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春林
马鸿逵统治宁夏17年，大小监狱遍布全省，被囚人犯摧残致死者，难以数计。就是幸得活命者，也多成为残废。人们每常谈及，莫不谈虎色变，毛发悚然。
东大狱是集中全省犯人的最大牢狱，因为位于银川城内东南角，故称东大狱。其次是看守所，是随时捕押，随时刑讯的场所。在马鸿逵总部军法处的后院，还有一处临时拘押人犯的地方，是为了便于当晚刑讯方便而设的。
所押犯人，除其他各种刑事犯罪者外，还有“大公馆”交押的、厅处长们交押的莫名其妙的人犯，也有军法处自己认为要捕押的，以及宪兵、特务们私自捕押的。
东大狱和看守所都由宪兵警戒，且都住有排长之类的官儿。过去的看守们，只是给他们当当勤杂而已。这些宪兵都直属军法处，他们是专门捕人和行刑的刽子手，还有一批便衣特务，是军法处的鹰犬，再加上军法处的什么主任、科长、军法官等。这些人，到处横行，鱼肉人民，奸淫妇女，勒索民财，无恶不作。
军法处本是处理军队中违法事件的，但实际权力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后来，马鸿逵又成立了一个军警联合督察处，与军法处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处长是程福刚。这样一来，军队中犯法者他可以管，政界犯法者也可以管，甚至老百姓交不上羊皮、税款，或给“大公馆”做活的泥木工逃跑，他都可以抓来整治。
犯人入狱前都要搜身。除随身穿的衣服外，一切都没收，连裤带也不许有，只好提着裤子走。牢房内除了一个土炕外，只有一个破沙罐，供人犯在关闭时间便溺用。每天早晚各放风一次，每次时间多则5分钟，少则3分钟，到时钟声一响，立该关闭号门，后到者要打军棍，有时罚跪几十分钟。
本来犯人都有囚粮，马鸿逵省政府的预算内也列有这一项。实际给犯人吃的多是军粮局的仓底杂粮，发霉的很多。由于层层克扣，每天两顿，还吃不饱，多数犯人四肢浮肿。遇上霉粮，吃后不少人泄肚呕吐。一间牢房关上约6个人，吐泄又不能出去，弄得臭气满室，病上加病。
对待犯人最普通的是打军棍。打时不许哼喊，不许动，否则加倍。1939年，有一卖报的陈某，因涉及共产党嫌疑被押。山东人性子强，和爪牙们顶了几句，被打得死去活来，结果成了疯子，后经家人活动保出，便失踪了。这只是宪兵看守们的私刑拷打，至于提审刑讯时的花样，就更多更惨了。一般是先有3套：打手掌，打军棍，揭背花。揭背花是马鸿逵的一种独特刑法，即将犯人上衣脱光，左右各两人，架住犯人两臂，抱住两腿，由数人轮换用皮鞭在背上抽打，一时皮破肉烂，血点横飞。被打者昏晕过去时，用冷水在脸上喷洒，醒过来再打。
至于审讯他们认为重要的犯人——政治犯，用的酷刑一般有：
上拔筋床 将人坐在一条特制的长凳上，两腿前伸，膝盖上压一木杠，两端各骑一人，然后在犯人脚后跟下垫砖，3块、5块……逐渐加多。
敲骨拐 将袜子脱去，在踝骨下垫一层砖，上面用棍打，有的踝骨被打碎而成跛子。
挫杠子 将人跪在两块砖上，左右各一人架住双臂，在两条小腿肚子上放一木杠，两端各用2至4人，来回碾压。受此刑者，轻则两腿瘫痪，重则两腿骨被碾断。
鸭子浮水 将四肢后捆，吊起来，面朝下，最厉害的是将绳拴在大拇指上，背上还压一块土坯。
活埋 对政治犯经过多次刑讯，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最后就是活埋。如革命先烈崔景岳，就被活埋在城隍庙后面。还有些政治嫌疑犯，也被活埋了。活埋都在深夜，而且是埋在人迹不常到的北城墙根。
监狱里对犯人还进行残酷的剥削和苛诈，主要是做苦工。马鸿逵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其中最凶恶的是军法处长程福刚和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程的外号叫程剥皮，苏的外号叫苏阎王。这两人狼狈为奸，是马鸿逵的主要刽子手。两人叫犯人各为自己修建了一所豪华的公馆。他们的庄园，也由犯人耕种。
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缺乏。苏、程两人为了发财，在监狱设立生产部门，搞起栽毯子、毛织品、石印、木工、造纸、制鞋、编芦席等手工业。从法院和军法处抽出几名亲信，开设门市部，推销产品。因为是用犯人做工，成本低而赚钱多，收入全部入了苏、程及其亲信的私囊。做工的犯人，多是他们认为罪轻或关押时间久而年老的，白天做工，晚间收监。那些关在牢房的犯人也不能闲着，每人发给皮渣子，剪毛捻线，织毛衣，限期完成。
监狱里没有一点医疗设备。犯人得病，有亲属的可以送些药去；无亲无故者便听天由命。1941年，宁夏中学有一位姓李的教员，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后生了病，躺在牢内，直到死去。
监狱一般不许亲属探视，尤其是政治犯。只有少数有办法的人，多方托人送情，才得探望一次。但家属送去的衣物食品，却随到随收，犯人能否完全收到，只有天知道。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合订本第一册，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