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造成了严重流血事件。同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又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使本来就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由于受林彪等人战略估计偏差的影响，党中央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严峻的估计，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过去处于“三线”地区的宁夏成为了“一线”，首府银川首当其冲。
开展备战工作
3月开始，随着战争氛围的逐渐浓厚，银川市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商店、厂矿、公社等相继组织游行示威，声讨“苏修”的呼声不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全国战备工作日益紧张。8月底，自治区革委会在银川召开有5万余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愤怒声讨苏联的武装侵犯，表示“响应中共中央最新战斗号令，决心以临战姿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银川市革委会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战备工作，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的精神和中共中央《8·28》命令以及自治区革委会、宁夏军区先后发出的《关于切实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关于组建武装基干民兵营（团）工作的指示》《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动员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歼灭外来之敌。大战在即的严重估计不仅使得一切经济工作都有了一种“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的强烈紧迫感，而且兴起了备战高潮。
按照自治区的部署，银川市于10月成立了战备领导小组，对全市进行战备教育，组建武装基干民兵，开展全民备战工作。根据市战备领导小组对银川市44个企事业单位的调查统计，截至10月7日，共挖掩体280个、防空壕16883米、防空洞2028个、个人掩体1145个。到1974年底，全市构筑各种类型的人防工事51920平方米，最长的防空洞从银川北城墙遗址下沿城墙从东到西贯穿。
在战备工作中，开展了疏散人口工作。1969年11月初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立即疏散银川、石嘴山市人口的通知》后，银川市成立了疏散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并安排部署。11月15日，银川市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动员全市人民立即开展一个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疏散人口的群众运动。运动开展后，大多数市民对此项工作给予理解和支持，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老红军牛成斌主动要求到盐池县长期落户，老红军郝怀礼不要国家补助，自己花钱包了一辆汽车把全家搬到陕西省定边县落户。仅11月中下旬的半个月内，银川地区就有1.5万城市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疏散到农村，并办理了粮户迁移手续。1970年4月17日，自治区革委会批转自治区革委会疏散城市人口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疏散城市人口工作的意见》，提出“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大办农场和生产基地，将本单位无工作的家属、子女和无粮户关系的人员逐步地迁入；各级革委会从战备出发将直接为农业服务、从事野外工作的部门、物资仓库等搬到乡下去”等疏散城市人口的10项要求，银川市对机关战时编组、转移去向及机关干部家属疏散去向等问题作出了统一布置，又有一大批人员被疏散到了农村。
开展野营拉练工作
1970年3月下旬，在加强战备中，宁夏军区举办了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集训，推动了驻银川部队和民兵的备战训练。从1971年初开始，银川市按照中共中央以及自治区革委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0﹞69号文件的通知》精神，要求全市立即掀起以实行野营训练为主的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生活管理的活动，还按照中发﹝1971﹞3号文件精神，安排开展了民兵、工人、学生的野营训练活动。在银川三中、银川二小、银川二十小30天野营训练试点的基础上，又在全市中小学开展野营训练，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行程七八百里左右，中小学每批20天到30天，行程三五百里。还提倡结合“农忙假”“支农”进行野营训练。银川市工厂、矿山野营训练时间在20天左右，行程三百至五百里，一个月的行程千里左右；市级党政机关和科研设计单位的人员，每批15天到20天，行程三五百里。野营队伍按民兵编组，实行军（复转军人）、干（工宣队、教师）、群（工人或学生）三结合，建立临时党团支部和红卫兵组织，加强集体领导。还要求野营队伍从难从严从实践需要出发，尽量选走山路、小道；所需物资应本着自力更生、节约闹革命的精神，要求自带，少用生产车辆。要求机关干部、教师、学生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外，都要分期分批参加野营训练。
银川市及县、区均成立了野营指挥部，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各厂矿企业均组织人员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野营训练。野营训练以农村的广阔天地为课堂，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为教材，以做“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劳动队、工作队、战斗队）为内容的政治野营为主。训练中有计划有组织地练习“四会”（会做饭、会休息、会行军、会放哨）、“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毒）、“三打”（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兵）等战斗动作，还要与贫下中农“五同”（同学习、同讲用、同批判、同劳动、同训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服务，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1971年1月，仅银川橡胶厂就抽出近四分之一的人员参加了野营训练。1971年11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野营拉练热潮的通知》后，银川市的野营拉练进一步掀起了高潮。
备战时期，陆续有部队领导来银川视察。1973年9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工作组，在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等陪同下，在银川等地视察战备工作。197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兰州军区联合工作组来银川检查战备工作。1975年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率工作组来银川等地勘察地形；10月初，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黎原率工作组在银川等地检查边防和战备工作。
备战工作所造成的危害及影响
这场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备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在经济上，严重冲击了国民经济内部各种基本的比例关系，国防建设缺乏计划、管理，费用大增。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数百上千个单位、数万人参加的野营训练，以及修筑地下防空洞、疏散城市人口等项战备措施，在当时被认为是落实毛泽东“要准备打仗”指示的重要措施，实际上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行动，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许多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将其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并没有通过训练掌握军事技能；修筑的地下防空洞等防空设施大多简单粗糙，并不能起到防空的作用，而且不长时间后全部废弃；疏散大量城市人口，给这些人的家庭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在政治上，紧张的战备气氛又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使本来已经有所缓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紧张起来，导致了1970年“一打三反”等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当然，也应当看到，这场战备活动在客观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较突出地表现银川地区“三线建设”的发展对全区乃至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以及稳定银川、宁夏形势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包括银川地区在内的全民性的、空前规模的战备活动，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受到强烈的震慑，不敢贸然对已经全民动员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