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纲领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新篇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中共二大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强大。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去团结一切同盟军,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更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从这种情况出发,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而孙中山也真诚地欢迎共产党的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国民革命。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规定,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帮助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大会确定了接受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选举了有关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冯玉祥①,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加入革命的行列,打破各路军阀盘踞北方的局面,在第二次直奉战争②中,联合胡景翼③组建国民军,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权,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北京政变后,根据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底在北京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总负责,负责人还有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劼等人,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李大钊同时还主持着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北方区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了联合国民党,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策略,把争取冯玉祥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军作为工作的重点。
1925年1月,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其部下张之江、李鸣钟分任察哈尔、绥远都统。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建议,于3月赴张家口就职。到张家口后,冯玉祥采取一系列经营西北、强兵图治的措施。在冯玉祥的要求下,中共北方区委先后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8月,冯玉祥为了防止其他军队势力发展到甘肃,自请兼任甘肃督办,并任命所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代行其职,率该师途经绥远、宁夏,于10月进驻兰州。至此,甘、宁、青大部分地区置于国民军的控制之中。
1926年1月,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携手联合,以“讨赤、打倒北方大害”为名,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大举进攻。国民军作战失利,从天津、北京退守南口、包头一带,据守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所部改称为西北军。为了寻求政治出路,冯玉祥宣布下野,将所部交由张之江统领,于3月20日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寻求革命真理,并在途中正式加入国民党。同时,宣布西北军一律加入国民党。
正当冯玉祥在苏联考察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北伐军攻占长沙取得节节胜利、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直达武昌时,北方战场各派军阀联合进攻西北军,形势严峻。冯玉祥在莫斯科得知这一消息,十分不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连发三次电报,并特派于右任①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并要求共产党选派一批干部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整顿与改编西北军。
8月17日,冯玉祥、于右任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同行的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乌斯曼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坚、史可轩②等人。9月16日,冯玉祥等人到达绥远省五原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当即召开西北军将领会议,研究行动计划。9月17日,冯玉祥率领西北军全体官兵隆重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大会,史称“五原誓师”。会上,冯玉祥正式宣布: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任副总司令,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石敬亭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石敬亭后来调任参谋长,即由刘任部长),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宣言。冯玉祥、刘伯坚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共合作,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配合南方革命,取道宁夏,入甘援陕,打倒军阀的重要演讲。到会的全体官兵群情激奋,欢声雷动,犹如黄河咆哮,春雷动地,响彻西北高原。
二、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人在银川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后,在该部担任政治部部长的中共党员刘伯坚,指导国民军联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造工作。在军内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除在总政治部设立组织、宣传、总务三处外,总部以下各军、师、旅、团、营也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以政治部(处)为军队与民众结合的桥梁。当时,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员,刘伯坚分别给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写信,要求尽快输送强有力的干部到国民军联军中工作。中共北方区委审时度势,抓住冯玉祥倾向革命的有利时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派200余名优秀共产党员到该部,开展革命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宣侠父、钱清泉、陈乔年、李大章、邓小平、史可轩、许权中、安子文、肖明、王一飞、李达、刘志丹、唐澍等著名的共产党员,先后担任国民军联军军、师一级政治部主任或处长职务。其中,刘志丹任马鸿逵部少将政治处处长兼参谋,方仲如任石友三部政治处处长;魏野畴任杨虎城部政治处处长;贾从周任刘郁芬部政治处处长。他们在国民军联军中开展工作,不仅使国民军联军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革命力量,而且国民军联军所到之处,共产党人对地方的建党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使各地的中共党组织逐步建立并得到发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0月,河南镇嵩军刘镇华部奉直系军阀吴佩孚命令,围困西安国民革命军已数月之久,杨虎城屡电求援,急如星火。在南方,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势如破竹,取下武汉,正兵分两路与军阀相持于武胜关①及江西一带。在北方,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张宗昌②等人加紧合作,继续向西北进击,以图最后歼灭国民军联军。时局日渐紧张,已是刻不容缓。在此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派曾晓渊向冯玉祥送来密函,建议国民军联军出宁夏、援西安、取潼关,而后会师中原。冯玉祥采纳了这个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10月下旬,国民军联军出师援陕。11月27日,西安解围。11月28日,冯玉祥由五原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抵达宁夏府城,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等人下榻于余鼎铭公馆(原银川一中北院),其部队在东校场搭起帐篷宿营。
在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政治部未到宁夏府城前,已派宣传队先期到达。在宣传队工作的伏龙、肖明、李秉乾、陶新畲(陶梁)、马云堃和《中山日报》社社长贾午(贾丽南)、记者贾一中(李子光)等中共党员,为了培养和训练地方干部,建立党的组织,经常到五中八师开展宣传活动,同一些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建立了密切联系。
国民军联军进驻宁夏府城的第二天,冯玉祥在各学校联合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阐述“教育不兴,实业不振”的道理,强调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号召青年学生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立志救国。12月1日,冯玉祥又在宁夏各界群众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解说国民革命的宗旨,阐述进行北伐战争、铲除军阀、谋求统一的重要意义。此后,冯玉祥还多次出席国民军联军举行的群众集会和演讲活动。
国民军联军进驻宁夏府城后,总政治部驻今银川玉皇阁北街,出版《中山日报》,配合国民军联军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中山日报》原名《西北日报》,1925年在包头创办,由中共党员蒋松亭任社长。五原誓师后,改名《中山日报》,迁至宁夏府城,由中共党员贾午①担任社长,又从绥远《实业日报》调来了郭伯瑞(山西人,包头银行职员)、贾一中②(李子光)、曹权、曹义、刘贯一③等中共党员任编辑和记者。贾一中任《中山日报》社党支部书记。《中山日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一个喉舌,而且也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当时,由于宁夏印刷条件有限,《中山日报》只能石板印刷,隔二日或三日出一期,有时增刊为两张。《中山日报》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意义,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舆论阵地,对于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在银川地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民军联军虽然士兵军衣破旧,但士气旺盛。每个战士臂上钉有一块白布,上面印有“不怕死,不爱钱,誓死救国”的字样。部队列队行进于街道时,“一二三四”的口号伴随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雄壮歌声,很有威武气势。在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国民军联军宣传队、《中山日报》社和各地联军政治机关相互配合,在军内外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铲除军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等宣传画和标语口号从军营到总部,从学校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革命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宁夏府城。
中共党员刘伯坚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有计划地向军政干部讲授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阐述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意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国共合作、实行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并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说明中国革命的大趋势。他引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官僚、地主的剥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劳苦大众无法生存的实际,论述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些青年学生一听是刘伯坚的演讲,总是踊跃来听。伏龙、肖明①、李秉乾、贾午、贾一中等中共党员也都发表过演讲。他们的演讲,多以当时革命形势为主题,介绍北伐战争的进展与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宣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号召发扬五四精神,学科学,讲民主,反对封建专制;鼓励青年积极向上,参加革命。
同年冬,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还在驻地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吸收五中八师的青年学生参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府城首次公开传播。刘伯坚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论》。通过学习,一些进步青年了解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懂得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概念,懂得了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的道理。随着国民军联军的到来和共产党人的大力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呼声响彻府城上空,沉闷的封建局面被打破,很多进步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加入革命行列,革命的浪潮在大街小巷涌动。
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的密切合作,唤醒了沉睡的北方大地,中共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三、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在银川的创建与活动
1925年8月,五原誓师之前冯玉祥即派西北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途经宁夏开往兰州。当时,在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沿途在宁夏府城、平罗、宁朔、中卫等地多次向群众讲演,散发传单,宣传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们在平罗县城目睹县知事由清朝装束的士兵拥卫其骡车奔驰而过时,愤怒地向群众指出这骡车是口棺材,里面是具皇帝时代的骸尸,它已经死去14年了。并向群众说明中国已是民主主义的时代,“所有皇帝时代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①。这些宣传对闭塞的宁夏群众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宁夏府城,他们多次到五中八师给学生讲演,宣传十月革命和国共合作的意义,并以刘郁芬(字兰江)的名义向学校捐款1000余元,成立了“兰江图书馆”,购买进步图书、刊物供师生阅读②。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语罕等人的进步作品和《新青年》等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他们给银川地区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是最早在银川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钱清泉,赴陕北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赴兰州,到刘郁芬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当时,正值国民军联军大部队分批经宁夏开赴陕西之际,急需加强地方工作,支援部队过境。此时,宁夏没有中共党组织,并缺少组织领导干部。因此,尽快建立地方中共党组织,发展本地革命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工作。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中共党员马云堃、贾一中等人,在宁夏府城共同成立了宁夏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负责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办公地址设在今银川鼓楼,李临铭和马云堃住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李临铭曾风趣地对人说:“咱这是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内容。”①11月,中共陕北党组织又从榆林、绥德等地派来徐梦周、白雪山、张慕时、马云泽、李秉荣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军联军工作。其中,马云泽、李秉荣由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是银川乃至宁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自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领导的银川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它使灾难深重的银川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同国民军联军宣传队紧密配合,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宁夏府城一度出现了革命的高潮。首先,在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了“列宁室”或“中山俱乐部”,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教唱《国际歌》,陈列《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彷徨》《呐喊》《杂感集》,蒋光慈的《新梦》《莫斯科吟》《少年漂泊者》,瞿秋白的《俄乡记程》《赤都心史》,钱杏邨的《白话新诗》《拓荒》,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进步书籍,供群众阅读。还利用集市组织五中八师的学生上街贴标语、演讲、画漫画、演话剧。在寒假期间,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使学生通过身边的现实,了解分析阶级和阶级压迫,使之自悟其理,树立阶级斗争的观念,提高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利用节日、纪念日或重大事件,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激励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宁夏府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员伏龙在玉皇阁上向游行群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号召广大群众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群众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晚上,举行了灯火晚会,各街道张灯结彩,与会者手执灯笼、火把,呼口号、发传单,人心振奋,全城沸腾。5月30日,又举行了五卅国耻纪念日两周年集会,组织各界群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中共党员肖明、伏龙等人还自编自演了话剧《顾正红》,当演到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时,激起了全场群众的无比义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响彻云霄。这是宁夏府城历史上演出的第一部话剧。
在群众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的基础上,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团体,通过这些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以学生为先锋的宣传队,挨家挨户教育女子放足,男人剪辫子,提倡男女平等?熏反对落后的社会习俗,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宣传队还发动群众,控诉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伸张民主正义,反对封建压迫。国民军联军为了取信于民,曾枪毙了3名经群众告发犯有贪污勒索罪行的兵站站长。冯玉祥到宁夏府城的当天晚上,就把道尹邵遇芝找到住处,列举平罗县知县王者宾“私吞8000元烟税,随意纳妾,并使其岳父管账”等等,斥责其“用人不知考察”①。后又将犯有贪污罪的宁夏县科长董其昌枪毙,将县长张仁纯钉镣关押。在邻近各县,还杀了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有力地震慑了地方黑恶势力。
当时水利是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每年春季维修渠道,派夫、派款甚多,农民负担很重。到夏秋用水灌溉季节,又受贪官渠霸敲诈勒索。宁夏道水利局长蔡乐善、渠长蔡芝璧一家长期把持宁夏水利,各地土豪劣绅勾结,依仗权势,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农民深受其苦。农民们在学生的支持下,起诉贪官污吏水霸。为此,由当时国民军联军控制的甘肃省政府派员专程来宁夏整顿水利。根据群众的揭发控诉,查出蔡氏一家的大量贪污罪行,将二蔡判处枪决,并制定了各干渠的浇灌制度,责令水利部门严格执行。贪官污吏受到惩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进一步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
1927年春,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积极为中山学院选送学员,培养革命骨干。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领导,院长刘含初、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为了给宁夏培养革命骨干,从五中八师选送进步青年袁金章①、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刘廷栋等到中山学院学习②。这些青年日后都成为银川地区的进步人士。
大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先属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据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党务工作报告》记载,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有6名成员,其中3人负责党的工作,1人负责工运,1人负责青运,1人负责国运(国民党工作)。另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移交给陕西省档案馆的一份材料《宁夏党组织的创建》(编号第00181号)记载:“当时入党有8人,入团的有三四十人。”经查证核实,当时在银川本地发展的党、团员,多是五中八师的学生。其中,中共党员有白虹剑、叶松龄③、征克非等,共青团员有张子华(王绪祥)、孙殿才(赵忠国)、王子端、李天才、潘钟林等,根据档案材料记载,大革命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共有党员14名。
四、邓小平由苏联回国途经银川
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不仅使银川地区成为北方国民军联军革命较为活跃的地方,而且也成为中国与苏联联系的通道。1926年12月20日,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总部离宁赴陕前,在宁夏府城设立国民军联军总部后方留守处,领导人为中共党员王一飞①。这实际是中共党组织的接待处,地址在今银川鼓楼南街。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时,应冯玉祥的要求,中共党组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20余名中共党员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工作,邓希贤(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2月,邓希贤、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衡)一行3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宁夏府城,住在后方留守处,王一飞负责接待工作。邓希贤在宁夏府城休整约有两周时间。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宁夏的社会状况及人民生活情况;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情况。
2月底,邓希贤、王涤亚、朱逸尘3人在王一飞的安排下,同《中山日报》编辑兼记者刘贯一、西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孔广耀①、彭桂林一同离开宁夏府城赴西安。3月底,他们到达西安,邓希贤受党组织派遣,与中共党员史可轩等共同主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②。
五、大革命失败与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
1927年4月,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血腥事件,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7日在武汉举行。但大会没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指明出路,提供强有力的领导。此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阵营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曾经参加革命、倾向进步的冯玉祥,在这场政治风云突变中,转向国民党右派,先后同武汉的汪精卫、南京的蒋介石分别举行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并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说和,实现了所谓的“宁汉合作”。这实际上是蒋、汪、冯合流反共。这时的冯玉祥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拥兵10余万,占据陕、甘、豫和包头地区,北拒奉张,南面左右宁、汉局势。他的政治态度对全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重要时刻,他离开了革命,离开了共产党,急遽右转,走向一条崎岖不平的人生之路,并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领导下,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西安警备司令部接冯玉祥训令,发出严禁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将在冯玉祥部的中共党员礼送出境。至此,持续3年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9月,国民党开始在银川地区反共“清党”,中共党员被驱逐,各群众团体被解散,《中山日报》被查封。中共宁夏特支书记李临铭难以立足,于5月返回陕北定边,贾午去西安,郭伯瑞回山西榆次。中共党组织为了坚持斗争,决定由贾一中领导银川地区党的工作,以高小教师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工作,但不久即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总司令宋哲元发现,令其限期离境。同时,马云堃也被驱逐出境。当时已到寒冬,贾一中、马云堃没有回家的路费,师范附小教师张得志为贾一中资助路费,并送至宁夏府城外,安全离开宁夏。马云堃先到平罗,经爱国人士刘堂琛介绍,在宝丰小学临时任教,1928年4月在叶松龄等人的资助下返回北京。大革命时期在银川地区发展的中共党员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使封闭落后的银川人民受到了一次广泛深入的民主革命教育,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得到很大提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银川地区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