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2年11月开始试点，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基本结束。1963年2月，由中共中央统一部署，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前期主要是在农村开展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小四清”，在城市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要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以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又称“四清”）为主要内容。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背景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批评，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他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中写上：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确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试点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论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此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
1962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部署，自治区党委一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全区的整社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整社整党问题纪要》。《纪要》提出：“这次整社，应当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中心，切实解决社队特别是生产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银川市从1962年11月开始，召开会议，对党员、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3200余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对全市409个生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排队，突出整顿了62个落后队，改选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
1963年4月，市委成立由市委副书记陈玉田、副市长马英亮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工作组由14人组成，选择大新公社上前城大队进行试点，运动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试点。第一步通过扎根串联、登门访问的方法，初步搞清全队富农、下中农、上中农各阶层的成份，摸清各阶层思想和土改时成分以及合作化时期内部掌握的阶级成分的底子。上前城大队320户农民，被划为贫农的108户（土改时划入），下中农110户（贫农上升为下中农72户，土改时划入的老下中农38户），分别占33.75%和34.38%；上中农（土改到合作化时期上升的新富裕中农和土改时的富裕中农）39户，占12.19%；小土地经营、小土地出租9户，占2.81%；富农25户，占7.81%，其他成份29户，占9.06%。经过摸底发现11个生产队83名队干中，贫下中农只占68.13%。工作组认为一些队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窃取。上前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对全大队农户确定成分并登记造册，以此掌握贫农、下中农中哪些可以依靠、哪些还有问题，划清了阶级阵营，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第二步开展对敌斗争，在斗争中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启发贫下中农回忆他们在集体道路上的贡献，要求干部明确认识两条道路的斗争。调查了解队委会成员的阶级成份，清除不纯分子，确立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教育发动群众大讲、大摆、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造成了一个人人震动、村谈户议的声势。工作组在此基础上组织召开两次斗争大会，对群众反映的两个富农分子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在11个生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选举正副组长和出席大队会议的贫下中农代表，产生55名代表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大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选举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根据贫下中农小组意见，把4人作为富农、反革命分子清除出生产队委员会。
第二阶段：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进行“四清”。对该大队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清算了1962年的账目，打击了资本主义活动，贯彻了民主办队、勤俭办队的方针。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原则，层层训练干部，并发动干部、群众揭批社、队干部在工分、账目、仓库、财务方面存在的不清问题。全队揭发出贪污盗窃7人，贪污金额2322元，粮食369斤；多吃多占、请客送礼612元、多占粮食8729斤、损失浪费3741元；隐瞒私分现金864元。粮食3251斤，干部多占劳动日728个，总共折合金额8729元。把扩大自留地、开发小片荒地等现象视为投机倒把、蚕食集体经济的行为。针对以上问题，将一些干部群众定性为“四不清”，给予处理退赔，进行再教育。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组织群众讨论政策界限和处理意见，用阶级斗争的原则分析运动中揭发的各种问题，结合揭发出的问题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再教育；对群众心存怀疑的对象开展了政治思想和攻心教育，要求他们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经过群众讨论，对在“四清”过程中揭批出的经济、账目问题，分期分批进行了退赔。调查发现，大队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共47人，有问题的20人，问题比较严重的16人，除撤换了两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财会人员，对绝大部分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思想教育，鼓励他们主动“下楼”“洗澡”“放包袱”。
这次试点工作，对解决基层干部作风方面比较普遍存在的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日益严重的“左”的错误，把党内的矛盾看做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把部分干部、党员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的问题，按照阶级斗争对待和处理，使基层党员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自治区党委一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和贫下中农组织问题，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湖南、河北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决定在全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4月，市委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部署银川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银川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批进行，于1965年春结束。1963年10月开始到1964年1月，第一批在大新公社和通贵公社的8个生产队，4个作业站，113个生产队进行。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抽调112名干部和自治区党委派下来军区等单位的22人组成工作团，到基层指导工作。具体分为五个工作步骤：
第一步，掌握情况，训练干部。8月中旬，市委派先头部队到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大新公社、通贵农场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并帮助公社（农场）领导成员进行检查，做好洗澡放包袱的准备。8月21日，市委抽调市、社脱产干部122名（市级110名，共有部局长级以上干部11人，科级干部17人；党员91人，团员19人，党团员占干部总数的90%以上）组成工作组，进行10天集中训练之后，于9月1日下派到大新公社开展工作。8月下旬，又抽调70名市、社的脱产干部，在市党校集中训练一个月。训练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关于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七个附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人民公社“60条”以及上前城试点总结等文件。
第二步，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洗手”“洗澡”“放包袱”。10月初，工作组先到达生产队开展以下工作：第一，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9月4日至29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检查银川市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强调，克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绩估计过高和自满松劲情绪，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揭透、搞彻底，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工作组在吃透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在社、队组织了学习讨论，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掌握情况。第二，清理阶级成份，了解党员、团员、干部队伍的情况。第三，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挑选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收集旧社会贫雇农的血泪史，残酷的压迫史，作下一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教材。10月，分别在大新公社、通贵农场召开“三干会”，公社、大队、生产队全体干部均参加，并在每个生产队请两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参加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安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公社、大队（农场、站）干部的“洗澡”“下楼”问题，要求干部群众将社、队干部“洗澡”“下楼”问题作为事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败的关键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会后，根据会议要求对社、队干部“洗澡”“下楼”“放包袱”情况作了四个方面的检查和揭批：（1）阶级斗争方面：检查对敌斗争的认识，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有无丧失阶级立场、敌我不分、上当被敌人拉下水的问题，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如何？（2）执行政策方面：看执行党的政策是否左或右，有无扩大小自由问题，是否带头违反政策，对集体多种经营，社员家庭副业是如何对待的？（3）“四清”方面：检查多吃多占、特殊化问题，检查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问题。（4）干部参加劳动：检查干部对参加劳动的认识、态度及参加劳动的情况。11月20日，社队干部“下楼”“洗澡”“放包袱”工作告一段落。
第三步，发动群众进行“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小组），采用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让老贫雇农现身说教，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最后引导到任何时候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党的正确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对1962年以来的工分、账目、财务和仓库库存进行了清查。此项工作到12月底基本结束。
第四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在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组织成立各级贫下中农组织，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这段工作注重做好团结中农工作，教育他们热爱集体经济，与贫下中农一道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纠正、克服资本主义思想活动，积极参加对敌斗争，这段工作在1964年1月上半月完成。
第五步，进一步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动群众继续总结生产经验，制定生产规划，同时对生产队的重要制度作整顿改进，改选队委会。此段工作于1964年1月底结束。
1964年1月25日，市委根据自治区党委指示，组织4000余名干部和30000多名职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就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作进一步动员。从1964年2月开始到1964年6月底，在罗家庄、红花两个蔬菜公社的12个大队、137个生产队掀起了第二批社教运动。
1964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前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了败仗，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许多地方出现了“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派”，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夺回被敌人篡夺了的领导权。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和《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第二个“后十条”）。这个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首先解决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大多数干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1964年9月18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重新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通知》，10月30日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安排意见》，决定开展“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选点永宁县，在城市选点银川市。全区共抽调5100名社教干部（农村4000人，城市1100人），集中在银川市由自治区党委直接训练。10月15日，训练班开学，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思想；第二阶段，进行“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第三阶段，讨论工作团守则，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11月初先遣人员出发，11月中旬工作团成员陆续到点。
自治区党委分别成立了永宁县社教工作团和银川市社教工作团。永宁县设总团，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马玉槐任总团长，全县各公社、县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共设10个分团，生产大队设工作队，生产队设工作组。工作团、队采取中央、自治区和地市县干部混合编组的办法，每个工作组3至4人，每个工作队5人，每个分团10至15人，从11月中旬进村，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和神秘（领导有笔名，工作队有代号）的方法开展调查摸底，采取“对干部冷，对中农闷”的错误做法，严重脱离群众，银川市设工作团，按行业分为11个工作队，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江云任团长。自治区党委的6位书记中有4位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确定杨静仁、甘春雷在农村蹲点，吴生秀在城市蹲点，各市县党委一把手中，除有病和有严重问题的外，都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亲自蹲点，其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
1964年11月中旬，市委配合自治区社教团，抽调48名干部和吴忠来的13名积极分子，组成工作组，进行了7至10天的训练，分成 三个组在通贵、红花、罗家庄公社（共18个生产大队、一个畜牧队、一个机耕队、174个生产队）开展了“面上”（相对于区党委在永宁县抓的点上四清而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次社教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0天左右。讲明来意，发动群众。
第二阶段：15天左右。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吸收三级干部列席），依靠贫下中农代表揭露干部在思想认识、执行政策、参加劳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揭露领导干部的问题（主要是公社、大队领导干部）和“四不清”干部以及阶级敌人的活动，达到训练革命队伍的目的，重点是对公社主要领导成员中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检查，贫下中农继续揭发。
第三阶段：10天左右。主要是吸收部分社队干部共同组成工作组，根据 “后十条”对面上社教工作的要求，结合社、队实际，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并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为配合此次面上社教工作的顺利进行，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点上也积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夺权斗争中三个公社都要选准几个问题严重的领导干部作为典型，鼓励他们在会上进行检查，达到教育大多数干部的目的。通贵公社通过对副社长周某某的揭发、检查后，激发了贫下中农的斗志，进一步彻底揭露出通北大队一个大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集团。二是扎根串联，帮助贫下中农树立阶级优势。工作组进村后，通过扎根串连，在三个公社挑选和审定了387名贫下中农，从各方面启发教育他们，增长他们当家做主的责任感，为开展面上社教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从经济上给予扶持贫下中农，帮助解决具体困难，1964年，救济补助贫下中农占85%以上，通贵公社还从民族经费和节余的救济款中提出2000余元解决贫下中农无钱购布的困难。在追退赔时，针对通北大队会计拒不退赔的态度，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拆了其6间房子抵作退赔，从而使各种退赔对象受到震慑，开始积极主动退赔。
此次银川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解决公社领导班子和个别大队领导成员中存在的问题。运动中共揭发出3个公社11名正副书记、社长问题。其中2人阶级观点模糊、个人搞资本主义，交代退赔积极，未给处分；2人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独断专行、不执行党的政策，阶级路线不清，发展资本主义，给予调离集训；还有2人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给予清除。在35名大队支部书记和队长中，揭发出有问题5人，其中2人是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给予清除；2人是漏划成分，给予调离；对1人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的大队领导和6名群众意见大的生产队主要干部重新组织选举，被选掉。对大队及生产队的揭批夺权，牵连出一些公社领导成员有问题的，如通贵公社党委7名委员中，4人有问题，其中出身有问题的3人，蜕化变质1人；红花公社揭露和批评了党委领导班子存在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支持生产队倒贩牲畜、食用油、蔬菜、拉片石等“资本主义活动”；揭发出满春大队支部书记是混进党内的坏分子。运动末期，对19名问题严重、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进行调整和组织处理。
第二，整顿贫下中农队伍。社教工作中，在174个生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小组）、贫下中农协会，任贫协主席、委员和小组长398人。经过整顿，清除了161名组织不纯分子，占贫下中农总数6107人的2.6%；其中有担任小组长以上的领导骨干11人，占总数的6.8%。如罗家庄已入会的2071人中，清除了125人，占6%，其中，中农16人，上中农5人，小业主、小资本家、商人共11人，四类分子亲属36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3人，伪、军、政、警、宪7人，宗教职业6人，严重 “四不清”干部6人，来历不明、成分不清35人。
第三，整顿小自由，开展工分、账目清理整顿工作。组织群众对1964年的工分、账目普遍进行了一次整理，三个公社共清理出多记工分12990分，少记工分6849分，错账短款现金2068元，其中贪污挪用1177元，多吃多占粮食659斤。多记、少记的工分和错账的粮款，经过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后，该退的退，该补的补，属于干部多吃多占或贪污挪用部分，一般都如数退赔。干部和社员交出多开小片荒地31亩零1分，多种自留地10亩零1分，超过规定的羊11只，妨碍生产的树363棵，把游散单干的手工业者转变为由大队集中组织经营。对四类分子进行了复审，三个公社共有“四类分子”461人，经过这次社教复审认定，守法和基本守法的220人，占48%；一般违法的142人，占30.8%；有严重破坏活动的99人，占21.5%。经过群众揭发，红花、罗家庄查出漏划地主31户，富农17户，对这些人都进行了登记，为点上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摸清了情况。对两名漏划地主分子，进行了说理斗争。
第四，开展抓社教、促生产。经过社教，各生产队出勤率普遍达到90%以上，掀起了以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有109个生产队积够了全年用肥量，占总数的80%，积肥总数比上年同期增长50%，低洼田铺土811亩，选种34.04万斤，占应选种的50%强，其中机选9.88万斤，粒选约13.74万斤。牲畜的越冬管理、农具的修配、播种蔬菜的准备工作以及造林育苗都比上年动手早，进度快，质量也比较好，所有这些都给1965年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城市“五反”运动
1963年3月，自治区党委召开第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五反”运动。银川市作为自治区第一批开展“五反”运动城市，按照中央“先国家机关、后企事业单位”的规定，认真开展运动。1963年4月6日至4月11日，银川市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市委委员、侯补委员、市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公社书记、各国营工厂、农牧场、公司、医院、中小学支部书记共140人参加会议，讨论在市级机关开展首批“五反”运动问题。会上，针对讨论中的顾虑和一些同志不愿“洗澡”“下楼”的消极抵触情绪，市委书记冯茂传达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精神，并在会议结束时发言，原原本本地讲解了中央“五反”指示中的有关政策、原则和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下楼”“洗澡”“放包袱”进行了强调和动员，并介绍了重庆钢铁公司干部“下楼”的经验。会议决定今后一个时期，市委领导工作的重心将以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纲，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切实抓好“五反”运动。
同月，市委召开第165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银川市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杨克，副组长沅皓、代月，成员有韩景正、袁新斋、李振邦、梁明山、呼寿田。全市按系统共分8个大组，下设两个办公室，从1963年4月下旬开始在全市开展“五反”运动。运动历时接近两年，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机关单位，从1963年4月下旬开始，到1964年4月结束，参加运动的机关包括市委、人委各部门、财贸、工交、城建、卫生、农业、水电各行政局，公、检、法及两个城市公社共42个单位（部门），1236人，其中党员587人，团员225人，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共169人。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结合“五反”运动和干部思想，深入地进行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1）学习文件，党内干部学习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文件和七个附件，党内和党外干部共同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文件。运动后期在机关干部中又组织学习大庆油田和解放军作思想工作的经验，开展了比、学、赶、帮运动，通过学习和运动促进机关和干部的革命化。（2）采取报告、动员、座谈讨论的形式进行了形势任务、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3）采取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的方法，用大量的感性材料教育干部提高阶级斗争的觉悟。二是在前一阶段充分动员和教育的基础上，揭发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共检举、揭发出这方面的问题（或意见）4357条，其中官僚主义1988条、分散主义443条、铺张浪费1006条，多吃多占、特殊化问题920条。官僚主义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有些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机关文件多、会议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纠缠于事务、纠缠于办公室，很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和参加体力劳动。1962年市委召开的扩大会、工作会和常委会达1064小时，占全年工作日的42%，1963年1至4月，市委开会时间464小时，占工作日的55.7%，1963年市委和市人委1至5月发文比1962年同期分别增加42%和28%。分散主义方面表现在许多单位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一些单位领导不团结，部门与部门、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推诿、扯皮，强调部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等。铺张浪费方面体现在42个单位共计浪费和损失约82.08万元，其中属于铺张性的浪费2263元，属于物资的损失浪费约81.85万元，其中财贸、物资管理部门的浪费表现得较为严重，物资局共损失浪费12.9万余元，积压和报费物资达59万元，占库存物资的74%，而且该局账目混乱、物资损坏、损失很多，失效漂白粉3.7吨，丢失生铁120吨，80个电石桶丢失40个，氧气瓶40个丢失38个（每个98元），还有许多物资出借手续不全，找不到下落。造成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企业的行政局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不抓经济核算，出现了许多库存积压毁损和盲目采购现象。
第二阶段：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斗争阶段。在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坦白、检举、揭发，组织专案调查。经反复摸底、查证核实，揭发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585人，贪污盗窃金额25.91万元（包括实物折款），其中300元以下的425人、300元至1000元的116人、1000元以上的43人、万元以上的1人。邮电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宣布处理了15人的贪污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城区公社以副区长刘宝太为首的6人贪污集团，采取伪造单据、拟假名章等冒领工资、收入不记账、搞账外物资等手段贪污金额1.1万余元、粮食8000余斤；公安局利民街派出所4名户籍警勾结粮食局等工作人员共15人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进行非法谋利。对揭发出的非法人和事，除在经济问题上狠抓退赃外，根据揭发、查实的材料，对情节较轻的进行了说理批判；对情节恶劣、不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人在群众中进行了批斗，对于有严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分子，依法处理，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法办。在此项斗争中，各单位结合“五反”运动，清理了各项账目、物资、财产等，改变了账务混乱现象。
第三阶段：巩固建设阶段。运动在自始至终贯彻边整边改精神的基础上，在这一阶段进行了以建立健全制度为中心的系统整改、巩固提高工作。通过发动群众检查问题、研究整改，在42个单位共建立健全了必要的规章制度213项，其中支行、公安、计委、交通等8个部门共建立起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文书处理、保密、财务管理等方面113项规章制度。
企事业单位从1963年8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中等学校“五反”于1964年3月开始到1965年3月结束。这两批“五反”运动的过程基本是按照机关 “五反”的模式来开展的，有所区别的只是针对各自工作实际在运动的阶段安排及侧重点上进行了适当调整。
银川市的“四清”运动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方面对1964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提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轻微犯错误的或者问题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些更“左”的观点，作出基层大多数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结论，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党员干部。“二十三条”还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
1965年1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二十三条”，并以“二十三条”为指导分析了宁夏的阶级斗争形势，研究安排了点上和面上的“四清”运动。1965年2月上旬，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传达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2月中旬，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2月26日至3月4日，银川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提出1965年银川农业生产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全市城乡掀起 “四清”运动高潮。3月1日，自治区党委在永宁县召开“万人大会”，自治区党委常委金浪白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杨静仁就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二十三条”作了报告，号召以贫下中农为骨干，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揭发“四不清”，反对资本主义，号召犯错误的干部自觉革命，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
银川市根据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部署，面上的“四清”运动分三批进行，每批两个月左右时间。第一批：新城公社、工业交通、农村公社，自1965年1月开始至3月结束。第二批：城区公社、城建系统、手工业系统，自1965年3月开始至5月结束。第三批：商业、粮食、供销、金融、税务等部门，自1965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参加“四清”运动的单位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和“三干”会，采取大会讲政策、搞样板和小组规劝、个别谈话相结合，干部自觉交代与群众揭发、查账目相结合，交代问题和定计划退赔赃物相结合，帮助干部与教育家属相结合等办法，搞清干部的经济问题。全市有3795名干部（城市2402人，郊区1393人）参加面上社教会议，占干部总数的80%。参加面上社教会议的人员有80%“放包袱”，交代问题，经济问题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定性为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问题涉及金额达183000余元、粮食10万余斤。在对财务人员整治中，揭发出34%的财务人员有问题，涉及金额近9万元。比较突出的财贸系统68人作案117起，工交系统142人作案599起。另外，根据社教工作团的指示，对全市面上单位党的支部和股级以上干部，按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四个类别进行了细致排队，结果是：244个单位中，一类30个占12.3%；二类111个占45.5%；三类82个占33.6%；四类21个占8.6%；党支部共77个，一、二类53个占68.8%，三类17个占22%，四类7个占9%；股级以上干部623人，一类140个占22.5%，二类278个占44.6%，三类165个占26.5%，四类40个占6.4%。
1965年7月中旬，面上“四清”运动结束，点上“四清”运动又开展起来。具体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组织发动群众，第二步开展对敌斗争，第三步搞好组织建设和生产建设。点上“四清”揭批出一些社队干部存在严重的吃、喝、玩、赌等问题，揭发并查处赌博109起，赌窝15处，经常参与人数达222人。仅良田公社赌博总金额达万元以上，500余人次参加；有的社队干部有作风问题；有的社队干部私立“奖励制度”，实行高工分、高口粮、高补贴；有些社队干部纵容巫婆、神汉、算卦的、阴阳等搞迷信活动。揭发出求神、上寺等活动253起，内有党团员干部53人；请阴阳看风水的146起，其中有党团员干部38人。蜕化变质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四类分子”城乡串通互相勾结，大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更为严重的是公社党委也被这股“资本主义黑风”卷了进去，芦花公社党委将公社羊场的400余只羊高价出售，牟利6500余元，良田公社盈南和烟囱墩大队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揭批出银川市郊区有7个生产队的领导权落入“四类分子”手中，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人数合计高达60%，守法和基本守法的只占30%。揭露并定性为资本主义活动的151起，参与活动的达195人，其中党团员和干部38人。
点上“四清”虽然主要是揭发各级干部的经济问题，但与面上社教相比，更多的贯彻了政治、思想、组织的清理整顿。此时的清经济已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因此，“四清”运动与城乡社教运动相比贯穿了更为浓厚的大夺权政治色彩，使本已严重“左”的运动愈演愈烈，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和流血事件。据档案资料反映，仅1964年11月15日至1965年4月10就出现了9起自杀事件。这种比面上“四清”更为“深纠细斗”的点上“四清”一直持续到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后，工厂、机关、学校、医院、街道等单位的“四清”运动，逐渐地转入“文化大革命”轨道。至此，持续近4年的“四清”运动结束。
历时4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对于打击贪污盗窃行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冲击，而且还补划了一批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尤其在“二十三条”中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各地都以县、社、队三级干部为夺权对象，错误处理和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并造成了一些干部群众的非正常死亡。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也多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