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放劳动是“文化大革命”中“斗、批、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68年10月开始，银川市革委会按照中央和自治区革委会的要求，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包括高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革委会精简机构后急需安置的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的“有问题”的干部，陆续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种“左”的做法伤害了一大批干部。
1968年5月7日，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称：“‘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同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并连夜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区各地认真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会议决定下放部分干部到县社工作。
干部下放劳动，银川市走在前面。在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的当天晚上，市革委会连夜发出紧急通知，组织全市干部学习讨论，同时组成领导小组，指定一名革委会副主任负责此项工作。10月7日，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市党校，成立干部劳动学校。12日，市革委会决定以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发表的日期10月4日命名，成立银川市“一○·四”干部学校，校址选在新市区园林场（后于1969年年底搬迁到八里桥）。18日，“一○·四”干部学校成立。19日，成立由7人组成的干校革委会，下设政工组、生产组、办公室，下编4个连，每连3至4个排。10月22日，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第一批460余名市委、市人委、市革委会机关干部学员开赴生产劳动第一线，“学劳动、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这批干部学员到干校后编成4个连，其中担任过县处级职务的有58名，“多数是由于受刘少奇‘黑六论’毒害较深，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以往工作中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人”。校革委会“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用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上查‘偏’找‘源’，和他们一起开展‘一忆二批三查’活动，即：忆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斗争，教育他们‘放开眼界看未来，贺兰山下炼红心’，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克服怨气、泄气、不服气的错误思想，继续革命；上挂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下联自己的错误事实，深入持久地开展大批判，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查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思想和斗志以及犯错误的根源，帮助他们总结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这批干部学员中还有“群专”对象40人，编为“群专队”，被监管审查。监管审查期间，不准随便离开宿舍，不准和别人说话，不准通信打电话，不准会客，每天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不时接受批判和斗争。
“五·七”干校成立之初所接收的学员，大多属于安排性质，其任务就是“下放劳动”。其中，又有许多人属于“有问题”的、待审查的及难以安排的人员。实际上干部下放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重新学习”或“再教育”和“劳动锻炼”，是当时革委会大规模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多余干部的需要，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必须处理一批“有问题”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需要。干部下放一般采取去“五·七”干校和到农村安家落户两种形式，各地因情况不同而各有侧重。一些单位不顾客观实际和工作需要，盲目追风，创办干校，铺摊子、盖房子、凑数字。如1968年10月18日至22日，永宁县17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该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宁夏日报社将近200名经验丰富的采编人员被送往农场劳动。1969年10月29日，宁夏日报社毛泽东思想干校开学，首批78名下放干部开赴农业生产第一线。1970年3月5日，自治区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干部学校第一批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等40名干部到平罗插队落户，“继续革命”“当一辈子普通劳动者”。5月，市革委会机关实行“三三制”，即：全市机关干部一部分下放劳动锻炼，一部分到基层搞调查、抓典型，一部分留在机关抓日常工作，三个月轮换一次。1970年11月7日，自治区和市革委会决定下放自治区市两级230余名医务人员携带家属到山区、牧区安家落户。10日，他们陆续出发赴阿拉善左旗、盐池县、同心县和固原地区农村劳动。 11月又以“打农业翻身仗”之名，将持不同观点及所谓有问题的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的500余名干部迁往山川各县农村插队落户，甚至不惜采取强迫迁移户口、粮食关系和责令在天寒地冻的年底前限期报到等做法，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家人。除创办“五·七”干校外，截至1970年底，银川地区创办了158个“五·七”农场，先后有600余名干部和知识青年分别到干校、农场劳动锻炼和安家落户。直到1975年，这些干部才开始陆续返回原工作单位。对在“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锻炼的干部，也根据其表现陆续“解放”，重新安排工作。
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中，最初确实是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真心实意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氛围中，在派性的作用下，在很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中，许多单位下放干部实际上成为排除异己、迫害知识分子、清除各种“有问题的人”的手段。在狂热的气氛中，大批携老带幼的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对住房、口粮、医疗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他们的身体状况已不能适应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失去了在城市学习、工作的机会。有的干部一家被分别下放在不同地方，加之社会舆论方面无形的压力，多数下放干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而且，中宣部在贺兰县也设立了干部劳动学校，一批干部集中在干校劳动锻炼。许多非常有能力、有才华的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年华。著名学者于光远就是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五顶大帽子，发配到中宣部设在贺兰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广大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经受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本职工作中利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并继续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
1974年11月，市委决定将“一○·四”干校改称为“五·七”干校，干校的职能转入轮训干部。许多机关在职干部、职工先后到干校学习和劳动锻炼，市机关处以上干部多数到干校参加过学习。从1968年到1976年，干校共举办“五·七”班、干训班、工农班、培训班30期，培训干部3275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市“五·七”干校撤销，逐渐被党校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