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字志丹,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学习努力,每试名列前茅。期间,受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中共党员的熏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探讨社会问题。
1924年冬,在魏野畴等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学校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刘志丹被选为主席。同年,加入共进社和共青团。1925年春,在绥德经李子洲、王懋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学校走向社会,积极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冬,受党组织选派去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在东路军中工作,后又被派到冯玉祥部工作,任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对该部进行改造,提倡官兵一致,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军内民主,废除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刘志丹离开冯玉祥部,费尽周折,抵达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案,决定组织兵变,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党领导的独立武装。会后,省委积极部署渭华起义和各地的武装暴动。
当时,驻洛南新编第三旅许权中(共产党员)部,虽属李虎臣所辖,但却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1928年春,为了加强领导和充实骨干,准备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人前往许权中旅,帮助驻地群众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培养赤卫队骨干,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4月,李虎臣乘蒋、冯大战之机,发动反冯战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摆脱军阀混战,参加渭华起义。许权中旅开赴高塘进行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总司令唐澍,总顾问许权中,政委刘继曾,参谋主任王泰吉。刘志丹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尖锐地提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问题,号召贫苦农民“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
刘志丹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同暴动农民相结合,在渭华地区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烧起革命的烈火,没收地主粮食和财物,打击反动民团,惩治罪恶累累的劣绅,在渭南崇宁镇建立起陕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冯玉祥部3个师和保安团相配合,先后向起义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由于敌强我弱,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失败。但刘志丹并没有悲观失望,从中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929年秋季,冯玉祥任命苏雨生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贺兰的立岗和姚伏一带。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利用苏雨生扩军之机,派谢子长、刘志丹动员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带领保安县一批革命青年,加入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后苏雨生又派刘志丹去保安县扩军,刘志丹乘机带领数十余人回保安县发展革命势力,成立了一个团。部队在三道川活动时,遭敌人突然袭击而失散。刘志丹逃上永宁山,被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掩护脱险。
1930年9月,刘志丹在保安县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很快搞到10余支枪,集结原部20余人,在太白镇机智勇敢地进行了有名的“太白收枪”,击毙敌正副营长,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10余匹。从此,刘志丹带领这支革命武装,开始了陕甘边游击战争。几个月时间,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后因遭敌人重兵围困,部队被打散。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再次与苏雨生部合作,相机组织武装起义。1931年春,刘志丹与苏雨生洽商,任该部团长,率军驻旬邑职田镇,一面集合打散的队伍,一面打击地主豪绅,筹粮筹款,准备起义。当地豪绅活动陕西省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了刘志丹。后来,经中共陕西省委和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营救获释。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人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14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后叛变),参谋长杨仲远。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此时,敌人调集兵力,八路“围剿”游击队。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挺进韩城,配合当地农民暴动。刘志丹服从决定,率领部队转战关中6县,奇袭马栏镇,首战告捷,歼敌86师511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乘胜前进,又歼凤凰山守敌511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民团共500人,缴枪近500支。后又歼灭白水等地民团100余人。游击队下韩城,进芝川,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赤卫队,准备武装起义。敌人调集重兵包围,游击队激战多次,伤亡甚大。后经艰苦行军,才回到甘肃正宁。8月末,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主动协助工作。他们率领游击队在照金一带打了两仗,又打保安县城,失利后进入瓦子川一带活动。12月2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整编后正式组成红二十六军。当时虽有军的建制,但只成立了红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身份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忠实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政策,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为“游击主义”“梢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要把他们送走,经指战员多次要求,才把刘志丹留下。刘志丹忍辱负重,协助王世泰指挥,开辟了照金根据地。杜衡又要强迫部队南下,到渭华建立根据地,刘志丹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听,将部队带过渭河,自己却离队进西安,后被捕叛变。部队被敌人前堵后追,形势紧迫。刘志丹指挥全军奋勇作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全被冲散。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同王世泰、黄子文等会合后,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逃出敌人魔掌,回到照金根据地。
1933年8月中旬,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初,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支部建在连队,师、团、连三级都成立士兵委员会。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开展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和发展经济等工作。11月25日,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组成,刘志丹兼任主席。
1934年1月,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6月,为了培训干部,在豹子川的张岔成立了军政干校,刘志丹任校长,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
自1934年2月起,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十倍于我,形势异常紧张。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主力,由地方游击队配合,采取了避强打弱的战术原则,寻机歼敌,九战九捷。4月中旬,西华池一战,全歼陇东警备旅一个团部、两个整营,俘敌7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迫击炮两门,继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7月,陕甘边10余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许多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1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的多次“围剿”,红二十六军发展到5个团,开辟了10多个县的根据地,正式成立陕甘工农民主政府。这一年,敌人疯狂“围剿”,杀害了许多跟随刘志丹闹革命的同志,仅志丹一家就牺牲了8位亲人。
1935年春,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当时,国民党抽调5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分路围攻的战术,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形势危急。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和战友们一起制定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周密部署,取得了吴家寨子伏击战、杨家园子围歼战的胜利。后又不失时机地向外线出击,攻打孤立无援之敌,声东击西,首战延川,迫使延川敌军弃城逃跑;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南下;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连夺6城,终于实现了把陕甘、陕北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
7月,晋军孙楚等部过黄河,到达吴堡,欲与红军主力决战。刘志丹在吴堡采用围城打援战术,歼敌一个团,击毙敌团长。至此,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200余挺,俘敌2000余人,游击区扩展到30余县,根据地人口逾100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刘志丹领导西北红军英勇奋战,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这个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8月,蒋介石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进行追击和截击,并调集东北军主力六十七军和陕甘晋绥地方军10余万人,向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刘志丹坚决抵制和反对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制定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
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尽管永坪会议把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的领导之外,但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团结为重,积极地参加和指挥了劳山战役。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与熟悉陕北情况并特别善于运用“围点打援”战术的刘志丹的指挥艺术有重要关系。
劳山战役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中实行肃反。他们先逮捕根据地的主要干部,接着逮捕刘志丹和其他指挥员。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指挥红军御敌,领导人谎称要他去瓦窑堡开会。他在赴瓦窑堡的途中,碰见给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当即把信交给他。这原是逮捕刘志丹的密令。刘志丹看后,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平和地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去瓦窑堡了。”他一到瓦窑堡,不由分说便被关押起来。同时,他的战友习仲勋、张秀山及郭宝珊等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均被逮捕。
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当中共中央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接管了保卫局,立即释放刘志丹等人。毛泽东、周恩来还严厉地批评了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并给有关人员以党纪处分。
刘志丹出狱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西北军委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不久,中共中央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组织了抗日先锋军东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进入晋中。同时,命令红二十八军楔入晋西北,配合南路红军迅速打通通向抗日前线的道路。刘志丹和宋任穷奉命率红二十八军东征,连战皆捷,使神府红色区域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然后,由神木巧渡黄河,进军山西,奔赴抗日前线。
1936年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3岁。
1943年,为纪念刘志丹牺牲7周年,毛泽东主席为刘志丹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副主席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为纪念人民英雄刘志丹,将刘志丹出生的保安县命名为“志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