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由林彪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彻底败露，林彪一伙叛国外逃，最终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这一政治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开展深入“批林整风”工作，揭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手纠“左”，形势有了转机，广大干部和群众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可是，经毛泽东批准并于1974年1月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纠“左”进程被迫中断，极左思潮再度泛滥。
“批林整风”运动
“九·一三”事件后，市委遵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从10月中旬起连续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和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以及中央专案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有关文件，部署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滔天罪行的斗争。市委把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县、区、全市各系统抓点，并于1972年1月下旬和3月下旬两次举办县处级以上干部学习班，传达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文件。市属各部、室、局、区、公社和中央、自治区属厂矿也多次举办基层领导骨干学习班，共培训领导骨干和宣讲员万余人，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进行了传达、批判。还组织300余篇批判文章，分别在《宁夏日报》、广播电台、广播站刊登、播发，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一伙的实质，多数人能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同他们划清界限。市委还从党政机关抽调500余名干部深入工厂、街道、商店、学校和农村社队宣讲中央有关文件，发动群众，声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除其流毒和影响。同时，向干部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向干部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市委注意纠正一些“左”的做法。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进行了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除指定一名副书记具体负责外，还抽调人员组成落实民族政策办公室和专案组，抽调30余名干部组成银川市第四期农宣队，于1972年8月初深入郊区和永宁县的7个公社，落实民族、干部、经济方面的政策。首先对1958年永宁县破获的所谓以金万里为首的“四·二”和“六·一”两起“反革命预谋叛乱”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取证，专案组认为：原认定两起反革命预谋叛乱案件，是听信了个别人的假口供，在严重逼供的情况下造成的假案，应予否定，对原案所认定的1名首犯和9名主犯及涉及的41人（其中大新公社塔桥大队23人，通贵公社通西大队18人）公开宣布平反，并于1972年12月分别在塔桥大队、通西大队召开有市委领导参加的落实中共中央［1972］22号文件大会，为涉案人员平反。其次，研究解决了贯彻民族、宗教政策中出现的新问题，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伊斯兰教工作座谈会，使宗教活动由隐蔽转向公开，纠正了不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其他违背民族政策的现象，部分单位设立了回民灶，商业系统对回民门市部进行了区分，标上了“回民”字样，新增回民饭馆13个，回民副食品门市部6个，牛羊肉门市部8个，对一些供应网点也进行了调整；肉联厂在加工储存和运输等方面进行了隔离区分；农村社队纠正了强行让回民养猪的错误做法。还纠正了永宁县1971年从养和公社两个纯回民大队迁出179户（952人）回民，分散安置在其他三个公社汉民生产队的错误做法。
从1972年8月开始，市委部署并在全市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向各级传达《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照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进行批判。初步对林彪死党——原空军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1969年9月中下旬在银川借为其父办理丧事时，先后到7个市属单位以挑选“外事人员”“招待员”“服务员”为幌子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及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材料进行了清查、清理和批判。
9月中旬，市委召开各部、室、局主要负责人会议，帮助市委进行整风。市委书记张晓林亲自带队，对全市各项工作进行检查。市委常委分别深入到各部门，与工作人员一起学习讨论、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开展整风运动。市委对全市县以上领导班子则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进行整风，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对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对县以下单位主要采取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进行整风。银川市集中了一个月的时间，组织全体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和毛主席关于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艰苦奋斗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发动群众揭发本单位存在的违反政策纪律等不正之风。其主要表现是：利用职权走后门，甚至违法乱纪；违反政策纪律，损公利己；占用学校，抢占房舍；追求安逸，贪图享受；等。银川市根据群众揭发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并健全制度，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问题。市委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干部理论学习的领导，县以上干部以学原著为主，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多数干部形成了自觉学习的风气，并联系实际开展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批判，一些单位对个别中林彪毒害较深、思想弯子转不过来的人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一些干部还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批评。
1973年9月，市委贯彻自治区党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共中央文件，从政治思想上认清林彪一伙的反动本质，重点批判了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天才论”“权力至上论”“突出政治论”“精神决定论”等极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深刻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批林的基础上，依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要三不要”原则，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整风。“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引发了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为纠正“左”的错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批林批孔”运动
在深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周恩来纠正极左思潮说成是“复辟回潮”，进行攻击，极左思潮再度泛滥。
从1974年1月18日开始，中共中央陆续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2月初，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批孔”指示，掀起“批林批孔”高潮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来抓”，强调各单位、各市县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要紧密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的实际，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的“回潮”和“复辟”。2月2日，银川地区召开“批林批孔”运动动员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在会上作了题为《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的动员报告。2月4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市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月9日，银川地区3000余人在银川体育馆举行“批林批孔”大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在会上作了题为《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批判发言，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作了批判“孔孟之道”和林彪极右实质的发言。2月下旬，共青团自治区委和银川市委在银川体育馆召开银川地区红卫兵、红小兵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大会。3月下旬，自治区和银川市总工会、贫协、妇联、团委在银川南门广场联合举行了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大会。会后，市委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抽调专人开展运动，造成声势，在各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
按照市委要求，全市的“批林批孔”运动经历了发动群众全面批、抓住要害集中批、联系实际深入批三个阶段。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把“批林批孔”运动作为大事抓，及时研究部署。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并分别在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和街道进行试点。市委负责人及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开动员会，召开各种批判会，连续举办多期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培训“批林批孔”的骨干，“向林彪、孔老二发起了猛烈进攻”。3月下旬，自治区党委“批林批孔”汇报会和4月初自治区党委教育战线“批林批孔”座谈会，特别是4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文教局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中央5号文件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全区中小学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后，市委于4月30日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加强对“批林批孔”运动领导的意见》，并于5月28日召开县、区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批判“克己复礼”的思想，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讨论了中小学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问题。市委要求“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和地、富、反、坏、右，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彻底揭发清查批判林彪死党于新野在银川的反革命活动，要彻底揭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条战线上的回潮表现”；等等。认为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央5号文件，加强对教育战线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教育战线已揭发出来的和进一步揭发的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事实，回击复辟势力的进攻，切实把教育战线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好。还要求各级领导要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在这场斗争中，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出以公心，把“怕”字换成“敢”字，站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列，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等。截至5月下旬，全市共清理林彪死党炮制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材料等黑书、黑报告、黑材料28000余份。
1974年5月上中旬和6月初，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市党委书记会议、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和经济战线“批林批孔”座谈会后，“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文艺、卫生等战线，银川市对经济、教育、文艺、卫生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经济战线，农村着重揭发批判了“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工矿企业围绕办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集中揭发批判了靠少数人办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以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表现等，把经济工作中坚持正确的规章制度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教育战线揭发批判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表现；文艺战线揭发批判了《三上桃峰》的演出和排练《不平静的海滨》等“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回潮的问题；卫生战线以市工人医院所谓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严重回潮为典型，揭发批判了卫生战线上的问题。在批“右倾回潮”的形势下，一些刚刚到各部门工作的领导干部无所适从，群众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1974年9月初，市委还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4］23号文件的安排意见》，安排部署永宁县委、各区党委（核心小组）、总支、支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结 语
“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以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经验为名，鼓吹要“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一个法家集团”。在他们的操纵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发展为“评法批儒”活动，影射攻击周恩来等老同志。根据中央有关精神，自治区党委于1974年6月31日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的通知》，提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抓紧抓好“革命大批判”。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7月10日，市委抽调150名干部下基层，进行具体指导。7月31日，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举行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理论小组成员共15000余人，分别在20个会场参加的银川地区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听取4位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及他们“深入‘批林批孔’的战斗精神”。康健民在会上号召广大工农兵起来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林批孔”，要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要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中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理论小组。此后，各厂矿企业已建立工人理论组的进一步巩固提高，没有建立的陆续建立，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工农兵理论队伍逐渐庞大，理论学习小组逐渐增多。全市城乡各地广泛开展了“宣讲儒法斗争史”和“评《水浒》”等“评法批儒”活动。
“评法批儒”活动的开展，在思想理论界引起了极大混乱，造成了影射史学的泛滥。一时间，曲解历史、借题发挥、借古讽今、小报抄大报成为一种时尚。“批林批孔”引起使极左思潮更加广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领域。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主要局限于上层机关，加上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对抗和主动抵制的态度，因此，运动对工农业生产未产生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