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中共中央决定从1957年5月到1958年8月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新的整风运动。但是整风运动开始不到两个月，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导致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银川市和全国一样，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策略和方式，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善意的批评、建议当做向党进攻，以致犯了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背景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他指出，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不久后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快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作了传达，引起热烈反响。在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做整风运动的政治动员。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规定，这场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随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各地党组织采取各种形式，继续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批评切中时弊，但一些人提出要“用大民主来纠正”党的错误，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这表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在强调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同时，指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中共中央决定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并认为“大鸣”“大放”等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院校和党政机关迅速蔓延。这样，就出现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声称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击右派作出进一步安排。以此为标志，一场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正式开展起来。
银川市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过程
银川市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从1957年5月中旬开始，经历了大鸣大放、反右派斗争、着重整改三个阶段，历时近一年。
大鸣大放阶段。5月13日，银川地委发出《关于开始整风的通知》，要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把整风同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根据地委 （当时银川市委隶属甘肃省委和银川地委领导）整风运动的要求，银川市委5月15日下发《关于开始整风学习计划的通知》，成立“中共银川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有陈玉田、朱子春、马立凯、冯荐、汤若滋、何忠明、冯义隆。下设办公室，何忠明任主任，肖文荫、程技元任副主任，配备5名专干。各单位也同时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在市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具体安排下，银川市的整风运动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全市第一批参加整风的单位为36个，1739人，包括党群系统、财贸系统、工交系统、文卫系统和农村与街道等。
5月29日，市委召开第二届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问题的报告。会后，市委邀请党外人士分别召开专业代表会、政协会、人民代表会等会议，向党外人士说明意图，征求意见，鼓励批评。市委还要求市委委员及市委各部在整风运动中先走一步，认真开展自我批评。
各单位经过反复动员，组织学习，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市80％的干部、群众针对领导中存在的“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激烈发言。第一阶段全市共鸣放各种意见6457条，张贴大字报3173张，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1744次。其中，对全市各项工作提出批评意见278条，属于市委工作方面的93条，属于市委工作作风方面的37条，属于干部工作方面的41条，属于提拔使用方面的20条，属于培养、教育干部方面的16条，属于干部生活福利及工资改革方面的5条，属于肃反工作方面的4条，属于市委组织工作方面的16条，属于市委财贸工作方面的33条。
广大人民群众、各界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建议。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在所谓“大鸣”“大放”的口号下，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通过报刊发表和传播一些煽动性的错误言论，一时形成了相当紧张的气氛。例如银川市财政科一个科员，解放前是敌伪警宪，亲自参与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肃反”中查出来后被逮捕入狱。1956年，根据政策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马立凯市长亲自带领政府肃反办公室的同志到监狱把他接出来，回财政科工作，补发工资。当时他痛哭流涕地说共产党是他的再生父母，他一定好好工作，戴罪立功……。可没有想到，在“大鸣”“大放”中，他一反常态跳了出来，把党说得一无是处，按他的逻辑，国民党杀人放火有理，共产党自卫反击有罪。
反右派斗争阶段。6月中旬，市委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到本单位，带头鸣放，大胆点火，揭发各单位的矛盾，整理材料，进行摸底排队，培养积极分子，准备斗争，对右的言论暂不还击，以达到加高温度，充分暴露右派、利于反击之目的。
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主要采取“引”“挑”“拖”等错误做法。“引”：在鸣放过程中，号召全体参加整风人员，特别是党团员骨干分子带头鸣放，造成“毒草”萌生、适宜暴露右派分子的气氛，达到把水搅浑、“引蛇出洞”的目的。对于不“放毒”的人采取做好平时日记、书信的搜集，旁敲侧击，触动内心而引蛇出洞。“挑”：对已露头的右派分子，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形式，把右派言论挑出来，揭开右派分子企图混水摸鱼的面目，使右派分子充分暴露。“拖”：发动攻势，采取大会压、小会斗、个别谈、软攻心相结合，挑剔其缺点、错误，分化右派分子，逼迫其互相攻击。以上三种方式，使一些右派分子乃至一些干部、群众摸不清整风的目的，领导的意图，在反击右派斗争中，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
反右派斗争初期，全市36个单位，排出右派分子12人，只有7个单位有右派分子。市委针对这种情况，连夜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前后三次提出检查，批判温情主义和右倾思想的措施，四次召开各单位负责同志会议，检查和批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讨论如何加深加宽搜集右派的具体办法，重点作没有挖出右派分子单位领导的工作。全市各单位反复召开会议，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鸣放，反击右派分子，扩大战斗队伍。1957年8月17日，市委根据银川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划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又对全市参加整风的人员进行了排队，共排出右派分子79人，已批准的53人。在53人中已批臭的6人，斗而未透的5人，正在斗争的32人。市委整风领导小组，针对群众所提意见，连续召开会议，对全市参加整风的36个单位1777人，根据各单位的鸣放言论，结合每个人的历史、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进行排队，内定“左”派607人，中间派1038人，“右”派24人。
为了使全市的整风运动形成高潮，并通报到基层。银川市于8月22日至9月7日，用17天的时间，集中乡街干部及市级乡干部114人，以二干会的形式进行了整风运动。会议期间共提意见607条，多数是关于改进工作的意见，其中也有批评领导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会议特别暴露出了农村干部普遍存在的“富裕中农思想”，其中严重的有28人，较轻的21人，不安心农村工作的16人，搞出右派7人。此时，银川市鸣放已进入高潮，鸣放的意见不断增加，市整风领导小组又经排队，全市内定“左”派619人，中间派1038人，极“右”2人，“右”派80人。
银川市全面转入反右派斗争。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银川市反右派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各单位反复组织群众学习、讨论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文章，负责人认真做好动员工作，党团工会等组织随时准备反击。二是各单位反复排队，全市抽出一批左派人员组成22个战斗队，重点放在没有搞出右派分子的单位，培养骨干，训练队伍，互相支援，反击右派。三是在批斗右派分子前，把搜集到的历史材料、现实言行、特点总结后，油印下发给每个战斗员，准备个人批判提纲，用大字报的形式公之于众，采取揭、驳、追的方法，使右派分子主动交代。9月21日，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批转银川地委领导小组《关于把右派分子斗臭斗透的意见》，其中批评某些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认为反右派分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反温情主义和反右倾情绪的过程，要求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反复排队，及时掌握右派分子及中间群众的思想变化，对待右派分子讲明两条路：一是彻底交代，二是共产党不希望他们走绝路。制定了斗倒、斗臭右派分子的4条标准，①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反动目的已全部揭露，右派分子在群众面前已经理屈词穷；②彻底交待反动言论的目的、动机；?譻?訛群众受到教育，明辨是非，提高觉悟，右派分子已经孤立；④左派分子受到了锻炼，帮助小组、攻心小组同时建立起来。
为了更好地把握运动方向，总结整风反右派斗争，中共中央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肯定了几个月来全国上下反右派斗争的成果，同时对各地运动中出现的偏激做法作了明确的批评，指示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也要注意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根据这一精神，中央于10月15日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各级机关划分右派分子的注意事项，要求要认真审理上报右派分子，还明确规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极右分子的4条标准，并列举具体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下发各地参考。但是，银川市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受“左”的影响，基本上突破了中央标准而具有地方特色。在运动中，银川市策略上采取“引”“挑”“拖”；方法上首先确定重点，其次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对于批判对象无限上纲，不容分辩。最后由领导点名“内定”。领导内定的依据为看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过去是否犯过错误、对运动的态度。发动群众的结果，导致简单粗暴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有的单位对右派分子采取人身侮辱、谩骂、恫吓等手段，在批斗右派分子时，头上戴高帽子，身上贴标语，罚跪，罚站，搞轮番战术，过细地追问与斗争不相干的个人私生活，用“小心脑袋”“只有死路一条”等语句进行威胁。尽管中共中央、银川地委及时对上述偏激行为进行纠正，但上述现象在实际中屡禁不止。
银川市在反右派斗争的政策界限上、在对右派分子的定性上，有些单位或领导存在着“宁错勿漏”的思想，对中右与右派、右派与极右往往是抱着打成什么算什么的态度。如：贺兰县上报6个极右分子的材料，经上级研究够极右的1个，一般右派两个，一个条件达不到，两个材料不详。
在对待右派分子的言论上，相当一部分单位存在着对于鸣放言论缺少研究，把一些对国家政治生活、对本部门本单位人事管理或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思想作风等提出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错误地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把一些不该划的划为右派或极右。
银川市第二批整风反右派斗争，从9月15日开始到10月15日结束，参加的单位有公营私营商店、医药界各联合诊所、合作社、街道居民。内容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市共挖出反社会主义分子163人。
从1958年8月市委整风办公室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上报的《全部干部中右派分子情况统计表》中看，银川市参加整风的干部、群众共215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176人，其中党员12人，共青团员24人，民主党派32人，无党派人士108人。176名右派分子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0人、劳动教育15人、监督劳动17人、免于处分5人、留用查看停止原有待遇5人、撤销原有一切职务另行分配降低待遇54人、降职降级降薪24人、按反革命论处44人、按坏分子论处2人。市人民委员会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因为是权力部门，因此右派也最多。右派的职务从原来的一般干部，逐步上升到科长和市长。三位市长1个右派、1个极右、1个严重右倾。除一两个科室的领导外，所有科室负责人不是右派也是严重右倾。科员就更不要说，右派已达到四分之一。往往是头一天还在会上发言，批判别人，第二天也竟成右派，站在台上挨斗。事情的演变带上了戏剧性的色彩。
着重整改阶段。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初，整风转入第三阶段——着重整改阶段。10月初，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提出要注意划分“右派”的界限；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规定要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随后，甘肃省委《关于分批逐步转入着重整改的指示》和《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指示》，提出整党工作必须与整风运动的各个阶段紧密结合。
根据中共中央和甘肃省委的指示精神，银川专区地、市两级机关从10月中旬开始整改。11月8日，银川地委整风办公室召开地、市两级机关全体干部会议，地委副书记李波作了《关于认真搞好整改工作的动员报告》，指出整改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反对和克服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和整个工作。二是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三是扩大民主生活，健全民主制度，各部门和单位都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和方便群众出发，对原有的不合理的规章和制度进行修改。
在整改阶段，各单位都在运用大字报、小组会、意见箱、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形式继续鸣放的基础上，充分暴露问题，逐渐形成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和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为目标的“大鸣大放”高潮。为了消除机关中存在的机构臃肿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各单位花大力气开展了精简机构、下放人员的工作。同时，在广大农村和工厂矿山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辩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形成“全民整风”热潮。
在揭露和批判右倾保守和浪费的基础上，1958年2月初，各地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运动。3月10日，甘肃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3月19日，银川地委召开专、市两级干部大会，地委副书记李波作了“坚决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修改或重新制定了“双反”计划，提出苦战几天掀起“双反”高潮的口号。3月29日，地委整风领导小组根据专区各大口及永宁、贺兰两县的汇报，决定苦战三昼夜，改变个别单位的落后状态，使所有浪费、保守问题暴露无遗，并由各整风大口派人到所属单位督战。在机关、工厂、学校揭发了大量浪费积压和“三风”“五气”，在鸣放同时开展“双比”运动，掀起生产和工作“大跃进”。
整改本来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以达到克服和纠正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目的。然而，由于采取了不适当的策略和方法，整风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整改似乎成为整干部、整群众，而重点是整知识分子。
1957年11月17日，银川市整风办公室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补充意见》，要求全市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任务是结合存在问题，召开座谈会、辩论会，落实所提意见；精简机构，干部下基层，下乡劳动锻炼；检查、批判右倾思想。方法是“大鸣大放”，要求大字报数要超过反右派斗争的总数，座谈会、辩论会也要超过反右派斗争总数。第三阶段共鸣放各种意见10954条，12月22日止研究处理6135条，占总意见数56％。张贴大字报6555张，召开各种座谈会2330次。1958年1月，市委对全市整改工作进行全面复查，对所提10954条意见，处理8892条，占总数84.64％。
1957年12月19日，市委整风领导小组转发省委《关于精减下乡干部的若干规定》。全市整改进入高潮，市整风领导小组对全市各单位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在历次政治运动被关、管、斗的人及老、弱、多病革命意志衰退的工作人员进行排队，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动员干部群众自愿报名申请下乡、下基层。结果，全市36个单位的1448名干部有1012人自动申请报名下乡劳动锻炼。数日，有不少人几次用大字报表示决心，要求下乡锻炼，各单位不仅敲锣打鼓向市委表决心，还对未表决心的人结合小组辩论、大会挑战等形式，迫使其表态。结果，全市共精减干部260人，被精减的干部或到乡、镇、街，或下放到基层企事业单位，或退职回家务农。
在整改后期，市委整风办公室对全市党员进行排队，其中22级以上党员干部749人，左派为59.7％，中间派26.5％，右派9.1％，极右为4.15%。在这些人中确定重点批判对象56人，其中市委部局级干部11人，县科级36人，一般干部9人。还有43名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推动下，不久，市委召开誓师大会，各单位纷纷向市委送决心书、挑战书，表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决实行“跃进”计划。从此，左的思想更加泛滥起来。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1957年反右派斗争必要性的同时，也郑重坚决地改正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错划和受株连的面很宽。在反右派斗争及后来的几次补课中（1960年1月止），银川市共划定右派分子248人，其中极右7人。他们的分布在工业系统38人，农林水牧47人，城市公社32人，基建交通40人，财贸系统36人，文卫系统36人，机关19人。这些人当中县、科级干部18人、一般干部215人、各种技术员及专业干部15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委对全市（含两县及自治区区属厂场及省外调入人员）右派分子516名、中右分子198名、反社会主义分子（含坏分子）196名进行复查。从复查情况看，全市属于错划的509人，占所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8.6%，银川市对其全部予以改正，并安置“右派分子”273人，“中右”“反革命分子”“坏分子”95人，对受株连被开除公职及没有分配工作的家属、子女38人和下放到农村的38户都先后落实了政策，还相应改善了其他“右派分子”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使他们从长期被压制的政治困境中解脱出来，更充分地发挥光和热。如：银川市粮食局关保信，在落实了政策后，深有感触地说：“三十多年来因追究历史问题，使全家及亲属70多人受牵连，在招工、升学、参军、入党、入团、评资晋级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多年来自己心中像压了块石头，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打击和处理的分量过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的同志，轻则降级使用，在原单位接受劳动改造；重则判刑或到农村、工厂监督劳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均被开除党籍、团籍。如：原银川市文化局干部李元被错划为右派后，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七年。以后每逢运动，必是挨整对象。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在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和歧视，而且把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地、富、反、坏”并列在一起，成为“黑五类”，其家属往往被世人视为“黑窝”，造成较为普遍的株连。到1959年底，银川市共有右派分子248名，其中下放劳动55人、留机关监督使用161人、开除公职32人。后来又对其中“表现极坏、抗拒改造、并有破坏活动”的88人，法办57人，管制7人，劳动教养24人。
扩大化错误延续时间长。在反右派斗争初期，中央针对各地放宽了划定右派的标准，提出“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但是，实际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没有付诸实行。相反，反复强调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这样，在反右派斗争中，扩大化的错误逐步发展。1957年10月15日，中央正式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明确提出“六划六不划”的界限。但是，当时在许多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怕戴“右派分子帽子”，这一文件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到1958年搞反右派斗争补课，银川市又有几十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至1963年中央先后分五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这期间银川市有近50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6月4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规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但是，1962年7月市委批转市监委《关于加强进行甄别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对右派分子不提平反口号，不列入甄别范围之内，如发现个别人确实划错了，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在实际工作中，对右派分子的改正问题是个“禁区”。而极少部分“右派分子”虽然被摘掉了帽子，但社会歧视并未消除，多数人在重新工作之后，过去那段历史仍然被当做“辫子”揪住不放，仍被大家称为“脱帽右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继续受到冲击，大大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1979年9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同年银川市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改正工作全面铺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对这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必须的”“正确的”和“扩大化”的结论。
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于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界限，把不同认识和意见，甚至把立足于市情，对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指示提出不同意见，与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视为敌我矛盾，从而错划了大批同志，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1）敢于实事求是地对本单位领导或上级领导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对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执行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被视为“向党进攻”“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否定历次政治运动”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以马立凯（原银川市市长）为首的反党集团案”，在运动中曾被公开批判，主要问题为：对现存的干部问题、党政关系，肃反运动及反右派斗争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2）相信组织，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状况，向党交心，检查自己对某些领导的认识，他们的只言片语被无限上纲，当做“反党言论”批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原银川市团委干部魏新民，在运动中把团委领导在执行上级政策中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之风和教条主义现象比喻成“削足适履”而被打成右派。（3）在反右派斗争中，因不同意党委把某些同志划为右派分子，而自己却被定为右派分子。如：原银川专区中级法院院长高光耀，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于本支部与政法口确定的4名右派分子，认为其言行只表现为“个人主义，不够右派”，结果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4）把家庭出身不好、历史比较复杂与鸣放中的言行搅在一起，划为右派分子。如：银川市工商界在反右派斗争中有112人被定为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们当中大部分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旧军官、伪官吏，而且参加过敌党团组织并担任职务。（5）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某些领导或在某些问题上有相同看法，被定为反党集团。
上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情况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许有个别人处于敌我矛盾的边缘，一时难以分辨，但也首先应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而不应照搬长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处理问题，造成任意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
反右派斗争不仅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及其受株连的亲属在各方面受到了压制和摧残，限制了他们的才智，耽误了他们的青春，给祖国建设事业造成了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对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使党内外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及爱国人士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长期蒙受冤屈和压抑。在银川市被错划的右派中，知识分子151人（据1980年1月宁夏区党委摘右派帽子办公室的统计）。他们当中有经受战争考验、对党忠贞的老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有处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员、教师、新闻工作者、专家、学者，他们是祖国建设极其宝贵的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当祖国和人民把实现现代化的重托放在他们肩上时，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却带着无限的遗憾，永别了他们的事业和亲人。
打断了全党整风的进程，使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957年全党进行整风是贯彻八大路线的一项重大决策。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几年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滋长。”号召和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整风之初，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上级指示，认真听取群众批评建议，广大群众积极提意见，整风形势很好，开了个好头。后来，中央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缺点错误，反右派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政治空气紧张，对群众的种种意见、批评，没有系统地检查分析，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也没有落实到实处，整顿“三风”的目的没有实现。
促使社会上滋长了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不良风气。反右派斗争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改变了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把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的范畴，确定在知识分子中划右派；并认为“知识比较多，技术比较高”是右派分子翘尾巴的条件，认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右派人数比一般知识分子多，等等。这不仅使许多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给人们强烈地留下“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印象，使社会上产生了—种轻视知识、极端蔑视知识分子、忽视人才的不良风气，严重地影响了祖国建设的进程。
使社会上产生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潮。反右派斗争中，如果哪个单位右派分子划少了，那么，其领导则是“温情主义”“右倾情绪”，对敌斗争不强，工作不力；如果哪个单位的右派分子划多了，那么，其领导则是有积极性、有“正义感”。这种抓多比抓少好的做法，无形中助长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反右派斗争后果反映到理论上，是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成为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扩大化的理论根源。经过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斗争等严重失误，以至出现“文革”这样全局性、长期的“左”倾错误，使“左”倾思想的恶性发展合法化，形成了一套奖“左”罚“右”的措施，为说假话、搞浮夸风开了绿灯，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邓小平又提出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它是我们党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实践中用沉重代价得出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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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起因。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宁夏也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走过主席台。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游行活动，内蒙古、新疆、云南、西藏、宁夏、广西等少数民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游行。在队伍中，宁夏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同样是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款款地从天安门走过。当时，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参加完这两项国事活动后，在一次常委会上大家座谈，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格平（回族）认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鲜艳夺目、花色品种多样，而宁夏的回族服饰色彩过于单调，与其他少数民族比较起来逊色不少。自治区刚刚成立一年多，今后自治区参加全国性的重大活动还很多，回族也应该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几套可以代表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服装，让全国人民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0年初，刘格平指示成立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集体研究设计回族服装，并派人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调来回族服装素材。经过反复设计，在原有的回族服饰的基础上，加工设计了色彩亮丽、美观大方、款式新颖的回族服装，男女装都有，并由银川红旗服装厂的上海师傅精心制作。服装作好后，自治区主席刘格平和夫人丁磊试穿民族服装照了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宁夏交际处喜气洋洋地试穿了民族服装。试穿后大家又进行了座谈，对新设计的回族服装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大家说：“解放后宁夏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上都翻了身，现在又设计和改进民族服装，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回族人民的关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还拍摄了纪录片，《宁夏日报》刊发了摄影记者朱康洛拍摄的6张试穿会上的民族服装照片，并配发了文章，题目是《实用美观的回族服装》。
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座谈会后，经过筛选，最终选定了几套服装作为回族少数民族服装，随后自治区派人送样品至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审定。但时隔不久，就从北京传来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消息：“刘格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制作民族服装是在搞地方民族主义，扩大民族分裂，居心不良！是反党行为。”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开展。1960年3月，中央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找刘格平谈话说，“格平同志有没有地方民族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同党的关系怎么样，要谈一谈，帮一下，对党、对格平同志都有益。”“格平任命干部……主要是回人，主要是从渤海地区调来的。”“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的关系搞得很紧张，长期难处理，汪锋同志虽然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无论从工作、党性上说都应当是一位好同志，汪锋关系搞不好主要责任在格平。”“我在主席面前说过，刘格平同志有地方民族主义方面的思想，但党作了决定是服从的。请格平同志想一想，以后怎么办，希望格平同志在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上把问题谈清楚，问题谈清楚后待中央研究再决定。”
1960年3月30日至4月26日，北京召开了一个扩大范围的围绕刘格平在宁夏搞民族服装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杨静仁、马玉槐、刘春、李景林、吴生秀、甘春雷、夏辅仁、赵卓云、韩戈鲁、谢扶民、于超、刘冠英、张杰、江平、苏克勤等人。在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对刘格平在宁夏搞民族服装的“反党”行为进行批判。刘格平在会上两次申述自己对民族服装的意见。
1960年5月3日至7月2日，自治区党委召开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高潮。会议由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主持，国家民委派负责人以中央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指导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自治区各厅局、各市县负责人，后又逐步扩大到自治区一些部门的处级干部，会议历时2个月。
这次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代表中共中央于1960年3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同自治区人委主席刘格平的谈话《纪要》。《纪要》认为，刘格平“有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反党反中央以及个人野心”。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格平错误问题的指示，以制造民族服装、成立“民族服装办公室”，制造民族差别为导火线，揭发、批判“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给这个“反党集团”罗列了如反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一心一意搞民族联邦主义；极力扩大自治地方权利；主张在中央建立民族院，妄图用民族联邦主义来代替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强调民族特殊性，主张民族分立，反对民族亲近和民族融合；竭力反对回汉通婚，反对回民在生活习惯上有任何“马虎”；在干部配备问题上，强调民族化，要求各部门都要配备回族的负责干部；反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政治思想革命；制造和穿戴“回族服装”；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反对宗教制度改革；反对在党员和干部中进行无神论教育；等等。依据上述罗列的罪状，会议错误地给刘格平等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和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帽子。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给一批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和宗教工作的回族干部戴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仅自治区厅局级以上干部遭受迫害的就有13人，其中省军级干部3人。
在自治区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期间，5月17日，在全区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闭幕会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在全区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教育。以此为起点、以自治区党委一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为标志，宁夏在半年的时间里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
9月4日，自治区人委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在全区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教育。9月6日，中共中央同意自治区党委《关于（对）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情况报告》。《报告》提出：撤销刘格平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和自治区人委主席等职，保留党委委员，给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以观后效；撤销王志强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和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职务，保留自治区党委委员和银川市委委员，由银川市另行分配工作；撤销李微冬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到基层改造；撤销王克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保留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另行分配工作；撤销丁毅民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法办。之后，刘格平调离宁夏，其职务由杨静仁接任。
9月13日至15日，自治区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马玉槐代表自治区人委作的《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会议提出：“在全区人民中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教育运动”，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大会通过决议，免去刘格平的自治区人委主席，王志强的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微冬、马思义的自治区人委委员职务，选举杨静仁为自治区人委主席。会后，对“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其他人员分别作了处理。11月5日，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地（市）、县发出了《关于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马世芬等七人的处分决定》。1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刘格平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斗争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随即，在全区广大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一时之间，国家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人心不安，社会动荡，许多干部、群众被错划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扣上各种帽子，以各种罪名予以撤职、降职、开除党籍，乃至法办。
“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斗争后，宁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直到1966年春，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才暂时停了下来。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一案的复查平反。1968年，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反地方民族主义复查专案办公室，对“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一案进行复查平反。7月25日，自治区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坏人坏事”两大政治陷害案复查平反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中，直接遭受迫害的原厅局级以上干部共13人；除刘格平已调离自治区未进行复查，马思义的问题建议由军区处理外，共复查了王志强等11人的问题。
1971年2月16日，自治区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政治陷害案的复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借某些同志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作风上的缺点错误，肆意夸大，无限上纲，并以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手段，给这些同志不适当的处分或加重处分，甚至混淆敌我，将有的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是政治陷害。同意给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撤销他们在这一案中所受的处分，恢复李微冬、马有德、韩觉民3人的党籍，恢复丁毅民等8人的原行政级别。这就基本上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一案的有关人员平了反。
1980年10月7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呈送的《关于我区一九六○年“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十二名同志受处分和复查平反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60年进行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对刘格平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自治区党委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定为“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1968年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后，组织人员对“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中的12名同志（不包括刘格平）进行了复查。1972年4月，自治区党委对这些同志分别作了平反纠正，认为这12名同志与刘格平的关系属于工作关系，不存在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问题，把这12名同志定性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伊斯兰教主义分子”进行批判和处分是错误的。因此，认为1972年4月自治区党委给他们的复查平反决定是正确的。但应指出，在当时的复查平反结论中，定为“政治陷害案”是不对的，应予以纠正。1981年1月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意自治区党委《情况报告》，批准为王志强、马思义等12人彻底平反。同时指出，1972年4月自治区党委曾把这一案定为“政治陷害案”也是不对的，应予以纠正。
1981年4月3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一案中受处分的十二名同志平反的通知》。这就标志着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一案进行了彻底的平反。1983年2月24日，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报的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刘格平同志在宁夏“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的有关问题的复查报告》提出：“原定刘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头子，是不对的。”“原给刘戴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场历时10年之久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先是在国家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回族干部中进行，后又升级到各厅局的厅局长直至在自治区的省级干部中进行，而后又在全区各地区、各单位开展。接二连三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打击和牵连了一大批回族干部，使解放后新成长起来的回族干部受到很大削弱，给广大回族群众在心灵上造成很大压抑，影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宁夏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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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坏人坏事”运动
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后不久，自治区又开展了以“消除刘格平的地方民族主义影响，清除刘格平的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为目的的“反坏人坏事”运动。由于这场运动主要是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的，运动来势猛、规模大、影响面广、危害严重。
“反坏人坏事”运动的发起。“反坏人坏事”运动是从石嘴山钢厂 （以下简称“石钢”）始发的。石钢兴建于1958年，职工来源于全国各地，其中“盲流”（农村人口自发地流入城市）人员占职工总数的60%。由于生产落后，技术人才匮乏，管理经验不足，事故不断发生，群众中有一些偷摸行为和落后言论。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保粮、保钢”，石钢作为宁夏唯一的钢厂，为落实中央指示，促进宁夏钢铁生产，1960年7月，石嘴山市工委派工作组到石钢进行调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作组对石钢存在的问题看过了头，作出了不切实际的结论。8月20日，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到石嘴山钢厂听取石嘴山工委调查组的汇报，并深入到干部、工人中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查，8月28日形成《石嘴山钢铁厂当前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意见》指出：“石钢是领导干部有严重右倾和官僚主义、职工队伍严重不纯的落后企业。突出表现是：坏分子专政，好人抬不起头来；反革命嚣张，破坏事件不断发生；贪污浪费，违法乱纪成风；生产一直上不去，是一个少慢差的典型。”《意见》认为该厂之所以成为宁夏一个突出的落后企业，除了领导干部的右倾官僚主义和工厂的贪污浪费极其严重外，4000名干部职工中“14%的干部、13%的职工有政治历史问题”是重要原因。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和分析出发，《意见》把该厂在1958年“大跃进”中仓促上马后发生的各种生产、技术问题，都归结为“反革命嚣张”“坏分子专政”“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等。为此，建议在该厂立即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运动，坚决打击坏人，纯洁职工队伍。8月30日，自治区党委根据上述调查材料形成《关于石嘴山钢铁厂当前问题的检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随后即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扩大到全区各大厅局委办，各市委、县委书记范围，并布置“反坏人坏事”运动具体工作。1960年9月7日晚，自治区党委又在中宁县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亲自作了开展“反坏人坏事”运动的动员报告，要求“坚决把坏分子清除干净，有多少算多少，绝不姑息养奸，绝不留有尾巴”。
电话会议后，自治区党委政法小组随即下达了一份通知，即：捕人权下放。由地委审批（中央规定地委审批）；快捕、快判、快送（劳改）；随批、随捕、随判、随送。分管政法的书记又加了一条“群众扭送的就送”。动员令是1960年9月7日晚上下达的，1960年9月9日全区“反坏人坏事”运动就正式大规模展开了。
“反坏人坏事”运动大规模开展。由于对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运动从厂矿企业的清查开始，很快又扩展到了农村。为了快批快捕，自治区领导机关曾极其轻率地下放了捕人权，并且错误地下达捕人指标，许多地方不顾正常的法律程序而出现大捕大抓现象。
为什么石嘴山钢厂是“反坏人坏事”运动的“重灾区”呢？原来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刘司令’阴谋爆炸高炉，投奔台湾案”成为了这场“反坏人坏事”运动的导火索。
“刘司令”名叫刘克一，原是山西省太原钢厂职工，时年18岁，住在工人集体宿舍。刘克一平时上班，夏天常戴一顶白色头盔，架着一付宽边墨镜，很像当时上映的《英雄虎胆》影片中的敌副司令；闲暇时间工人们常打篮球，他就当裁判（又叫球司令），因此，工人们便开玩笑喊刘克一为“刘司令”。有一次，刘克一和三四个工人走到高炉附近，突然看到除尘器，有人戏说：“报告司令，前面发现障碍物。”刘克一附和着笑说：“我命令你排除，继续前进。”边走边说。刘克一又说：“你们以后别叫我司令了，我又没兵。”有人说：“你要有兵敢到台湾去吗？”刘克一说：“我如果有刘伯承那么多的兵，到台湾，老头子也得给我个大官，象我这样到台湾，就要脑袋搬家。”而这样一个玩笑话也铸就了刘克一全部的“犯罪”事实，刘克一就以“坏人”为名被抓。这时有人说，刘克一是司令，司令还得有一个参谋长。于是就把常和刘克一在一起的青年工人冯燕生定为刘克一的“参谋长”，也被抓来定罪。没有经过法院审理，工作组即判处刘克一八年徒刑，冯燕生十年徒刑。后来此案1961年复查时以予平反。
1958年自治区成立，为支援宁夏经济建设，在中央主持下浙江省和宁夏协议，由浙江省和上海市动员10万知识青年和支宁教师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于1958年、1959年两年由浙江、上海迁来9万多男女青年，落户宁夏国营农场和川区一些县的社队。但没想到“反坏人坏事”运动受害最重的却是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支宁青年、教师。
在浙江、上海的知识青年和支宁老师来宁以前，当地宣传部门介绍说宁夏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片面夸大了宁夏的优越条件。浙江、上海知识青年和支宁老师来宁后，看到的实际情况与宣传的有很大差距，恰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有些支宁青年认为这里的条件太艰苦了，有怨气、有牢骚，有些人就罢工，不好好工作，有的则把农场的猪宰杀吃了，有的把地里的玉米吃了。一时间，一些浙江、上海的知识青年和支宁老师就提出要返回家乡。由于当时“左”倾思想盛行，没有正确处理此事，有关部门只把他们的言行视为“闹事”来处理。这时宁夏“反坏人坏事”运动接踵而至，那些当初“闹事”的浙江、上海知识青年和支宁教师便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在这场运动中，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还有的饿死、病死。直到1974年落实政策纠正错误时，仍有个别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反坏人坏事”运动的“扩大化”。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江烈，在后来为“反坏人坏事”运动中受迫害群众平反的过程中，整理了这样一组数据，全区受害群众达27000余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35％。1960年9月16日，中央对宁夏开展“反坏人坏事”运动的报告作了批复，指出“反坏人坏事”运动，作为企业、厂矿整风口号可以，不能代替肃反。但宁夏“反坏人坏事”运动仍然继续捕人，并很快从厂矿企业扩展到了农村，轻率地下放捕人权，下达捕人指标，扩大了打击面。因捕人过多，各市、县法院人手不足，有的就组织临时法庭。如石嘴山市组织了13个法庭，审判人员就是各单位保卫科的人员。这样就形成集逮捕、起诉、审判于一人；有的突击办案，白天晚上连轴转。直到1960年9月29日，参加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的公安厅领导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会议内容，并转达了公安部不同意宁夏“反坏人坏事”运动的做法，自治区才于当晚电话通知全区各市、县从1960年9月30日起停止捕人。据统计，仅从1960年9月8日决定到9月30日的“反坏人坏事”运动高潮中，全区就处理16236人，其中逮捕7032人，劳教2722人，并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和失踪。在这场运动中逮捕人最多的是石嘴山市，逮捕了近4000人，当时石嘴山市约10万人，占总人口的4％；中卫县14万人，逮捕了2277人。由于逮捕人太多，各看守所容纳不下，有的就关在电影院。如平罗县逮捕了1000余人，就关押在不到1000个座位的电影院。此时又逢“低标准”三年困难时期，九十月份已属深秋，这年又特别冷，被关押的人身着单衣、吃不饱、休息不好，再加上糊里糊涂地被捕，心情愁闷，从而造成相当数量的死亡。到同年12月20日共死亡683人。这只是死在劳改队和看守所的，不包括释放后因病死在半路上的。
“反坏人坏事”运动经历史见证，与之前的“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如出一辙，是完全错误的冤假错案。此次因“左”的思想指导而轻率开展的急风暴雨式运动，给宁夏的各项事业留下了严重后遗症，直到1979年全区在这一案件中受到错误处理的26801名干部、群众才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