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随后，文化批判运动越来越“左”，愈演愈烈，预示着一场政治运动即将来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随后，中央政治局又于5月24日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问题。25日，中央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专司“文化大革命”发动和领导，经中央连续不断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
同全国全区一样，银川市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领域的错误批判开始的。1965年12月14日《宁夏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人民日报》“编者按”。从次年2月开始，《宁夏日报》连续转载了中央各大媒体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海瑞罢官》作者）、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等人的文章。根据中央、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市委积极部署，在全市的学校、机关、厂矿、商店等纷纷举行座谈会、声讨批判会，对吴晗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及“反动立场”进行严厉的批判。
1966年4月中旬，《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燕山夜话》（作者邓拓，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文章。4月18日和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于5月8日分别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使对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逐步升级。
自治区党委于4月20日至30日、5月8日至9日两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革命问题，并于5月10日发出通知，部署了文化革命工作。5月18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杨静仁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关文件，分析了全市文化教育战线的形势，制定出台《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安排意见》，并决定成立“银川市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市委书记陈玉田任组长。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传达和组织学习毛泽东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批判文化战线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同时要求加强党对文化革命的领导，逐步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队伍，迅速、积极地行动起来。5月23日，市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和部局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5人，市委书记陈玉田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会议指出：当前必须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和西北局《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意见》，进一步加强领导，继续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级干部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战斗，彻底粉碎以“彭真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迅速“夺回文化领域中被资产阶级篡夺和把持了的领导权”。随后，全市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口诛笔伐，声讨邓拓等人的“罪行”，严厉斥责《前线》（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所谓的“三家村”的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罪恶”活动。银川市大量的群众来信、来稿和批判文章在《宁夏日报》刊登。5月中旬，银川市各工厂、部队、公社、商店、机关、学校、街道共举行4万人参加的400次声讨会，贴出声讨邓拓和批判《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大字报、墙报5万余张（块）。
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批判。大量批判《兵临城下》等所谓“坏影片”“坏戏”的文章，批判周扬“黑帮”和自治区及银川市文艺界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黑帮、开黑店、说黑话、串黑线的罪行”的文章在《宁夏日报》连续发表。5月下旬，银川市持续了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不得不结束。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以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等，这些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更加火上浇油了，促使银川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左”的思想迅速滋长，强烈要求揪出本单位所谓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表示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争到底。同日，宁夏大学中文系六六级9名学生在校内贴出了大字报——《看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此后，宁夏大学部分师生开始利用大字报进行混战，校、系领导和部分教师被陆续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这股“大批判”之风很快传播到银川市其他中小学，他们也开始在校内张贴大字报，点名或不点名批判本校的领导和部分教师。一些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提出打破“师道尊严”的号召，向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或有海外关系的教师“造反”，许多教师被指控为“黑帮”“牛鬼蛇神”，受到大字报围攻，并被不断揪斗、游街、“隔离反省”，受到非人的折磨。
银川市“文化大革命”的急剧发展，打乱了人民群众的平静生活。为了控制动荡局势的发展，6月4日，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办法，也派出了以自治区团委书记哈炯磊为首的三人工作小组（后改为工作团）进驻宁夏大学，领导该校的“文化大革命”。银川市也陆续派出工作组进入各中学，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市委领导也分工负责各学校，希望控制住学校中已经开始出现的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势头，试图将运动引向健康方向。然而，运动迅猛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很快超出了市委有序发展的愿望。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煽动群众起来向“保皇派”进行坚决斗争。宁夏大学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要求撤走工作组，银川市各中学也纷纷效仿。6月9日，市委发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领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文化大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指定专人负责，切实加强领导。从6月中旬起，宁夏大学和银川市中小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学生随之冲向社会，开始由原来在各自学校进行“揪批”，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很快蔓延到各行各业，各种以“造反有理”为名的各类组织纷纷成立。银川市各级党政机关不断受到冲击，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划为“走资派”，并被揪斗，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随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党政机关瘫痪。一时间，银川各主要路段和街道出现大字报和大标语，围观者、评论者、相互辩论攻击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学不学、工不工、商不商”的局面。据市委6月15日写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称：“目前全市斗争的锋芒，除继续对‘三家村’黑帮及其庇护者外，绝大部分系统和单位，都联系实际，开展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线……自运动开始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开百人至千人的大会4538次，小会5257次，参加28.28万人次，共贴大字报14.67万张，办黑板报4147块，墙报1.63万块。”7月22日至28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116人。会议传达刘澜涛、杨静仁在中共西北局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继续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次会议还继续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吴生秀、罗成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震寰，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厅厅长杨辛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会议还认为，银川市前几年“资本主义泛滥、牛鬼蛇神兴风作浪”的总根子是市委书记冯茂，冯茂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8月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工作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强调“在当前，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还指出，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它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未被遵守，即使照此办理了也被指责为“不准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社会动乱。
为了贯彻执行“十六条”精神，也迫于形势，8月4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撤销派驻宁夏大学等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工作团（组），银川市派驻各中学的工作组随之撤销，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各校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公布、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后，市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进行部署。全市掀起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自治区党委和银川市委，表示坚决拥护“十六条”、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自治区和银川市党政负责人接待了一批又一批送喜报、表决心的群众，引导和保护群众参与文化革命的积极性。至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银川市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市委仍然同自治区党委保持一致，力图正确理解和全面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保持局势稳定，领导运动的开展。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是形势急剧发展，完全出乎人们预料，运动的势头更加猛烈，不仅党内搞乱了，而且随之全市出现了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