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这种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导致社会动乱严重并长期持续，虽然运动初期曾有大批学生、干部、群众响应号召，并狂热地投身其中，但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银川市一些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特别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极少数追随者篡党夺权、破坏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的阴谋活动也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学生之所以响应号召，积极参与这场在当时被称之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革命运动”，一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热爱的领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一经宣扬，很快便形成浓厚的个人崇拜的气候。人们把维护领袖的威望，与保持党的团结、维护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尊敬的领袖的思想观点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毛泽东的某些思想认识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是由于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指示也就容易成为人们认识问题的指导思想。因此，人们深信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在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一呼百应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党内滋长的“左”倾思想，经过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推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经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那一套“左”的说教，已经成为大家不敢怀疑、也不敢逾越的信条和框框。这就窒息了独立思考，助长了盲从和随大流。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含义不清的“反修、防修”的号召下，盲目地轻信了“修正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的错误判断，在“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强烈责任感的激励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三是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强大压力。当时尖锐地提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当“革命派”还是当“保皇派”，这是一个急迫的选择的问题，而且强调这是立场问题，政治方向问题，革命大节问题，甚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迫使人们不得不表明态度，作出抉择。四是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权，乘机蛊惑挑唆，蓄意制造动乱，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工人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成一哄而起、唯恐落后的社会潮流，使一些人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起来后，大多数工人、农民、学生、党团员和领导干部听从党的召唤并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绝大多数被视为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几乎全部遭到“炮打”和批判。违背常理的这场“革命”运动越“发展”越“深入”，所遇到的抵触情绪和阻力也就越大。随着运动的发展，当许多干部和群众看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砸烂公检法，任意揪斗领导干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后，普遍不理解或不满，对这种局势深感忧虑，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许多在运动初期被卷入的干部和群众，纷纷离开“造反”队伍，有些人成了“逍遥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人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但不能公开讲。一些干部和群众采取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或者表面应付、消极对抗，或者以“抓革命、促生产”为理由，坚守生产岗位，以抵制派性的干扰。到后来，一些人逐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反对。
一些政治敏锐、有眼光的干部，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并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还是在后来恢复工作不久又受到错误批判，他们都不屈不挠，坚持与“左”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抗争，有的人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下放干部田涛（1965年下放后担任贺兰县四十里店公社党委书记）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对到处揪斗“走资派”、全面夺权、大搞打砸抢抄抓、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行为义愤填膺，于1967年3月至4月间分别在贺兰县城和银川市街头贴出大字报，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一些人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并向中央写信反映宁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正常的情况。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即“407”号文件）发布后，田涛公开指出这个文件有问题，认为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宁夏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中央‘407’号文件有直接关系”“ ‘407’号文件的几个附件中，片面地认为永宁、吴忠事件是枪杀造反派事件，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不符合事实。”“康生在宁夏问题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他先后6次自费上北京向中央反映问题，有5次被以“冲击中南海”“无理取闹”为名而强制遣送回宁夏。对田涛到北京上访一事，自治区、银川市及贺兰县有关部门大加指责，3次将其拘留，并组织大会批斗，带手铐、脚镣、坐“土飞机”，进行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但田涛始终坚贞不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70年1月13日、24日和2月12日，田涛先后在贺兰县常信公社、习岗公社和自治区革委会门口贴出大字报，公开揭露康生和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在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2月12日，贺兰县革委会保卫部将田涛逮捕，3月19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中，他仍然给中央写信，反映宁夏的情况，因而长时间遭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于1971年11月9日冤死狱中。1978年5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撤销了原判决书中认定的一切不实之词，宣告田涛无罪。同年8月，自治区为田涛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对田涛一案进行了彻底平反。
原中卫一中上海支宁教师朱守忠，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义正词严地痛斥林彪一伙残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篡党夺权的罪行，揭露林彪和江青的野心，为此遭到批斗。1968年12月21日，朱守忠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说：“我认为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证据不足”，公开为刘少奇遭诬陷鸣不平。1969年4月16日，他在检查交代材料里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1969年4月2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非法的，这与其说是一次大会，还不如说是一场闹剧，理由是：“全体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刘少奇主席竟被以卑鄙的手段排除在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所有基层党组织……已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因此在这个阶段所发展的党员，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入党不是拉伙，开党代会不是逛大世界，阿猫阿狗一齐混了进去，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莫大污辱。”8月5日，朱守忠被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中，他身心备受折磨，但宁死不屈，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1970年2月10日，朱守忠又被以“现行反革命抗改”罪判处死刑，临刑前写下了“以牢为家高枕卧，美曲新歌由我谱，杀头枪毙算个啥，视死如归不在乎”的豪迈诗句，于1970年2月11日被杀害。1979年11月20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朱守忠无罪，彻底平反。1980年5月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学习优秀共产党员朱守忠同志模范事迹的通报》，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朱守忠学习，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1986年6月20日，国家民政部授予朱守忠革命烈士称号，其事迹曾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原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对林彪一伙篡党夺权，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制造现代迷信，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撰文揭露和批判林彪推行个人崇拜、大搞唯心主义等，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鸣不平。1970年4月1日，被市革委会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在被逮捕后受审中，余渭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完全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还在法庭上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发展，并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观点。余渭国在被关押期间，有人劝他只要认个错，还可以从宽处理，但他不改变观点，在法庭上仍然理直气壮，义正词严。1970年4月29日被杀害时仍坚贞不屈，坚信林彪一伙终将垮台。1979年6月5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余渭国无罪，彻底平反。为了表彰其英雄事迹，根据其生前的要求和共产党员的标准，自治区党委于1979年11月7日决定追认余渭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向他学习。
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清明节前后，北京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在这次所谓的“天安门事件”中，银川有265名群众参加。后来在“追查反革命”中，他们都受到拘留审查等。许多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不满，通过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银川一二七厂等单位的一些群众为悼念周恩来送了花圈，也被追查。
干部群众的抗争，无疑是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正义行动。但是在当时，这种抵制行动不但不被认可，而且被视为非法。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真正站出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左”倾错误、“左”的行为作斗争的干部群众还是少数。但是，他们是真正的有识之士。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干部群众、这些有识之士的抗争，党和人民中抵制“左”倾错误的正义力量才逐渐增长，并使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逐渐具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也才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银川极少数追随者倒行逆施的行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促使国民经济还能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