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不久，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先后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私营工商业者中展开。这场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动并得到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和参加的反贪倡廉运动，无情地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经过这场政治运动，民心大振，党心大振，新生的共和国面貌为之一新。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才能遏制和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腐败现象，怎样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得起执政的严峻考验，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时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一方面，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的，旧社会的种种腐朽思想并不会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而消亡，它必然会对新社会的肌体进行渗透和侵蚀。加之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机关接收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旧职人员，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贪污浪费和享乐腐化等恶习带进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商业企业中来，其中一些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贪污、盗骗国家财产以中饱私囊。另一方面，我们的广大干部在战争年代虽然经受住了敌人真枪实弹的考验，但进城以后有些人却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产生了贪图享乐的思想，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以致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歧途，有的甚至成了人民的罪人。与此同时，不法资本家也借机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猖狂进攻，不但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严重侵蚀党政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
基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作出了在党政军、人民团体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深入开展“三反”斗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开展“五反”斗争的决定。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便在全国全面展开。
银川市当时面临的情况和全国基本相同。主要表现：一是参与贪污浪费的人员多。如：运动之初就查出一区3名干部共贪污公款370余万元（旧人民币，下同），公粮790余斤。查出贪污浪费人员535人，贪污收费金额6.53万元（旧币）。其中，情节严重受到行政处分的73人，判刑的10人。二是贪污浪费的名目繁多。据运动初期调查统计，在一些行业、部门中有贪污拥军费、水利费、农会费、合作社股金的，也有贪污民工工资和公粮的，还有多吃多占、肆意挥霍国家资金的，更为严重的是还有贪污救济粮和抗美援朝款的。宁朔县一区一名财粮干事曾贪污抗美援朝款达170万元（旧币）。三是贪污手段恶劣、情节严重。有的区、乡干部在土改中利用职权将没收地主的大烟、银元、黄金等据为己有。如宁朔县一名干部在土改中贪污活羊30只，白酒150斤；再如，银川市人民法院院长利用职权，擅自用没收的汽车做生意，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00余万元（旧币），为此受到党内处分，但他不吸取教训，又执法犯法，接受案犯贿赂110多万元（旧币），最后被判刑两年。四是不法资本家和商人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并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如银川市皮毛业“自立全”皮庄经理张学文先后向国家工作人员28人行贿达2300余万元（旧币），共偷漏国家税款7800余万元（旧币），在订做赴朝志愿军皮大衣时，偷工减料，牟取暴利达3.2亿余元（旧币）。
银川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于1951年12月展开，1952年7月结束。
银川市的“三反”“五反”运动
银川市的“三反”运动。银川市的“三反”运动从1951年底正式开始。同年12月25日，宁夏省委成立省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具体指导。银川市于12月也相继成立以市委书记马俊杰为主任的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当时，银川市共有11个单位，809人参加。12月29日，省人民政府在银川召开省、市两级干部参加的开展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动员大会。会上，宁夏省政府副主席邢肇棠作动员讲话，对全省的“三反”运动作了统一部署。从此，全省的“三反”正式展开。
银川市的“三反”运动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学习动员、揭发检举暴露问题阶段。运动之初，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三反”运动的目的、意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银川市是个穷地方，大家生活都很艰苦，不会有什么贪污现象，每年财政紧张，该花的钱都不够，哪有什么浪费？他们主张“三反”运动在财经系统搞一下就行了；也有的一般干部认为，自己既未当官，又不管钱，“三反”运动是针对领导干部和财经工作人员的，与自己没什么关系；还有些本身有问题的人竟公然说什么：“党性强，受恓惶；党性差，有钱花”“常在渠边走，哪能不湿鞋”“进城了，还像山沟里那样抠干什么！”个别干部阻挠运动的开展，甚至扬言拒绝参加运动。总之，在运动之初，银川市进展缓慢，遇到的阻力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1月下旬，银川市委先后两次组织召开全市干部动员大会，要求各机关单位用半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文件，进行思想动员，提高对中央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目的、意义的认识。同时，宁夏省委派干部下驻银川市，协助开展工作。之后，银川市各机关单位成立学习小组组织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市委书记马俊杰亲自带队，深入基层，向广大干部群众讲解开展运动的政策，严厉批评运动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参加各单位的会议，听取群众意见，打消群众顾虑，推动运动深入开展。运动初期，银川市逮捕了市政府财政科等部门一些抗拒运动的贪污分子，处分了12位不重视“三反”运动的干部，提出实行打老虎计划，由各级干部包干。这样，才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这一阶段，在群众揭发检举和贪污分子的坦白交代下，暴露出了许多问题。1951年1月13日，省监察委员会对银川市内17个单位的38个人民意见箱进行检查，发现共积压群众来信51封，仅银川市法院就有33封，有的已经超过8个月，信封已陈腐，字迹已模糊不清。这次检查，暴露出了银川市在对待群众意见和建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复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检举揭发和贪污分子的坦白交代，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暴露。1952年4月运动进入复查核实和定案处理阶段。
在这一阶段，银川市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本着“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基本原则，对运动第一阶段中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的人员、金额、物资等进行了复查核实，最后进行了定案处理，并于5月底基本处理完毕。对于有贪污行为的根据中央“严查宽处”的原则，根据贪污轻重和坦白态度而给予不同的处理：受刑事处分者10人，行政处分者115人，其余一律免予处分，并追回赃款2.9亿余元（旧币）。
转变作风、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阶段。1952年5月底，运动进入了转变作风、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阶段。“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政机关中的一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各种规章制度不够健全，浪费现象严重，给贪污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使国家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在运动后期，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西北局的指示，市委要求各地、各部门进行以如何转变作风、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讨论和学习总结。在这一阶段，各单位都进行了有组织的学习和讨论，深入批判了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认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在此基础上，各单位都根据自己的实际建立健全了各种制度以及增产节约计划，使工作出现了新气象。如：在“三反”运动后期，市委新提拔干部 33名。这些干部到新的单位后，工作积极热情，使所在单位提高了工作效率，出现了新的工作气象。
1952年7月，银川市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银川市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当时，不法资本家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警惕，人民群众对此义愤填膺。因此，在1952年初，正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时，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决定。这场斗争，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鉴于当时宁夏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落后且大部分集中于银川市的具体情况，宁夏省委决定，运动只在银川市进行，其他市镇采取一般教育和个别检查的办法整顿市场。
当时银川市工业较少，商业也不发达，工商户一般资本不多，规模不大，生产经营方式也较落后。据统计，全市工商界共23个行业，计2560户。其中属商业性质的999户，占工商户的39％；属手工业性质的964户，占工商户的38％；行商摊贩2个行业，共597户，占工商户的23％。在这些工商户中，雇佣工人、店员者571户，共雇1316人，最多者雇佣25人；其他1989户，均系家庭小作坊性质的工商户。
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些工商户基本是守法的，对恢复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难改，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资产阶级便借机向无产阶级和政府工作人员发起了猖狂进攻。其主要手段：一是大肆偷税漏税。仅此一项，在1950年至1951年两年间，银川市2560户工商户中就有2118户（占总户数的83％），偷漏税款达29亿元（旧币）。二是腐蚀拉拢干部，逃避国家税收。他们以大烟、银元、衣服、美女等贿赂政府有关人员，以打开缺口，从中牟利。如裕记皮庄经理王海环，先后向11人行贿1000余万元（旧币），偷漏税5700多万元（旧币）；旅栈业忠盛恒经理文蔚山等先后向22人行贿1000余万元（旧币），偷漏税款达6200多万元（旧币）。三是偷工减料、制造伪劣产品，坑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如皮毛业的自立全皮庄和裕记皮庄在承做军用皮大衣时，以旧顶新，以劣充好，并且不按时交货，从中牟取暴利1.2亿元（旧币）。四是倒卖违禁物品、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些不法商人公然违抗国家禁令，贩卖鸦片，倒卖黄金、银元等，从中牟取暴利。如旅栈业德兴隆经理张子贞在1949至1950年两年间就倒卖黄金700多两、银元4.5万余元（旧币）。有些人还千方百计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如一名混入省商业厅的经济坐探在1950至1951两年间就盗窃有关布匹、面粉等价格情报7次，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银川市工商业的各种违法总额共达49.7亿元（旧币）。同时，还查出宁夏解放时隐藏的应交国家接管的财产7.67亿元（旧币）及走私、倒贩的银元86万块，黄金1000多两。由此可见，在银川市进行“五反”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银川市的“五反”运动于1月开始6月结束。市工商联合会召开全市商界大会，动员工商界广泛开展“五反”斗争。会上，市工商联主任、省商业厅厅长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市工商界认清形势，积极参加运动，切实进行自我改造。运动起初由市工商联领导，进展较慢。从2月下旬起，省委派省公安厅厅长赵文献、省检察署副检察长陈沧等协助市委和市工商联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并从省、市机关抽调126名干部，组成10个工作组分头深入各个工厂、商店，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店员和工人大胆揭发检举不法商人的各种违法行为。
运动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斗争和普遍交代、重点检查、分别核实后，最后根据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政务院批转的《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五条基本原则，对全市所有工商户进行了分类处理。处理的结果是，全市2560户工商户中，除7户当时已离开银川市，2户交法院另案处理外，守法户为409户，占总户数的16％；基本守法户为2014户，占总户数的78.9％；半守法、半违法户（即“两半户”）112户，占总户数的4.4%；严重违法户11户，占总户数的0.4％；完全违法户5户，占总户数的0.2％。对完全违法户中的裕记皮庄经理王海环和“自立全”皮庄经理张学文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处理完毕后，分别按不同性质给工商户发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两半户”通知书。6月8日至9日，银川市召开了工人、店员代表大会，总结了全市的“五反”运动，并宣布银川市的“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运动结束后，广大工商户十分感谢政府的宽大处理，纷纷表示要做一个守法工商户，积极补退交赃，共交回赃款21.2亿元（旧币），占全部违法总值的43％。有些人一次交不出，还订了退款计划。从此以后，生产和经营迅速得以恢复，劳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7月28日至31日，省政府委员会第一届第七次会议暨省协商委员会第一届第六次会议在银川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情况。邢肇棠主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节委在会上宣布：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委、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族人民的一致努力下，宁夏胜利地结束了全省的“三反”运动和银川市的“五反”运动。
1950年12月至1952年7月的“三反”“五反”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革命运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所限，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发生了过火的偏差，随即作了纠正。但总的来说，这场运动打击了经济领域的违法活动，清除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抵制了腐朽思想的腐蚀，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推动了健康社会风气的形成，为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