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滋

杜润滋（1902～1933），原名杜自生，陕西省米脂县城关镇米脂沟村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颇有名气的学府，革命气氛浓厚，革命活动很活跃，对青年时期的杜润滋影响很大。1924年，杜润滋因学生纠纷，被校方责令退学。后经校长杜斌丞资助到北京大学文科预科部学习。杜斌丞较杜润滋年长，是马列主义在陕北最早的传播人之一，对杜润滋革命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1925年，杜润滋来到北京，插入陕西旅京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举办的升学补习班学习。在这里，杜润滋接触了大批思想进步的陕西旅平学生，特别是受到了补习班聘请的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去。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杜润滋带领陕西旅京学生同北大学生一道同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深受同学敬重。 

1926年秋，杜润滋考入北大文科预科班。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惨遭军阀张作霖杀害。11月，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副书记等8人相继被捕，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马骏被敌人秘密杀害。在白色恐怖下，杜润滋不畏艰险，冒着生命危险，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奔走于各大学和门头沟矿区，恢复和发展遭敌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杜润滋作为中共北平东区代表，参加北平市委改选大会。会后，任中共东区区委委员兼北大党支部书记。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20余人被捕，其中13人被敌人杀害。6月，中共北平市委重新成立，市委委员3人，后增补杜润滋为委员。 

1930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杜润滋身份暴露。5月奉中共北方局委派到宁夏开辟党的工作，任宁夏特派员。杜润滋来宁夏时，途经陕北，经联系陕北党组织派马汉文、赵子元、高锦尚等中共党员来宁夏协助他工作。 

在杜润滋来宁夏前，宁夏中学同陕北籍教师黄执中等人建立了联系，经黄执中等人介绍，校长徐宗孺陆续聘请了从北大毕业的杜立亭等人来宁夏中学任教，并由杜立亭代理教务主任。杜立亭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和杜润滋又是同乡、校友，且都是杜斌丞的学生。通过杜立亭的举荐，杜润滋到宁夏中学任伦理课教师，同时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杜润滋来宁夏中学不久，原在河南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和进步青年何高民等人因党组织遭到破坏，也于同年10月初来到宁夏，分别在宁夏中学和师范附小任教。他们与杜润滋一起建立了宁夏党的组织，杜润滋为负责人。 

宁夏中学是当时省城的最高学府。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广大师生忧国忧民，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校内推行的封建式教育强烈不满。杜润滋到宁夏中学后，讲课生动、活泼，又常常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很受学生的欢迎。杜润滋、邬逸民等还经常深入到学生中，掌握了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力量，把共青团员孙殿才、李天才和进步学生梁大均等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又通过这些同学联系了更多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争取和发展了党所依靠的进步力量。 

1930年秋季开学后，由于校长徐宗孺发放学生津贴不公，引起大部分师生不满。他们多次向校长提出质问，校方不予解决，反而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梁大均、杨生连、张韶翎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挂牌开除。梁大均等不服，气愤地将牌子砸了。在徐宗孺的指使下，以郝文元为首的一些落后学生，同以梁大均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先是争执、辩论，进而发展为对骂、斗殴，斗争出现白热化。面对这种局面，杜润滋和其他党员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根源在于学校，可以借这个机会，发动学生将学校的领导权夺到进步分子手中。杜润滋等人公开揭露了徐宗孺发放津贴不公、袒护落后学生等行为。杜润滋还指示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贴出了“驱逐绅士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标语。这一行动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响应，最后形成全校罢课。学生们积极组织演讲会，到处张贴标语。宁中学潮使当局非常震惊，他们派警察包围了学校，并按校方提供的名单，抓捕了13名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杜润滋挺身而出，和其他中共党员一起发动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高呼“罢免校长徐宗孺”“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等口号。与此同时，被捕学生也在警察局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说理斗争。杜润滋还让进步师生串联被捕学生家长，向他们揭露当局和校方的残酷和无理行为。学潮越闹越大，轰动了整个宁夏省城。宁中师生要求公正、民主、进步的行动受到社会舆论和学生家长的支持，而当局野蛮镇压学生的行为则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在社会舆论压迫下，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免去了徐宗孺的校长职务，同时委任杜立亭为宁中校长，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这次学潮以夺得学校领导权、保护新生力量、打击了落后势力而获得最后胜利。但也引起当局的怀疑，从此加强了对杜润滋等人的监视。 

1930年夏秋之际，军阀马仲英趁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马鸿逵部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马鸿宾对其返宁进行暗中监视，严密防范，但表面上仍授以教导大队长头衔。马仲英表面感激马鸿宾的收留，假装无所事事，但暗中却野心勃勃，经常以放鹰、打球为名到宁夏中学活动，接近青年学生，企图扩充自己的实力。经人介绍，马仲英和杜润滋、杜立亭建立了私人关系。杜润滋抓住时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通过关系把中共党员高立仁（原名高锦尚）秘密派往教导大队任教官。又通过高立仁的关系，动员梁大均、杨生连、张韶翎、张振东等20余名青年学生参加了教导大队，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党控制的武装。同时又派李天才到中卫联络青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10余人和马仲英旧部马谦的部分驻军，随马仲英起事。10月，马鸿宾发现了马仲英和宁中师生来往甚密，引起怀疑，准备下手。马仲英闻讯后，急率教导大队逃离省城，到中卫后约旧部马谦和李天才等一批青年学生，共1000余人奔往河西走廊一带。梁大均、李天才等随队前住。 

马鸿宾通过杜润滋、杜立亭支持宁中学潮并支持马仲英反叛这两件事，认为杜润滋等是共产党，因而加紧了对其监视。11月20日，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龙正威拆查了陕北安边小学教师王鼎三给杜润滋的来信，发现信中有“现在社会黑暗，当用朱毛革命精神，快刀斩乱麻之手段从事一切，请兄努力”等语，并从杜润滋住处查抄《唯物史观之社会进化史讲义》等多种进步书籍，还通过邮局查出有《青年》半月刊、《海光报》《国际月刊》等进步刊物在宁夏中学和第一师范学生中流传，马鸿宾便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杜润滋、杜立亭逮捕，并解聘了在宁夏中学任教的陕北教师赵子元、马汉文及邬逸民、刘梅村、黄执中等人。因宁夏当局找不到证据，又加杜斌丞来电营救，37天后杜立亭即被释放，杜润滋却仍被关押在狱中。 

1931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张德生来宁夏找杜润滋开展党的工作。在狱中，杜润滋身份尚未暴露，同时又得到看守所所长魏春田和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同情，因而行动比较自由。张德生设法到狱中和杜润滋会面，传达陕北特委的指示，研究宁夏局势，决定在宁夏开展武装斗争。经杜润滋介绍，张德生与刘梅村建立了联系。在杜润滋的领导下又恢复了党的工作。 

张德生、刘梅村等人利用杜润滋在宁夏中学的工作基础，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当时，马仲英在酒泉失败逃到新疆，梁大均、李天才脱离马部返回宁夏，以师生关系到狱中探望杜润滋。他们一起分析了全国及宁夏的形势，杜润滋说：“没有武装不能成大事，现在要搞枪杆子。宁夏是经过大革命影响的地区，青年学生和群众觉悟较高。马氏家族盘踞甘宁两省，涂炭人民，不得人心，宁夏人民的反马情绪很高。当前就是要组织发动群众，利用地方势力派、杂牌军同马家统治的矛盾，策动起义，拉出一支队伍来。”并确定李天才回中宁县策动地方驻军起义，梁大均负责做马鸿宾部队和其他杂牌军的策反工作，待机组织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 

在杜润滋的领导下，梁大均在省城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学参加过学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杜学义等一批学友，联络地方武装梁韶武，还联络驻扎在省城东郊掌政桥的一个骑兵连和驻扎在省城小南门的一个排，并决定在小南门发起暴动，控制省城。他们又到金积、灵武联络了驻军军官朱榜科。梁大均以代总司令任命朱榜科为旅长，负责金积、灵武两地，密切配合省城小南门兵变。 

李天才按照杜润滋的指示回到中宁，联络了宁安堡驻军特务营机枪连连长孙天才。孙天才答应时机成热时，脱离马部，另谋出路。随后，李天才又找到护路大队长张自箴。张自箴同情革命，表示完全支持反马兵暴。李天才返回宁夏省城，将情况向狱中的杜润滋汇报后，杜润滋授予张自箴旅长之职。 

8月25日，雷中田在兰州扣押马鸿宾，发生雷马事变。为了解救马鸿宾，马鸿宾部主力新编第七师由冶成章率领开往甘肃，宁夏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滋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织宁夏武装暴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杜润滋以“抗日救国西北军”的名义，正式颁布了旅、团两级委任状，并计划在12月23日夜举行暴动。宁安堡是宁夏川区的门户，历来是兵家重地。杜润滋等人决定，这次兵暴首先从宁安堡驻军孙天才所在的特务营开始。李天才接受任务后，秘密返回宁安堡，在特务营孙天才的机枪连内，秘密和外线张自箴联系，约定了起事时间，制定了行动计划。 

12月23日夜二更时分，李天才、孙进朝等人在中宁县南河桥外集合了恩和、鸣沙、长滩等处来的壮勇100余人，作了简要动员后，迅速摸进特务营夺取枪支。但因内线人员、一连连长梁生海记错约定日期，误认为杂牌军闯入，持枪阻拦，一连一排长惊醒，开枪打死了首先摸进连部的长滩壮勇李绪娃。枪声惊动了营长杨寿堂，他立即组织警戒和抵抗，将入营队伍打退，李天才、孙天才、孙进朝等人被抓。李天才被押送往省城，关在宁夏监狱，孙天才被押在营部，后降为排长。孙进朝受尽酷刑，死于特务营。 

李天才等在宁安堡发动的兵变失败后，梁大均等人决定在省城再次发动兵变。但由于组织不严，消息泄漏，当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按约定计划到掌政桥取枪和联系起义部队时，敌人已把这个连的枪支收缴，并将有关人员看管起来。此时，省城四门关闭，满城捉拿“鸡头会”造反人员，李玉柱、王子仁、梁韶武、石万寿等人被捕入狱，梁大均、杜学义从小南门化装出城。原定的小南门兵变遂告失败。 

1932年初，马鸿宾获释，由兰州返回宁夏。李天才等人被宽释出狱。3月，杜润滋经杜斌丞营救，获释出狱，应谢子长的邀请，赴甘肃靖远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与李天才同往。5月，杜润滋、李天才在兰州与中共陕西省委派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焦维炽和在王子元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张东皎、王儒林等人相遇。他们准备去靖远发动起义，建立陕甘游击队。5月25日，“陕甘工农游击队”在靖远水泉堡成立，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杜润滋任参谋长，下辖3个支队和1个大队。游击队的成立、壮大，使地方军王子元大为震惊，他派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营前往水泉堡“围剿”游击队。战斗打响后，游击队以逸待劳，凭借有利地势，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溃不成军，敌营长周维邦在战斗中被击毙。游击队连夜向宁夏海原进发。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游击队到达海原园子河，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整编，将原3个支队1个大队合编为1个支队（第三支队）。这时，谢子长、焦维炽奉命调回陕西，杜润滋任支队政委兼参谋长，王儒林任支队司令，部队休整一段时间后，于6月中旬又重返水泉堡。在水泉堡，杜润滋和王儒林带领部队，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参加游击队，继续扩充力量。仅几天的时间，支队由200余人猛增到400余人。 

正当新编游击队进行训练之时，7月初，敌人对游击队发动进攻。为了保存力量，免遭重大损失，杜润滋决定由王儒林带领少数队员留在石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其余主力由杜润滋、孙作宾带领到靖远交界地带打游击。当杜润滋、孙作宾带领游击队到达扎巴岗不久，遭到敌旅长冶成章骑兵“围剿”。游击队兵力损失惨重，杜润滋、孙作宾遂决定将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待机重新集结。 

7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杜润滋到陕西省军委工作。杜润滋化装成商人，历经艰辛从甘肃扎巴岗来到西安。不久，向中共陕西省委和党中央写了《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工作之教训》的报告，对游击队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9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润滋到上海中央举办的军事政治人员训练班受训。两个月后，返回陕西，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此后，杜润滋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和建设上。 

1933年2月，杜润滋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革命）的排挤，被撤销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和省军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巡视员。他顾全大局，继续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2月下旬，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托随同上海中央局代表刘瑞龙前往陕南巡视工作，帮助中共陕南特委研究创建红二十九军。到汉中后，先向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并初步研究创建红二十九军的有关问题。随后，抵达西乡马儿岩红二十九军军部，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陈浅伦、李良、程得章就红二十九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如何开辟根据地等工作进行了研究。会后，刘瑞龙去汉中川北红四方面军工作，杜润滋留在西乡，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工作。 

4月1日，杜润滋、孟芳洲与陈浅伦等人一同出席西乡马儿岩召开的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准备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等问题。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忽遭混进红二十九军的原反动“神团”首领张正万带领的200余人袭击，杜润滋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立即组织突围。但由于红二十九军主力被派往根据地沿边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军部驻地守备薄弱，杜润滋、孟芳洲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陈浅伦等人终未能冲出敌人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杜润滋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