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景岳（１９１１～１９４１），原名崔廷儒，曾用名崔皓、健仁，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在进步教师、共产党员许才升等人的影响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立下了为革命奋斗终生的雄心壮志。
１９２６年，在许才升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了旬邑县地下党领导的向旬邑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遇难烈士纪念大会等活动。期间，加入共青团，１９２７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在宝塔小学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旬邑的形势，部署了举行农民起义的具体事项。５月６日，党组织决定组织起义，派崔景岳、侯天佑、崔维俊等人提前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起义队伍攻城时做内应。７日，天刚麻麻亮，起义队伍到达坡头塬畔，崔景岳看见塬畔上火光升起，便和崔维俊几人互相掩护，手持斧头，冲到东城门下，砸开铁锁，打开了城门，起义的队伍涌进了县城。天近正午，起义队伍就控制了县城。当即成立了临时苏维埃工农政府，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武装——红军渭北游击队。旬邑县农民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彬乾行署统治者的恐慌与不安。他们一面派兵前来镇压，一面用重金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这些叛徒用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威胁恐吓等伎俩，在起义队伍内部制造分裂，准备叛乱。
６月６日，天刚拂晓，叛乱分子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８日，敌人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歧、王浪波、陈永胜、王廷璧、程国柱７人枪杀于张洪镇，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失败了。面对失败，崔景岳毫不气馁。不久，与县苏维埃政府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红军渭北支队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侯天佑等人一起，带领部分起义群众，转入山区，分散隐蔽，坚持斗争。
１９３０年冬，陇东驻军杨保城部在泾川办了一所军事学校，招收学员。崔景岳怀着争取力量，建立革命武装的愿望，经党组织批准到该校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不久，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中共旬邑县委，使旬邑很快成为陕甘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１９３３年夏，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国民党特务捕杀了１００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中，崔景岳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区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人建立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１９３４年春，中共中央派魏光波由上海来西安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魏光波任书记，崔景岳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军事工作。１０月，魏光波遭敌逮捕，继而敌人又把崔景岳作为主要目标，进行追捕。入冬后，党组织考虑到崔景岳的安全，调他到陕南勉县杨虎城部警卫团工作，任连司书。
１９３５年春天，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崔景岳和张汉民等人一起，反复研究迎接、掩护红二十五军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当局命令张汉民部尾追红二十五军。部队即以“尾追”为名，实施掩护行军。在行军过程中，崔景岳因脚被刺伤，难以行走，掉队在后。谁料，就在这时，因联络不畅，两军误会，在柞水县九间房发生冲突，张汉民遇难，许多共产党员牺牲了。陕西党组织在困难时期，又受到了一次严重损失。后来，少数逃出来的同志见了崔景岳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同年夏，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秦邦宪在谢华家召集干部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汪锋任统战部长，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崔景岳任秘书长。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党内部分同志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对斗争策略、政策的变化想不通。崔景岳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写出了《谈谈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农村支部如何工作》等文章。文章指出，国共合作以后，党在群众斗争中应该始终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１９３９年冬，为了开辟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正在延安学习的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下旬，崔景岳和王博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来到了宁夏。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系地点，崔景岳与原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接交了关系。之后，崔景岳又到宁夏省城、叶盛堡、宋澄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了解情况，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办法。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确定中共宁夏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中共党员马云泽。崔景岳住在这个学校，公开身份是商人，并兼任该校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教育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工作。
１９４０年３月初的一个晚上，崔景岳在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了中共宁夏工委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问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会上确定了一批由于身份暴露，需要迅速调回边区的党员名单，使地下党的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照会上的决定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他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谈了话，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工作，还密写了一份给边区党委的报告，交他带到延安。
４月１３日，崔景岳正在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地写着：让老崔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证明，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省城按照预约与杜琳接头。一会儿，只见杜琳匆匆地从学校赶回来，向崔景岳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谁料，就在当夜１２时左右，他俩刚刚睡下，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孝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２０余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往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效贤和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
当敌人从崔景岳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马孝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２人增加到４人，又由４人增加到６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孝贤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着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不一会，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根据杜琳的招供，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宁夏地下党的同志又有一些被捕。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变了革命，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落到敌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的组织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狡猾的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
案情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一天，敌人又拿了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打，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敌人还在疯狂抓人，牢房一天天拥挤起来。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知道他们都是定边的商人。于是，问他们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商人答应了。
５月１４日下午，在难友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还写到：“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同志们的关怀之情。５月２２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狭小，长年不见太阳，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大家明确了党支部今后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如杜琳，开始经不起敌人的拷打，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暴露了宁夏地下党领导人，有严重的自首叛变行为，后来在崔景岳的争取、帮助和其他同志的影响下，也有很大的转变，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给杜琳锁上脚镣带下去，并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
崔景岳从一些在艰苦环境中脱党叛党的行为中，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除了重视和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外，还注意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他带头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崔景岳主持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的难友过冬。会议确定捻毛线织毛衣，自己又东拼西凑，共凑了２０几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了１０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心动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出去变卖。这样，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
“监狱热”开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并与大伙合计，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崔景岳自觉文化程度低，还主动请孟长有给自己教数学。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同志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马鸿逵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首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孝贤，对崔景岳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回答对方。“这是给你最后一次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不晚。崔景岳，你心里要放明白些！”两个特务自以为这句话一定能唬住崔景岳。“我没错，向你们认什么错？！”崔景岳大义凛然，坚定地说。
特务马孝贤、高中第将谈话情况向马鸿逵作了汇报。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深夜，突然监狱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特务头子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号子，尾随进牢房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难友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解开棉袍扣子，脱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要！”崔景岳转回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褂，一阵寒风扑来，袭击着他单薄的身体。然而，他挺着胸，昂着头，和孟长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份。那人看出崔景岳是一个面对死亡毫不畏缩的钢铁汉子，也自我介绍说他叫马文良，中共党员，任三边回民工作团团长，在盐池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时被捕。于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那天晚上，省城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自新门外（原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当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走到离土坑四五米的地方时，高中第杀气腾腾地又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从容自若地说：“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停了一下，他接着说道：“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着。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崔景岳的声音气壮山河。
凶恶的敌人挥起大棒，使劲朝崔景岳猛击过去……
“把他推进坑！”高中第气急败坏地厉声吼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在一阵慷慨激昂的怒吼声中，党的优秀儿子崔景岳英勇牺牲，时年３０岁。
１９９１年，银川市人民政府将城区十三小学（三烈士就义地址），命名为“景岳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