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废品收购由公家管理，与其他行业一样，并未交由私人经营。银川老城的银川废品收购站是名副其实的国营单位，总店在中心巷北口（现鑫欣自行车城），还有西塔南边的废品收购站和向阳（鼓楼）南街的“小土群”（“小规模、土办法、群众性”）加工厂两个下属单位。
现在中心巷北口，旧时有座财神楼，据说鼓楼西大街就曾称作“财神楼街”。财神楼之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是银川老城经营牲畜草料和市民日用草枝的地方，因而得名“草巷子”。草巷子南端与财神庙街（现新华街）交接的十字路口，旧称四方街口。因为草巷子居中，所以到民国后期改名为中心巷。老百姓的“草巷子”一直叫到60年代。银川废品收购站在中心巷的位置，老银川的长辈说那就是财神楼旧址的所在地，只是生在新中国的银川人，谁也没见过财神楼。曾经坐落在新华街老人民电影院旧址的财神庙，与财神楼又是什么关系？目前的资料，没有找出答案，有兴趣者可去考证探秘。
1971年新年伊始，我到银川废品收购站打工。中心巷的废品收购站是工作的中心，大门面东，旁边是五间相连的废品收购营业厅。每天一上班，首先是“雷打不动”的一个小时“天天读”，学习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学习“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唱革命“样板戏”的时候，还点名让年轻人唱“样板戏”选段，记得《红灯记》选段最火爆。我们五个小嘎子，编在一个组工作，主要是装汽车，拉架子车。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年轻人就业，向往的是新市区或是大武口的国营大工厂。废品站当搬运工是近视眼造成的无可奈何，期盼的是能在老城的国营单位转正。
70年代对废纸的利用和处理，主要是通过简单的蒸煮、疏解、打浆、洗涤后用于抄造卫生纸和低档箱纸板。银川废品站对废纸的处理，主要是用机器进行挤压，打成长方形的纸墩，以便运往造纸厂。中心巷废品站院子给废纸打包的打包工，也是苦活，又脏又累，因为是机器打包，女工也能干。门市部和大院收废品的营业员，是当时年轻工友的羡慕和追求。
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大量带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四旧”书籍，以及外国书籍，成了“封资修”的破烂，被卖进了废品收购站。有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以及《诗经》《论语》《左传》《老子》《孟子》《孙子兵法》《史记》等，还有外国名著《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童年》《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我们几个在灰尘弥漫的书堆里，装袋打包，装车外运。遮灰的破帽下，一个发黑的大口罩，看不清模样。收书的老张，挑选一些书放在座下的破箱里，闲时拿出来看。工友同事，有的不爱看书，有的喜欢在书堆里挑选爱看的小画书，选看中外名著的，多是上过中学的。自己对中外名著等也喜欢看，包括如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是对这些逐渐列入批判对象的书，以及提出的批判观点，似乎都很“革命”，不大敢收留。原以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随着左倾思想占上风，书中对爱情的描述，几乎都遭到批判，认为是“书不够，爱情凑”在作怪，“毒害”青少年。我们这些小年轻头脑里原有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和当时的“读书无用论”，纠缠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可能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影响，感到自身文化欠缺，对一些数理化和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饶有兴趣。天文方面的书很稀罕，但对宇宙、太阳系有描述的书刊，总忘不了仔细看看。废品堆里看书学习，逐渐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虽不系统，毕竟有了一知半解，打下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那时的中心巷废品站对面是银川市糖业烟酒的副食合作商店（现农业银行宁夏分行），低标准时期，曾在这里的大食堂吃饭，很少有吃饱的感觉。中心巷的中部有居民生活必需的粮店和蔬菜商店，只是买粮买菜还要带上粮本、粮票、油票、豆腐票、粉条票等。沿居安巷向西到崇俭巷的西府井，银川中部有名的甜水井，我们的食用水，就是从西府井挑到崇信巷老院子。中心巷两侧多是四合院、两合院，住房多是立木土坯平房。站在平房顶上，最吸引人的是鼓楼和西塔，再就是老百货大楼和邮电大楼。废品站北头，面临解放街的是一家羊肉店（现大妈饺子馆）。住在附近的老银川，大多都有穿着棉大衣或羊皮大衣，拿着肉票在草巷口口排一夜队，买羊肉过年的经历。
西塔南边的废品收购站（现西塔商贸城），南侧紧靠南城墙，西边有很大的空场地。大院里的废旧铁件堆成小山，主要是铁丝铁皮。由于生铁便宜熟铁贵，生、熟铁分开堆放。我们经常拉着架子车，去工厂拉废铁，最难装的就是铁皮铁屑，看着装满了，其实没多重。从东门永康巷的金属制品厂拉到西塔，过秤后斤数不够，挨批评不说，第二天还要补上。那时西塔南边的利群街（三省巷）、利民街（铁匠街）、进宁街（木头市巷）和小南门，有砂锅窑、陶瓷厂、毛口袋社等合作单位。他们的工人羡慕废品站的工作，认为这是在正儿八经的国营单位上班。西塔废品站紧邻南城墙，过去就是南环城路（南熏路），出城了。城外的红花公社光华门大队，也经常光顾，城边半城半农的作坊，也是出废品的地方。
废铜烂铁，家家都有。尤其是家用铜制品，明显比现在多。破“四旧”的时候，家里的铜锅铜盆等，几乎都进了废品站。封建社会的铜麻钱，银川话叫“麻钱钱”，每家都有一些。买东西不能用了，做鸡毛毽子垫，却是好东西。铜的废品收购价也不相同，紫铜一斤两块二，黄铜一斤一块五。家里卖出一斤废铜，可买十来斤米面，或三四斤羊肉。孩子们有废铜烂铁就是宝贝，偷偷拆掉老旧家具的铜货，卖给废品站，成为老银川的趣事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美观实用的印花搪瓷盆一出现，很快受到人们的喜爱，铜盆遭到淘汰。不生锈的钢精铝制品的出现，取代了不易生锈的家用铜制品。电灯一普及，铜制的各式煤油灯，纷纷走进了废品站。若是放在现在，各式各样煤油灯或许是值得收藏的工艺品。
银川的废品收购站没听说收过高档文物，外省确有其事，著名的有三件。第一件：战国高子戈，国家一级文物，制作于春秋时期。1970 年被山东淄博几个小学生在野外偶然发现，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件战国青铜器。孩子们不知高子戈的价值，把这些“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得款五块九毛七。后来当地文管部门得知这一消息，现场查证是为无价之宝，把高子戈从废品收购站“拯救”出来。第二件：人面青铜鼎，制作于商代，是世界上唯一有人脸形象的青铜器，价值难以估量。1959 年湖南宁乡县农民在耕地时，无意从土中把它刨出。由于不便携带，农民把它砸碎后，卖给当地废品收购站。后经过文保部门的多方搜寻追讨，侥幸得以把碎片全部追回，重新修复了这件宝贝。第三件：何尊，西周时代古物，国家一级文物。1963 年，陕西宝鸡农民无意间在土崖中发现。保存两年后，把它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得款三十元。当地文保部门普查时，在废品站发现了它，又花了三十元把它赎回。何尊有巨大价值，底部铭文上有“宅兹中国”四个字，其中“中国”二字被确认为历史上首次出现。
银川废品收购站新华街的“小土群”加工厂，坐落鼓楼（步行）街南头的一个小四合院（约现森马大楼位置）。主要工作是粘补橡胶轮胎，汽车用过的废轮胎，马车还可继续用。那时的马车、驴车多于汽车，尤其是有驾辕马和两三匹拉车马组成的大马车，车胎与汽车轮胎一样。“小土群”加工厂的女工多于男工，算是废品站的技术工。废品利用，变废为宝，说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地方。可惜好景不长，没去多久，就被抽调到东门，代表废品站去挖防空洞主干道。
1971年7月，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下，从东门到羊肉街口开挖银川市区的第一条防空洞。那时也出现挖出“宝贝”的情况，记得那是一罐子铜麻钱，起初一串串清晰可见。懂行的赶快去叫文物管理人员，他们来了，铜麻钱变成一罐子绿灰，凝固在一起。什么人埋的？为什么要埋？真希望有人去追寻老银川的历史。
废品回收再利用，一直存在各个时期的。解放初期，在银川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废品收购工作。1957年广泛推广“公私合营”的时候，废品收购行业也整合零散的私人、家庭式的废品收购。银川市供销社牵头，成立了废品收购站，先是合作单位，六十年代转为国营单位，个体废品收购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在垃圾堆里捡废品的人，仍然活跃在城乡各地，把捡来的废品，卖给废品收购站。崇信巷老院子里，就住着一位以捡废品为生的宋老头。他不嫌弃住房是过去的牲口棚，常年拾垃圾、捡废品，分类归堆卖给废品站。他善于自娱自乐或与邻居逗乐，尤其是一些顺口溜，印象深刻。如“雨、雨大大地下，精勾子娃娃不害怕”；“烧包鸭子烧包鸡，一分钱买两个小鱼鱼”；“大辫子，齐根根，脸上没麻子有坑坑”；“小脚脚，鸽拧拧，走起路来照影影”；“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狼叼没人管”，至今难忘。
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将城市和农村人口按照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转非”户口受到指标的限制，进城定居很难。城市人口凭粮本买粮生活，外出带粮票才能吃上饭。再加上农村集体出工的工分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基本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1982 年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农民开始外出打工，废品收购是他们进城打工选择之一。北京做过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在北京从事废品收购的，人数比较多的来自河南固始县。银川也一样，近几十年从事废品收购的，不是河南人，就是安徽人，当地人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废品收购行业。
我们那时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多时是搬运工。奔波在工厂之间，不管是在别人眼里，还是自我感觉，比工厂工人低人一头。当时的银川废品收购站是供销公司的下属单位，每逢农忙，还要到八里桥附近的供销服务农场去劳动。插秧、割麦子去的人最多，从手生到熟练，小伙子们还互相比试。农场的情况不错，粮食连年丰收，果木栽培也有发展。我们几个宁愿在农场多待些日子，也不愿意回去拉架子车。所以在主干道劳动五个月，也没要求换人。废品站拉车组的五个小伙子，本来就觉得臊毛，谁知领导要求学习外地经验，架子车放上一杆秤，走街串巷去收废品。恰逢年底，大家为了挽回“脸面”，决定重新寻找“为人民服务”的新岗位。但是最终离开废品站的只有两个人，因为在老城进国营单位的确也很难。
废品收购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70 年代单位收购废品主要是废铜烂铁，家里能收购的废品不多，就是一些废书、废报纸、塑料制品等。80 年代中期，人们的生活大为改善，喝酒的多了，尤其是喝啤酒成了时尚，从散装到瓶装。在废书、废报纸、塑料废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收购啤酒瓶。90 年代从收购旧书旧报，缝纫机、收音机、录音机，到收购录像机、电视机、自行车。随着家电的更新换代，不少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小尺寸彩电、录像机等成了废品。这个时期的，缝纫机成了摆设，自行车应用减少，更新迅速，因而也成了废品收购的对象。
新世纪的前十年，家电的更新换代又步入了一个时期，平板电视大量涌现，以前显像管的电视机开始淘汰。家用电脑的过时产品，随着中央处理器的不断升级，也在大面积淘汰。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后，年年都有淘汰，收购各类汽车、拖拉机也尤为平常。
自己也很留意当今的废品收购，住在花红柳绿的小区，你会发现捡垃圾的一拨一拨的，从早到晚。走在大街小巷，捡废品的也随处可见，还有环卫工人，先下手为强。最吃香的废品是废纸箱，一公斤一块多钱，处处都有。其次是泡沫包装，虽然分量轻，卖价高，自然受青睐。再就是各种瓶瓶罐罐，也受欢迎。据说有些老人并不为卖钱，而是把捡垃圾当作爱好。有些现象反差很大，如：现在丢放在垃圾箱的木板木棍等，无人问津，过去这些生炉子的柴火，谁家舍得扔呀？一些用旧了的儿童玩具、家用物品等，随处可见当垃圾丢弃。如今收废品的多是骑三轮电动车或摩托车，配有收购废品的喇叭，奔波在城乡居住区。即可现收现卖，也可去转卖。从废品收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银川废品收购站的经历，也是一个小年轻步入社会的开端，学会了看书学习，学会了艰苦奋斗，值得回顾。
（作者系银川市公安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