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老城解放东街宁夏工会大厦东侧， 协力厚大药房后面有一条小巷叫崇信巷， 从文化街北巷口才能看到崇信巷的巷牌。 蒋惠安先生 2012 年在《新消息报》撰写的《纳家巷一带旧貌》一文， 对老崇信巷作了怀旧描述：“我对这条巷子很熟悉， 北到文化街，南到解放街， 是一个幽静温馨的小巷，从巷口到巷尾大家都相识， 邻里和睦相处。 这个小巷里走出了宁夏象棋名将任占国， 画家任重。 巷子东面有一个高台大门， 两连套的大四合院， 刚解放时住了几家日本人，乒乓球名将庄则栋现任妻子佐佐木敦子就住在那个大院， 那时她就读于实验小学。日本人搬走后住进去八家老红军。 巷子南口东边的银川市文化馆， 刚解放时叫民教馆，东面是乒乓球室，西面是报纸阅览室， 东西厢房是活动室。 在西厢房里， 版画大师力群曾在那里教过赵宁安、胡振伟等国画名家,乒乓球室走出过宁夏的乒乓球好手李维新、景国礼、丁钰。文化馆一个很大的四合院， 临街的大高台引人注目 ，是附近孩子的天堂， 随便出入。 和蔼可亲的门房老人， 姓福， 家住崇信巷， 曾在部队当过班长，孩子们仍然亲切地叫他老班长。”
崇信巷由一个个宽窄不同的四合院组成， 从南巷口到北巷口的许家院子、蒋家院子、刘家院子、苏家院子、任家院子、李家院子、张家院子、王家院子等等。 街坊邻居相识相处几十年， 传承祖业上百年， 并没有一家姓“纳”的住户。 1936 年的“宁夏省会图”，在今银川市惠民巷与民族北街之间，标注的“纳家巷”名称， 听老辈们讲应该是“那家巷”。 因清代那姓旗人（满族人）建造的那家府， 庭院深深， 地位显赫，而得名那家巷。 据说那家还是清末被流放的皇亲端王载漪的儿女亲家， 在改朝换代的大变革中， 那家举家迁走了。 马鸿逵执政宁夏后， 又将那家府院改造为四姨太的公馆。 1936 年正是马鸿逵当政期间， 绘制“宁夏省会图”的官家， 为了讨好， 也为了避嫌， 将那家巷变成了纳家巷。 解放后， 那家府大院回到人民手中， 政府安排了滞留宁夏的日本人居住。 日本人身着和服， 穿着木屐过巷提水的情景， 老邻居们至今还有印象。 1956 年日本人离开后， 那家巷也换了新名“崇信巷”。 高台大院住进了秦有华、甄海清、王文珍、李造福四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和老郭、老田、赵国祥、李步保四家陕北的老红军。 前院住着老郭、老田、王文珍和李造福， 后院最宽敞的两套房子住着秦有华、甄海清， 还住着赵国祥和李步保。 巷子的居民对老红军们非常敬重， 亲切誉为“红军八大家”， 成了崇信巷的骄傲。 老红军的子女也融入崇信巷的发小队伍， 现在亦常来常往。 甄家老四在崇信巷和惠民巷中间开的“甄老四餐馆”， 是老邻居经常相聚之处。 还有一些解放前参加革命的陕北老干部也曾在崇信巷住过， 如 50年代住在巷子东北第二派出所后院的赵国堂、刘万福等， 60年代住在巷子中部的马若飞、刘宝泰等。
佐佐木敦子
佐佐木敦子， 1944 年生于沈阳。 她在回忆文章里讲：“我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家里排行老三。 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做为援华专家留下来， 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 1954 至 1955年在银川呆了两年， 读小学四年级。 随后去了甘肃张掖， 又辗转到兰州。 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 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 1962 年， 父亲患病在兰州去世。 1967 年， 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六个回到了日本岛根县老家。”
连续三届荣获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庄则栋，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1985 年与第一位妻子钢琴家鲍蕙荞离婚。 随后他的球迷佐佐木敦子走进了他的生活。 1987 年佐佐木敦子为嫁给庄则栋， 被迫放弃日本国籍， 移民北京。 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 两人的婚姻遇到了重重阻力。 于是， 庄则栋给邓小平写信， 最后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下， 1987 年 12 月 ， 佐佐木敦子加入中国国籍， 得以和庄则栋成婚。一直陪伴到2013 年七十三岁的庄则栋在北京逝世。
十岁时的佐佐木敦子， 曾住在银川崇信巷的那家高台大院， 就读于银川实验小学， 她的班主任老师苏文第也住在崇信巷苏家院子。 苏文第老师 1955年冬与佐佐木敦子等四位日本学生分别时， 在银川宝珍照相馆的合影， 一直珍贵地保存着。《百年银川》一书“佐佐木敦子的银川经历”一文中， 刊登了这张照片。 年过古稀的实验小学的同学， 崇信巷的邻居女孩， 对跟她们学会了跳皮筋、踢毽子的日本女孩记忆犹新。
银川“第一居民楼”
崇信巷北头的文化街， 现在农发行东侧， 过去有一居民楼， 银川最早的居民楼。 这座 1965 年建成的红砖外墙的三层居民楼， 在平房群里， 十分抢眼。 尽管是共用的水房和卫生间， 尽管是在走廊做饭， 冬季提煤取暖， 多少羡慕的眼光， 让住在银川“第一居民楼”的市民沾沾自喜。 1994 年银川“第一居民楼”被拆除了， 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一居民楼”楼下的文化街副食商店， 难以忘怀。“文革”期间， 崇信巷十来岁的中小学生，“革命造反”资格太嫩， 学校又“停课闹革命”， 加之武斗时发，家长不让远出。 学习下象棋， 便成了的孩子们的活动之一。 近水楼台， 副食商店门口的几个棋摊， 便是他们频繁光顾的地方， 先是观看， 后是参战。 1968 年之后， 人们从“文革”的派性斗争中渐渐退出， 文化街副食商店象棋摊子陡然增加， 有时多达十余摊， 在副食商店门前从东摆到西。 崇信巷的少年棋友， 为了能提高棋艺水平， 在街头下棋占得上风， 常常聚在一起， 找来旧棋书进行练习。 日复一日 ， 崇信巷居然出了七名银川象棋好手， 参加自治区和银川市象棋比赛均有上乘表现。 最出名的当属任占国， 他多次在宁夏全区象棋比赛中荣获冠军， 在区外和全国大赛中也时有佳绩， 2010年在河南安阳举办的全国老年象棋比赛， 荣获个人第三名。 他大刀阔斧的攻杀型棋风， 很有看点， 象棋对局常被棋书选用。 他与全国冠军胡荣华、陶汉民等特级大师对弈的棋局， 成了全国象棋教材典型的“反面实例”。 2013 年全国性象棋杂志《棋艺》连载了“宁夏象棋界的常青树任占国 ”一文， 生动地描述了他的象棋生涯。
难忘的四合院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 崇信巷以姓氏称谓的四合院， 改用门牌号码称呼。 从巷东红军大院开始为一号院子， 往北转到巷北口 ， 再由北向南排列，巷西的院落较多， 从五号排到十七号。 中部的十二号院子最为熟悉， 大门在院子东北， 有门庭， 分大门、二门进出院落。 大门房是古风古韵的平房老建筑，门额悬挂一大匾。 立木平房式的四合院， 西房为砌在高台上， 带有廊檐的五间正房， 年久失修已毁。 东房是带廊檐的三间半客房兼书房， 北房和南房各五间为厢房。 后院有磨房、牲口棚、草房、茅房等。 院内东北凿有水井， 水咸不能饮食， 洗漱之用。 东南角长条形的耳房像是家族库房， 大宗线装书， 在书架上封尘， 还有一些字画， 零乱堆放， 以及成捆的绿瓷大碗、乌木筷子等生活用品。 后来书画不见了， 听说书画连同古典式书架， 都让大人们陆续给卖了， 书香门第也随之空有其名。
著名国画家任重的父亲任民业， 在十二号院子长大， 长期担任学校美术老师。 网文称： 1976年出生的任重， 幼承庭训， 随父习诗文书画。 对传统文化有特殊的爱好和认识， 不独以画见长。 其人心静如水，志节高迈， 治学态度严谨勤奋。 故其作品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渊雅静穆， 清逸高古。 幼时即获美展大奖， 十六岁时作品《白山茶》获全国“明星杯”书画大展金奖。 1997 年作品入选“97 首届欧洲中国艺术大展”和文化部主办的“北京首届国际扇面书画艺术大展”。 出版有《任重工笔高士作品选》、《任重扇面作品集》、《任重花鸟画集》。 2015 年在胡润艺术榜上，三十九岁的宁夏国画家任重， 以五千六百零八万元的总成交额排名第三十六， 在五十岁以下 的少壮派国宝艺术家中， 总成交额排名第一位。
老崇信巷的衣食住行
老崇信巷的大小院落各具特色， 多有大院门和门庭， 有建在高台阶上的正房三到五间， 有相互对称的厢房三到五间， 另有左右耳房。 房子建筑结构多是立木式平房， 外观高档的有翘角飞檐， 还有具有观赏价值的砖雕木刻， 有的室内木制墙屏画栋雕梁， 古朴典雅。 方格式老窗户， 仅有一小块玻璃， 其余全用纸糊。 所谓“捅破窗户纸”， 就指此类窗户 。 巷子南口是解放街，东侧是合作理发店， 西侧是国营寄卖店， 再往东就是银川文化馆。 银川老城当时成片的平房， 造就了孩子们从小就擅长爬墙上房。 文革期间， 五、六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在文化馆房顶上玩， 忽然听到吼声， 吓得赶快逃跑。 一个孩子下房较慢， 被在文化馆开会的“造反派”抓住。 几个“造反派”提着钢鞭， 拿着长矛， 让他领着， 到崇信巷挨家挨户捉拿上房的孩子到文化馆。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家长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一阵威吓， 一阵讯问， 还有钢鞭的皮肉之苦， 最后审查不是另一派别的“探子”， 才放孩子们回去。崇信巷各家绷紧的神经， 也趋于平静。
巷子南口再往西是城区医院， 不到非去看病， 很少光顾。 粮油定量， 副食品珍贵，“头疼发烧， 想吃面包”， 面包真的可以当药治病。 被饥俄纠缠的 60 年代初期， 称作“低标准”， 见面问候“吃了没有？”既是关心， 也是渴望。 春夏之交，“艾吆， 苦苦菜吆， 酸倒倒”的叫卖声， 飘荡在崇信巷， 令人回味。 如今的艾、苦苦菜仍然有着诱人的魅力， 而且从家用野菜登上大雅之堂。 那时的银川人， 穿着以布料为主， 款式为中山装、列宁装、春秋衫、学生装等。 老年人虽然以穿中式服装为主流， 但多数妇女从大襟衣服改为对襟衣服， 大白腰的中式裤子被简洁得体的西裤所取代。“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服装穿着提倡艰苦朴素， 以补丁加身为荣。 黄军装及其仿制品， 蓝帆布的工作服都曾经当过时装， 受到人们的喜爱。
崇信巷居民的生活源泉， 文化街粮站和文化街煤场， 位于文化街和鼓楼北街交汇处的路北路南。每月买粮的日子， 深深印在脑海里。 烧火炉做饭取暖的年代， 煤炭是家里的必需品。 经济拮据的家庭居多， 三天两头买煤， 五毛钱可买小半麻包煤球， 背到崇信巷家里。 能整车买煤炭的时候， 筛煤、和煤饼也还是家常便饭。“银川人， 生的犟， 不置铺盖光烧炕”。 占去半间房的大炕， 靠小炉子烧炕取暖， 且缺少热量大的无烟煤， 火势不旺， 严冬睡觉冻耳朵是常事。 老宅旧屋光线暗， 伴随孩子们学习的是煤油灯。 用上电灯， 已到了 60年代， 十五瓦的白炽灯， 在孩子们眼里就是太阳。 老祖先留下铜制的各式精致煤油灯， 以及铜钱、铜盆、铜钌扣等， 都被孩子们当做废铜烂铁， 偷着卖给了中心巷的废品收购站。 吃水有两种情况： 食用水是对面崇俭巷“西府井”的甜水，自己挑或等拉水车送。 为了省每桶二分钱， 有半大小子的家庭， 自然选择挑水。 院内的咸水井， 洗涮之用。 因此提水小桶、挑水大桶和竹、木扁担， 家家户户必备。 点炉子生火的木柴， 封火的煤核也是必备。“担水劈柴拾煤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伴随着银川的发展， 原来的四合院， 多在空地上盖上了新房， 五湖四海的新银川人住了进来， 真正成了老百姓的院子。 孩子们的玩耍游戏， 与现在相比，天壤之别。 玩“躲老懵懵”（捉迷藏）， 九号院子的大草房， 各个院子的门庭过道都是好去处。 打“尖”也非常有趣， 一个两头尖尖的小木棍， 在双方的“抄”声中， 迎来接往， 落地为定， 丈量尺寸， 以求胜负。 盛行一时的弹珠子， 讲究弹疆、杠板、溜虎洞。 新珠子称作“新嘎拉”， 破旧珠子叫“烂码头”， 街巷院落处处可见弹珠子的孩子。 玩杏核核， 砸黑锅锅也是男孩子所爱。 女孩子则是跐方、夹包、跳皮筋、踢毽子、玩羊拐。 东西都自制的， 小方包是一针一线缝的； 毽子用铜麻钱缝底， 连上鸡毛管， 插上鸡毛做成的； 羊拐也是真的羊骨头， 不像现在是塑料制品。
当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三大件是奢侈品， 外加收音机， 就是令人羡慕的“三转一响”。 十号院子的张新民是那时崇信巷的传奇人物， 凭票供应的年代， 能买上奇缺的板油。 他知道缝纫机的名牌是“蝴蝶”、“蜜蜂”， 自行车的名牌是“永久”、“飞鸽”， 带红箭头的“上海牌”手表最好， 收音机要买六管三波段的“红灯”牌。 他率先买了名牌“三转一响”， 买了最早的日产录音机。 他率先到外面的世界开眼界， 带回在上海、南京等地留影的黑白照片。 他还成为崇信巷最早穿有机玻璃扣子、涤卡中山装和三接头皮鞋的潮人。 他也是最早扒掉土炕， 换上钢管床的带头人， 影响了一批老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 老崇信巷从南到北， 家家户户都熟悉。 邻里之间关系融洽， 谁家的锅大碗小， 了如指掌。 同龄人多是同学、邻居双重身份， 或兄弟姐妹之间又是同学。 再加上世交， 人际关系相处轻松， 盼望早日长大成人， 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1990年崇信巷旧房拆迁时， 老邻居们基本上都离开了那儿， 多安排在西桥巷和永康巷。 改建后的崇信巷， 南巷口被高楼大厦封堵， 成了不通解放街的死胡同。几十年过去了， 伟大祖国走上了繁荣富强， 崇信巷老邻居相聚时， 总忘不了艰苦奋斗的岁月 ， 忘不了见证成长的崇信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