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郝廷藻调任贺兰县委书记。当时，全党全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郝廷藻从贺兰县的实际出发，选择了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的形式。
在郝廷藻的主持下，贺兰县选择了通义公社作为试点。当时，通义公社是全县最穷的公社，百姓的说法是“种地靠贷款，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全公社3万余亩土地，万余人口，年产粮食作物450余万公斤，一个劳动日10分，核算下来挣着0.6元钱，年收入仅46元，全公社几十年来一直是吃返销粮。
1979年，通义公社杨德明书记率先在通义公社最穷的星光六队搞起包产到户的试点，将土地、牲口、农具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这种“大包干”深受农民的欢迎，农民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通义公社的“包干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到了1980年春播前，“包产到户”责任制已在全公社9个大队79个生产队全面推开。
通义公社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整个贺兰县的关注。1980年1月10日，贺兰县委扩大会议召开，杨德明将通义公社9个大队进行大包干的情况作了介绍，立时引起其他公社领导的当面质疑，引发了会场上的大争论。最后，郝廷藻鼓励他说：“可以放开一点，可以大胆一点，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我们！”并当场支持他们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试验一年，到秋后总结。
回到通义后，杨德明三个月没有回家，到每个小队进行调查、督促，以致老家盛传他因推行“大包干”而被抓去劳改的消息，妻子打发女儿、儿子从家中骑自行车赶往通义，儿女们发现父亲没事后才放心回去。随后，《宁夏日报》的记者魏华走进通义进行采访，于1980年5月22日在《宁夏日报》刊登出《“责任田”连着社员的心》的通讯，1980年7月16日《宁夏日报》以《贺兰通义公社实行“责任田”办法好》为题，刊登了通义的做法。当年8月8日，《宁夏日报》再次以《放宽政策带来的新变化——通义公社见闻》为题，刊登该报记者深入通义后采访的通讯。
那年夏天，实行“大包干”使整个通义公社总共打了260万公斤小麦，比最好的年景多收了75万公斤小麦。为了给来年上交公粮留些余地，公社在给县上报产量时只报了240万公斤，县上有人不相信，调查组下来挨家挨户核查，通义公社一下成了全县学习的典型。翻开杨德明当年写的工作总结，看到这样的叙述：当年向国家交售公粮44万斤，交售购粮92万斤，并归还国家贷款30万元，同时，集体的储备粮入库实收80余万斤，提取公积金、公益金10余万元。
到了1980年底，通义公社的小麦就比1979年增长了55%，创历史最高水平。通义公社82个生产队，队队增产，75个生产队超额完成生产合同规定的任务，22个生产队比往年翻了一番。1981年，全县社员购回大牲畜3400余头，养羊10万余只。据调查，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比上年增加41%，社员承包集体多种经营的收入比上年增加了58.7%。
粮食增产带来的丰年以及新闻报道的助推，就像插在“通义经验”上的两只翅膀，使通义经验不仅在整个贺兰叫响，也很快被银川市推行。郝廷藻说：“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成功的。1983年2月，我离开贺兰县到自治区党委工作，贺兰县的生产责任制搞了三年多时间，总人口增加了4%，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8.6%，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了7.7%，总产增长了66.5%，大牲畜数量增加了32.3%。效果十分明显，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