时，她年龄小，身体单薄，无论是生活还是劳动碰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她凭着耐心和不服输的顽强精神，虚心向社员群众求教，刻苦学习各项农活技术，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就学会了各项农活，受到干部社员的好评。1969年她与当地青年农民钱金斗结为伉俪。1974年她被推荐当上了养和公社北全小学的民办教师。她敬业、爱教、关心学生，针对来自农村学生不同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努力教好每一个学生。她把“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从教的座右铭，利用课余时间，刻苦自修，不断积累教学经验。1978年通过自学考试，被正式录用为公办教师。198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教学认真，关爱学生，得到学生的爱戴。她带的班级每年统考成绩在全县都名列前茅，先后多次被评为全县、教育系统先进教师。由于教学成绩突出，1989年，被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工委等多次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她曾先后担任学校教研组长、副校长，1996年担任了校长。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汪则民培养了一届又一届合格的学生和众多的人才。她为永宁县的基础教育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江声达原是永宁县农场知青队的，调整后安置到东升1队。干了不久就被安排到生产队养猪场当饲养员。他一边养猪，一边向老农学做豆腐。每天天不亮起床，磨豆腐、喂猪，吃完饭挑担子外出卖豆腐。他喂猪过程中，注意科学饲养，按照定量，从不克扣猪饲料，他不仅把猪养得肥头大耳，还从磨豆腐经营中增加了集体收入。赢得社员群众的一致好评。1970年他被推选当了生产队会计。由于他劳动踏实肯干，为人诚实，1973年由队里贫协主席做媒，给他介绍了当地一位漂亮的回族姑娘，经双方自由恋爱，最终结为伉俪。同年，他又被借调到县种猪场养猪。1974年，他又被调到永宁县良种繁育场当了会计，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从此一直干到退休。
在派去修包兰公路国道中，一名杭州知青在没有电的夜晚，以拉得小提琴优美的音乐，吸引了住处当地女子的歌声，最为奇特的还不是琴声响起，就有歌声来回应，一次在琴盒里居然放了一束紫红色的玫瑰，给远在异乡的知青莫大的安慰和许多浪漫的联想。当然，音乐也给当地老乡不少的精神享受，甚至还有受到启迪而走上新的人生之路的故事。杭州知青陈咏平回忆：那年她20出头，任三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数学和全校的唱歌。一个周日，她弹起的风琴引来一位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说听到你的琴声，想来唱几首歌。她用风琴伴奏听姑娘唱了《红灯记》唱段，一曲下来，她惊讶地发现，小姑娘的音色、音准、节奏、韵味很不错，于是陈咏平三顾茅庐，做通姑娘家中思想工作，让姑娘跟她读书学习唱歌。后来，经她精心培养，这个名叫黄凤霞的姑娘不仅代表增岗公社在县里文艺汇演中捧回了第3名的奖状，又被选入永宁县文艺宣传队。小学毕业前夕，黄凤霞被银川市文工团招走，成为正规艺术团体的一名合唱队员。
知青移民带来的生活习惯，也使当地人生出许多好奇。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有许多生活理念给封闭的西北农村一股清新之感。当年杭州知青的到来，就曾打破永宁当地农民几辈子以来平静如水的生活。青年队成了他们尤其是小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些从杭州带来的日用品，常常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过去银川人对上海来的移民有首歌谣唱道：“阿拉上海人，来到宁夏城，锅锅碗碗都不带，带了个尿水盆。”而这时的永宁人，他们把热水瓶叫做暖水壶，认为能使开水一晚上不凉的瓶子，里面肯定有电在作崇。知青们一早起来忙着刷牙洗脸的时候，就有一大帮孩子围在门口看稀罕。看到知青三天两头换洗衣服，老乡就奇怪：“你们的衣裳没穿烂，怕都洗烂了。”但很快，他们跟着就学，而且发觉，经常洗的衣服不光穿着舒服，因为减少了汗渍和油污的腐蚀，反而更加耐穿。知青还分片到各生产队去访贫问苦，开办扫盲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吸收贫下中农的孩子参加文艺演出，一些和知青年龄相仿却已经拖儿带女的年轻媳妇，看到知青朝气蓬勃的生活状态，不禁流露出万分羡慕的神色。
知青们由于在城里受过正规教育，往往多才多艺，他们到乡村，不仅改变了农村青年生活的单调乏味，促进了当地的文体活动，象杭州知青凭着对文学的爱好，还曾在1970年创刊办过《新青年文艺》，虽然传播不多，后不再继，但这种年青人的闯劲和强烈的爱好，还是值得珍视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无论当地人还是知青移民都是大事。在那个年代，由于杭州知青下乡时间较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年龄都近二十五六了，所以不时有知青恋爱结婚。由于没有家底，也由于革命的意识灌输成功。知青结婚一不用彩礼，二简单朴素，在当地的确也成一种移风易俗的样板，给当地人很多惊讶。
知青移民带着城市文化的基因和先进的生活理念给封闭的农村带去了清新风气。至于运用知识，当好农技员，搞好科学种田以上已作论述。总之，银川地区有近千名下乡知青在社队及农林牧渔场担任会计、保管员、记工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拖拉机手等各种农村基层专业工作，他们以自身的文化科学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创造社会财富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