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惇靖
1949年解放大军迅速西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地击溃了西北方面的蒋、马军队。西安解放后，8月26日兰州又相继解放，西路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前锋已到达固原县三营镇地方，宁夏已形成被围之势。当时有三营镇绅士马明三等人到宁夏中宁县，约我父亲马鸿宾在中宁以南的四口子地方见面，有要事商量。父亲考虑自己不便前往赴约，决定派我去四口子见面，我到四口子见了马明三等人。见面后马明三等说他们是三营镇的解放军派来的，向我转告了解放军对我军之劝告，希望八十—军迅速起义，为和平解放宁夏做出贡献，还说：如果目前不起义也可，但在解放军进军宁夏时不要阻挡。当时我的回答是：八十一军绝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请他们放心，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那时虽然知道大势已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然灭亡，但是自己对起义问题根本没有什么认识，所以当时我的回答是含糊的，从当时情况来看我也只能这样回答，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马明三等人虽然自称是解放军派来的，但是他们之中并没有解放军的代表，也未拿出正式的信件与证明，所以对他们的联络接洽我自然是有怀疑的。
二、虽然兰州已经解放，但是在宁夏方面马鸿逵的势力尚未受多大损失，他们的力量与我部相比还是很强的，加之我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和睦，恐联络起义之事一旦泄露，宁夏方面定会先下手，我部定会吃大亏，更重要的是失去立足之地。
三、自己的认识不够，总觉得不到时机军权是不能放手的，因为我个人及家庭的安危都赖于军队，如放弃军权可以说什么都完了。更重要的是当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性质理解得不深，认识得不够，即使起义，畏惧心理亦难消除，所以当时的打算是边走边看。
1949年9月上旬父亲连续收到宁夏马鸿逵的两封电报，约父亲到银川有事商谈，主要是研究一起走的问题。当时父亲没有走的打算，未亲赴银川，派我到银川去向马鸿逵说明他不能出走的原因，另外再看看马鸿逵如何打算的。我到银川是上午11时左右，便直接到他家里。当时马鸿逵正与军政人员开会，等到会后和我见面。
他问：“你父亲为什么不能自己来，他愿不愿意走?”
我答：“父亲的意思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如果出走，日后的生活如何办呢?”
他说：“难道你父亲不怕共产党害他吗?"
我答：“父亲想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的。”
我问：“你走后宁夏又怎么办?”
他答：“给共产党送礼就要送全礼，我先走重庆，接着叫老大走(名马敦厚、当时任宁夏骑兵指挥官)，因老大沉不住气，又不听老二的话(老二马敦静当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留下他会误事的，到必要时再让老二走。”
因为马鸿逵比较忙，我们的谈话到此就结束了。当天我就返回中宁，将去银川的情况告诉了父亲。
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宁夏进军，因为中宁是通往银川的必经大道，当时为了避免接触，我便将驻中宁的八十一军军部、部队及家眷全部搬迁中卫县，同时电令驻靖远北湾的2个团速撤回中卫。这2个团连日行军不能休息，部队疲劳不堪，故决定到离中宁县城约7华里的黄河对岸(新修码头)休息，生火造饭，未待饭熟，这2个团就被解放军包围，并全部解除武装，此时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主力已到达中宁县。又得悉十九兵团六十三军的一个师已经由北路进军，直逼中卫，形势紧张，异常。当时我约请中卫县的绅士们到军部开会。我对他们讲了两件事：(一)八十一军决不抵抗解放军，请他们转告中卫县的老百姓，不要惊惶。(二)请他们出城40华里向沙坡头迎接解放军，并向解放军说明八十一军决不抵抗解放军，请他们缓进。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宁县石空堡驻军的电话，说解放军派代表来了，让我前去商谈和平之事。我即刻乘车前去接洽，这件事只有我的二家兄马惇信(当时任八十一军副军长)一人知道。到石空堡后，见到的解放军代表是马成俊(他原系我父部下副官)，他家住中宁县，这是9月17日的事情。当时我立即派少校参谋杨子俊到中宁与解放军接洽，因他胆小未能商谈出任何结果就回来了，解放军方面又带话让另派人商谈。18日我又派马培清为代表前往联系，黄昏时他带着和谈条件回来要我研究，如同意就可达成协议，并提出要在19日上午12时在黄沙滩上签字，如逾期不到，解放军就要开炮。
当时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精神压力很大。当兵临城下之紧迫时刻，父亲又不在身边(当时父亲深知大势已去，不能继续拖延时间，决定到银川再赴绥远见傅作义。此时傅已起义。父亲想通过傅作义见毛主席以便请求起义。到银川后正值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也要走绥远，父亲就乘他的飞机同行)。自己毫无主张，打算进沙窝暂时回避，又想到自己如离开军队，军队必然发生事变，老百姓受害，实感罪责难逃，如再拖延时间，解放军开炮，部队自然溃散，家庭个人均有生命之忧，事业更无保障……
我在束手无策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只好下最大的决心，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家族，为了个人，坚决响应解放军的号召，走和平之道路，决定赴约签字，将部队交给解放军，自己再另作打算。
9月19日上午11时许，我便带着马培清及两位亲戚喇培霖、喇仲安(这两位是我大兄的妻弟，他们是因为马步芳抓兵来中宁躲避的)，乘羊皮筏子到沙滩上。不多时对岸开来了两辆吉普军，解放军代表下车也乘羊皮筏子到沙滩上。来的代表是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军政委，姓名我忘了。见面后我提出沙滩上没有可坐之处，谈话又不方便，不如到中宁县城商谈签字，开始解放军方面怕我们有顾虑不去中宁，经我恳切提出，他们也同意，就在这和谐的气氛中我们一同过了黄河，并乘解放军的汽车到中宁县城。
在那里我见到了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经过正式谈判之后，于19日19时在协议上签字，还照了相，十九兵团代表是曾思玉军长，八十一军代表就是我。曾军长设宴款待了我们，当天黄昏时解放军送我们到河沿，我们即乘羊皮筏子过了黄河到石空堡，9月20日我将家眷由银川接到石空堡，当天夜间由石空堡赶回中卫。同一天父亲由绥远回到银川，到大坝附近与马培清通了电话，经马培清讲明经过，他方知我部起义，父亲也放心了，又回到银川，此时我的精神压力减轻了，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想签字后我就准备离开部队，可是通过谈判签字之过程，我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军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可怕，在签字过程中解放军代表又谈到八十一军改编后仍然要我负责，所以原打算逃避的思想没有了，反而又产生了继续作官的愿望。
我到中卫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立即集合在中卫驻扎的官兵，向他们宣布我军正式起义签字了，大家闻之无不欢呼庆贺。
此时解放军通过中卫继续向银川进军，真是军纪严明，人民欢迎，完全呈现出一片胜利气象。
签字后不几天，十九兵团就派来了政工人员约300余人到中卫，立即按规定将这些同志分配到各师、团、营、连，并改编八十一军为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军，任命我为军长，任命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为军政委。同年九月底宁夏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司令员姓王名字我记不清，副司令员名叫曹又参)到中卫，10月1日举行授旗仪式。
以上就是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之经过。
1950年11月我被调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甄华同志同时也被任命为军区副政委，独立第二军编为独立第一师。1954年甘宁两省合并，撤销了宁夏军区，我又调甘肃任省政协副主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编者注①经查，马鸿逵于1949年9月1日离开银川逃往重庆。所以，马鸿逵电约马鸿宾到银川议事的时间应为8月下旬。
②此文系原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之遗稿，由他的夫人、甘肃省政协委员欧阳连卿提供——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注。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