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紧跟着一场由“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掀起，造成极左思潮再次泛滥。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后，全国形势明显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迅速回升。然而，由于全面整顿的展开，必然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纠正，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1975年8月至10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并经邓小平转送，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在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毛泽东指责写这两封信的动机不纯，认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小平偏袒刘冰”。由此，11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走向低潮。在此前后，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遂以邓小平向他转交刘冰等人的信以及偏袒和支持刘冰为由，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为由，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判。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
从1975年12月开始，自治区传达《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报告》，首先在高等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随后扩大到教育、科技、文艺、工业、农业及其他各条战线。1976年2月7日，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在银川召开有3000余人参加的银川地区教育、科技战线“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要求狠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发出《批判邓小平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纲领——‘三项指示为纲’”》等文件，把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明确为当时的重要工作。3月1日，《宁夏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载的《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认为：“‘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3日，《宁夏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登载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账，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邓小平。
1976年3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在银川召开长达13天的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了党内哪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31日，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通知》，对全区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作了部署。4月1日至7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听取了自治区赴京参观学习小组成员关于参观清华、北大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情况的汇报和区建三公司、银川三中、银川橡胶厂等单位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经验介绍，研究部署了全市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并陆续组织动员市属各单位开展批判运动。
4月8日,《宁夏日报》刊登了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在银川南门广场召开有5万余人参加的拥护中央决议、决定以及关于处理“天安门事件”的群众集会。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议、决定，“为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而英勇战斗”。4月19日，自治区党委又发出《关于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的通知》，并于4月29日在银川召开有5000余人参加的共产党员大会，号召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谣言”的斗争推向新高潮。随即，市委作出相应的决定，在全市开展追查“反革命”谣言的活动。截至7月20日，全市共追查出悼念周恩来“总理遗言”197份、认为伪造的悼念总理诗词1250份等，传抄者受到了批判和处理。此后，市委还按照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批邓要抓住要害”的要求，组织批判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论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条例》）。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及其银川极少数追随者积极鼓吹和推行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言论，污蔑落实老干部政策后一大批领导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搞翻案”“举逸民”，并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攻击邓小平是宁夏“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甚至再次将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1964年3月来银川视察工作期间在自治区领导人陪同下蹲在地上看地图的一幅照片污蔑为搞军事政变。他们进一步打击迫害杨静仁、马玉槐等自治区原党政主要领导，并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有的单位还通过“炮手会”等形式，再次对大批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一批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排斥、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他们违背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等规定，篡改毛泽东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全市从上到下大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借机把他们的亲信提拔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不少单位再次出现山头对立、派仗不息的混乱局面，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这种状况促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面目。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已经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便将猛烈地爆炸。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及其银川极少数追随者攻击工业整顿工作，污蔑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加强企业管理是“修正主义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等，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些企业刚刚得以恢复的合理规章制度又被取消，职工思想混乱，生产急剧下降，特别是经过整顿后一度颇为见效的畅通的铁路运输又多处受阻，从而严重影响到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原材料供应。在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口号下，农村经济政策遭到破坏，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6年，银川市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按可比价格计算，1976年银川市工农业总产值较上年下降9.6%，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8.1%，农业总产值下降14.7%，粮食产量下降到6360万斤，较上年下降38.23%，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到5333万元，较上年减少134万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银川市各族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9月18日下午，自治区及银川市领导、工农兵及各族各界群众13万人，在银川南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收听在首都北京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并开展悼念活动。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阴谋活动，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10月上旬，“四人帮”被党和人民一举粉碎。10月22日，银川地区各族各界群众10万余人冒雨在银川南门广场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表示一切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活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束。
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深刻的时期。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使人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