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军
1931年8月25日，“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方式，扣押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此即当时所谓“雷马事变”。事变背景是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企图在西北东山再起，重新建立根据地的一幕反蒋军事斗争。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冯部残余在西北地区彻底消灭。在杨虎城部队进入甘肃不久，蒋介石嫡系军队，便控制甘肃达16年之久。本人曾奉冯玉祥命，向雷中田转达发动事变指示，事变前前后后的经过演变，就所知忆述，以资史料参考。
一
事变前国民军在甘肃有过长时期的统治历史。1924年，冯玉祥以国民军总司令名义，在驱逐曹锟、吴佩孚，赶走溥仪的“首都革命”之后，旋被自己拥护上台的段祺瑞政府，逼他离开了北京，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管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冯随即令所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于1925年10月23日率部经包头、宁夏，进入兰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诱杀了在兰州的陆洪涛旧部师长李长清、旅长包玉祥；先后消灭了张兆钾、黄得贵、宋有才等本省汉人部队及陇南北洋军阀残余孔繁锦部；并控制改编了马鸿宾、马麒、马麟，击溃了马廷勷等回族军队。从此，甘肃（包括现在青海、宁夏）成为国民军后方根据地。在冯玉祥统治西北的岁月里，以及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战争时，几十万大军的粮饷兵源，主要依靠地瘠民贫的甘肃供应（1927年以后，由陕西、河南分别供应）。1929年～1930年西北旱灾空前，饿殍载道，大军供应曾引起人民极大痛苦。
1929年冬，冯玉祥在豫西第一次反蒋军事失败后，军队涌入潼关，甘肃更成为他的主要军事基地。1930年3月30日，冯从山西建安村被阎锡山放回潼关，便立即进行第二次反蒋军事部署，命令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伐时由国民军改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驻甘部队，全部兼程东进，仅留暂编第一旅雷中田部约3000人，由河西走廊调防兰州。我记得当时孙连仲曾电冯建议：“甘肃地方情形复杂，应留得力部队，以资震慑。”冯复电：“打蒋介石是破釜沉舟之举，必须全力以赴，胜则放弃西北，败则仍回师甘肃，此刻无留重兵必要。”
不久，正当陇海东路、京汉南路战争吃紧时，甘、宁、青地区残余汉回武装马仲英、马廷贤、陈珪璋、鲁大昌、黄得贵等部，在蒋介石指使下，利用老百姓憎恨冯军连年征兵征饷的心理，以“甘人治甘”“驱逐国民军”等口号，蜂起反冯。冯虽在郑州曾诱杀了与反冯军有关系的马廷勷，却更加重了汉回武装反冯敌忾，沉重地增加了冯的后顾之忧。
1930年10月初，冯玉祥在前方军事节节溃败瓦解时，从郑州渡河，计划必要时亲率残部绕道晋南陕北入甘。卫队旅旅长季振同，跟随退驻新乡的孙连仲部叛变投蒋。冯曾令后方总司令刘郁芬仓惶由西安率勤杂部队向甘肃撤退（后因乾州、平凉为地方反冯武装占领，改向晋南撤退），在渭北大荔、富平地区先后被地方民团及杨虎城追击部队全部缴械。至此，“败则仍回甘肃”的计划落空。
冯玉祥大军失败后，曾派人给“有众一旅”的雷中田打气，要他坚持下去，积极扩充。雷在地方反冯武装的四面楚歌中，随即向蒋介石请降，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在全省土匪蜂起，军匪不分的四分五裂局面下，雷中田因维持省垣治安，得到豪绅商贾支持，从各种矛盾夹缝中得以存在下来，逐步成长。
与此同时，马福祥乘蒋介石全力反共，无暇西顾时，利用其在中央的地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他的儿子马鸿逵在津浦路“讨冯”有功的种种条件，积极实现马氏家族统治甘、宁、青的迷梦。1931年10月5日，蒋介石发表马鸿宾（马福样的侄子，原任宁夏省主席）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其他反冯的地方汉回武装鲁大昌、陈珪璋、马廷贤等，也先后受委改编。
从表面上看来，甘肃局面似乎暂时平静了，而骨子里由于马鸿宾主甘，省内省外错综复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马麟、马廷贤与马鸿宾之间在回族内部争权的矛盾；鲁大昌，陈珪璋与马鸿宾之间汉回势力消长的矛盾；本省汉回武装与雷中田之间反国民军的主客军矛盾；陕军与甘军之间的地盘扩张与防守矛盾；蒋介石既利用马（鸿宾）以防杨（虎城），又利用杨以制马的蒋、冯、杨之间的矛盾，以及老百姓因军匪为患而憎恨任何统治者的军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冯玉祥指挥下的雷中田与马鸿宾之间争夺政权的矛盾，显得最为突出。
二
1930年9月初，冯从焦作只身到了山西省晋城县宋哲元残部防地（大军溃败时由河南济源、孟县退入晋南），希望另图发展，无奈他的部将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降蒋之后，宋哲元亦急于另谋出路，其左右萧振瀛等反冯无力。蒋介石、张学良一再要宋哲元劝冯玉祥出洋“游历”，宋不仅不欢迎冯，而且认为冯对他的前途是一个沉重的绊脚石。冯玉祥寄人篱下的凄凉流亡生活，使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从枪杆子里面找出路的一贯想法更加迫切。“回到西北去”成为他唯一的希望。因此，对雷中田积极进行策动指使，其发动政变的最后指示，是由我转达的。
1931年7月中旬，我在日本东京，因母亲病重，正准备回国探视，适接冯玉祥由天津转来电报，要我“即刻来晋，有事面淡”。随即回国在天津、北平逗留了几天，会见几位国民党的老人、朋友和老同事，曾了解了一些国内各方面的政治动态。从张季鸾（《大公报》主笔与蒋、冯均有关系）、潘宜之（桂系派在北方活动的代表）、章伯钧（第三党的负责人）、黄少谷（曾任冯的秘书长与改组派关系较多）等人的谈话中，得悉国内各方面反蒋运动仍在积极进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愈趋尖锐，“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反共政策，更引起舆情愤激。大家不约而同谈到对冯的看法，认为冯玉祥酋长式的个人主义作风思想太重，政治上没有坚定明确的主张，军事上失去实力作用，因此，对他的政治估价很低。但许多朋友对他仍抱有一定的希望，要我劝冯今后不必一定在枪杆子中兜圈子，希望他在政治主张上，真正靠近进步方面，能够在政治上和进步力量合作，提出号召，对反蒋，对革命，仍有一定作用。我也认为他们的看法很对，增加了我见冯谈话的勇气。我和丁惟汾（国民党元老之一）谈话时，他对冯印象极坏，他认为冯玉祥完全是一个投机的旧军阀，和蒋介石只是新旧军阀的区别，并举例说：1924年冯曾通电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到北京后，他竟怕得罪段琪瑞，跑到西山避不见面。丁虽在政治上倾向蒋，但他的话也反映了国民党人对冯的一种看法。
三
7月28日，我在晋南绎县乡下一家地主的祠堂里会见了冯玉祥。一年多不见面，这位魁梧奇伟的将军，弓背霜鬓，显得苍老多了。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您回来了，好得很，有很重要的事，等你去办。”回过头来又对在座的李兴中（担任过冯的参谋长等职）说：“世军去甘肃主持最好。”他向来不大信任穿大褂的人，有什么很重要的事要我去办，使我心里有点纳闷，感到很不自然。转过话题，我把在日本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犬养内阁（犬养毅1855年～1932年，日本冈山县人，1931年组织内阁，任总理大臣，积极推行侵华政策）上台后积极侵华动向，“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朝野的疯狂态度，以及北平、天津许多朋友对他的期望，向他作了分析汇报之后，他愤慨地站起来拍着桌子说：“不打倒蒋介石，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要亡国灭种！”接着,他把国内反蒋运动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介绍分析，并着重谈了西北局势和雷中田在甘肃的实力情况。
午饭后，他提了一壶开水，拿着3个老粗瓷碗，带我和李兴中到村外一棵大榆树下，屏去警卫，席地而坐，开始向我交代任务：“日本鬼子决心要灭亡我们，刚才你分析日本借万宝山事件要动手的看法很对。蒋介石这小子，一心一意要卖国，把日本人当干爸爸，把革命的人当仇人，今天逼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们绝不当孬种，我们一定要打倒蒋介石，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激动得几乎流出眼泪，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甘肃是咱们‘救国救民’的根据地，现在雷中田在兰州的军队已经有2000多人（实际只1000左右），王志远在汉中有万把人（是刘郁芬从西安撤退时，留在汉中的一个新编旅，人数约3000）,苏雨生在彬州有6000～7000人（是多年在河套一带的一股绿林武装，曾受冯改编过），他们都准备好了反蒋。马鸿宾忘恩负义（原归冯指挥），太不是东西!他已经是蒋介石的狗腿子！现在时机到了，请你马上去兰州，告诉雷中田，要他把马鸿宾抓起来宰了他，然后组织军政委员会，你主持党（指国民党）政，雷中田主持军事。我们要在甘肃做一番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两广、四川的军人和党内许多反蒋的老同志，我们都联系好了，石友三派人来说他听令动手，我们非把蒋介石揍掉不可！”对于今后如何扩充实力，如何联络地方人士，也大略作了指示。他向来对部下讲话，都是绝对的命令，并不征询受命者的意见。正话讲完了，只是说了一声：“世军您辛苦一趟吧。”随便又问问我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我听了他的指示之后，感到兹事体大，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交代还不够明确。我正在考虑提出几个具体问题，请他作进一步指示，他站起来一面提着茶壶向回走，一面说：“事不宜迟，你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动身。”并要李兴中吩咐电务员，编密电码，电台呼号等等，由我分别交雷中田、苏雨生通讯专用。我跟他一边走，一边想着许多问题，如发动政变的政治主张，政变后应付军事上可能发生的新问题；如当地回汉军队的问题，对马鸿宾的处理问题等等，都未作明确指示。我随他工作多年，深知部下在任何具体问题上，即便是极细小的事，都得要根据他的指示，才敢行事。他既谆谆要我帮雷中田共同“主持”，许多具体问题如不事前问个明确，糊里糊涂地去撞，政治责任感是不允许的。同时，我也熟悉他的脾气，凡是他向部下交代任务时，受命者如果当时提出疑问，他最不高兴。一个政治上失意的人，心情不宁静，考虑问题有时欠细致，是可以理解的。他既然勇敢地要继续反蒋，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不便即时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许多问题，免得他情绪上感到不愉快。到了住所将要休息时，我向李兴中暗示了一下，我说：“为了打倒蒋介石，为了革命救国，个人一切决不考虑，不过自己能力不够，恐怕帮不了雷中田的大忙，但我一定把先生（冯下野后，部属朋友对他的称呼）的意旨负责传达给雷中田。任何职务，我不担任。”李兴中明白我的意思，接着对我说：“咱们晚上再仔细研究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谈的话，明早再向先生请示。”冯说：“很好，你俩好好研究研究，明天再谈。”
当天夜里，我和李兴中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准备向冯提出作进一步的确定。首先，请他确定政变后对南京政府采取什么态度?以通电方式宣布蒋介石的罪状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呢?还是仅仅宣布马鸿宾的罪状以革新省政为理由而仍服从“中央”呢?其次，对马鸿宾的处理，是否有必要“抓起来宰了他?”此外，也估计在军事上如何应付杨虎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或蒋介石可能对我们进攻等等问题。
经过分析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政治态度的正确与否，是政变最后成败的关键。如政治上能提出响亮而有吸引力的号召，影响所及，胜于十万雄师。因此，我们拟了两个方案，请冯参考。
第一，干脆举起红旗，跟共产党走，反蒋到底。李兴中说：我们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也可以把这一条意见提供先生参考，我同意作为建议方案之一。第二，仍然打国民党旗帜，重申为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反对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而奋斗。我们根据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种种反蒋有利条件，特别是甘肃靠近苏联，政治上进退有据。认为走第二条道路比较更妥。我们也推测冯的计划可能是想先拿到甘肃地盘，再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徐图发展，可能他认为现实些。但是，如果仍走“旋走旋看”的老路，不仅得不到各方面的同情支持，军事上的本钱，也大非昔比。
此外，从一夕谈话中，知道冯对雷中田受蒋委任，颇有夜长梦多的顾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未起床，冯来了，笑眯眯地问：“你们两位研究好了吗?”李兴中说：“想了几个问题，准备向先生谈谈。”他表示很高兴。早饭后，随他又走到昨天谈话的大树下，我详细地把我们昨晚所谈的两个重要问题向他作了陈述。在说明有关政治态度的两点建议时，我强调政治态度必须鲜明，不能旋走旋看，不能模棱两可。他听了很不高兴，他说：“我冯玉祥反蒋绝不含糊，死了当鬼，也要反蒋。”在如何应付甘肃省内汉回实力派的现实问题上，我主张雷中田应该先依靠自己已有的实力，主动地对他们尽一切努力去说服团结。马鸿宾受冯指挥多年，为人小心谨慎，我认为在冯的声威影响之下，要他跟雷中田一起行动，也有可能。即便他不听从，为了夺取省政权和避免引起回族势力的反抗，对马的处理，我认为“关”比“杀”要妥当一些。最后，我说：“政变后，请先生及早来甘，坐镇主持。”
我的话结束了，他沉思了一下，作了如下的说明与指示：“救国救民（这是冯平日对部属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历来不含糊。”接着说：“共产主义也好，三民主义也好，都离不开救国救民这一条子。只要把这一条子做到了，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都有了。我们要真正做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先做后说，用不着另唱高调。”我接着说：“救国救民是一句空洞的概念，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都有它的具体纲领与政策，为了实现救国救民主张，必须在政治上有具体办法。根据中国情况，只有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条路线上去选择，别的好办法是没有的。”并且针对他的思想情况，对国内外政治形势，尽自己的水平和看法，作了分析，鼓励他明确地做出决定。他对我的指示，归纳起来：
一、干掉马鸿宾，先拿甘肃政权。
二、通电宣布马鸿宾纵匪殃民的祸甘罪状，说明我们的革命行动，是为了救甘肃老百姓。
三、拿到政权后，如果蒋介石默认既成事实，我们就更有机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力量，以甘肃为西北反蒋根据地，然后与国民党内反蒋力量交换意见，至于应该走哪一条政治路线再由大家决定不迟。他特别解释说，我们的力量有限，调子如果提得过高，人家怕咱们“赤化”，不敢合作，提得太低，号召力不大。
四、估计蒋介石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指反共军事失败），一时抽调不出军队打我们。汉中的王志远、彬州的苏雨生牵制杨虎城，他不敢打我们，如果他来，我们可以狠狠地揍他回去。
五、除马鸿宾外，其余的汉回军队，派人切实联络合作，给以甘肃军政委员会委员名义，并以委员会名义分别发表军师长职务。马福祥父子想独吞西北，甘肃回汉军人，陕西杨虎城都不答应，干掉马鸿宾，别人不会反对我们。
六、利用一切力量，积极扩充队伍，训练队伍。彻底清剿土匪，切实做到军队“不扰民、真爱民”的传统纪律。尽量帮助老百姓耕地种田。
七、与苏雨生、王志远约定同时行动，要苏雨生进兵宁夏解决马鸿宾残部而占领之。要王志远向天水推进，解决马廷贤土匪后占领之。
主要问题总算得到较明确的指示了，我拿着他给苏雨生、雷中田的亲笔信，向他告辞时，我郑重地说：“我到甘肃，尽力之所及，从旁赞助雷中田，任何职务我不担任。”秘密经过西安时，先到彬州与苏雨生会面，转达了冯的意旨，并了解了杨虎城派人到兰州活动入甘种种企图及驻在平凉的陈珪璋对杨（虎城）、雷（中田）的态度。苏雨生是一个爽快的好汉，他说：“只要总司令（指冯）有命令，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今后一切听雷师长的指挥。”我随即由彬州到平凉。为了了解情况，正拟访问驻军陈珪璋，国民党平凉县党部闻我来平，即以“冯逆余孽”罪名，怂恿陈珪璋及其参谋长汪飞西，阴谋对我进行杀害 （汪飞西是帮会出身，专擅残忍，曾不经陈珪璋同意而杀害过路客人极多）。经教育界、商界人士贺凤梧等劝止，陈在欢宴我时，席间谈及甘肃当时许多迫切问题如匪患等等，并单独与我谈到汉回势力消长等问题，称赞雷中田治军有方，愿与合作。我也坦率劝他与雷中田推诚合作，对他对地方均有好处。我离平凉时，对党部与汪飞西途中可能采取的阴谋，作了准备。8月7日偕张师仲（原随我在冯总部任科长）夜经三关口绕道过六盘山，到了我的家乡静宁县，与驻军雷部第三旅旅长石英秀（陕军过静宁时改编为新十一旅）谈话时，得悉雷马关系恶化，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因“杀马”太无道理，不愿到兰州去，亲眼看见这一政治上的惨剧，先回乡探视母病。为了不失时机的传达指示，请我最亲密的朋友张师仲携带冯的信件、电码及我写的一封密函（系冯的详细指示）专程赴兰交雷中田，并嘱其向雷说明我愿从旁赞助，绝不担任任何名义。雷奉冯指示后，嘱张转告我说，一切准备妥当，马上动手，并告以蒋介石派驻甘肃视察专员马文车，杨虎城派驻兰州代表赵晚江，商定合作倒马。王志远、苏雨生已约定同时行动，马麟、陈珪璋、鲁大昌等表示支持，云云。当时，雷部主力共计两个旅约10000人。第一旅旅长高振邦兼省会公安局局长，第二旅潘振云，下辖6个步兵团，直属工兵营、骑兵营、特务营各1营，纪律好，训练好。其中以高旅蔡呈祥团，潘旅石玉修团、张金锋团、郭清和团战斗力最强。兰州城防及四郊战略据点，早已全部控制在手。随马鸿宾驻兰部队连同其新收土匪张彦明部合计不到3000人，分驻城外小西湖、盐场堡及距兰州50华里之新城一带。马鸿宾驻城外营地，每日仅带少数卫兵进城办公。8月26日接雷中田电，告以马鸿宾已捕押，约我赴兰有事亟待商讨，我于9月15日到兰州与雷见面。方知事变虽已结束，但内部分裂，外部压力随之而来。
我到兰州后，从雷中田、高振邦及潘振云的谈话和在社会上的反映中，知道摆在眼前迫切需要解决和考虑的是：雷、高之间的团结问题；鲁大昌、陈珪璋暗中进行反雷问题；冯一再来电要按原指示处理马鸿宾，而高振邦坚决反对，以及蒋介石与回族实力派促雷释放马鸿宾的问题；杨虎城派代表杜斌丞积极拉高倒雷的问题等等。而以内部团结问题最为严重。雷为人质朴，练兵认真，但态度生硬，遇事办法少，对待上述问题束手无策。高则处处从个人利害打算，对冯的指示根本不理，经我多方劝解，雷表示尚诚恳，高则固执成见，甚至与雷避不见面，雷亟焦虑。我将情况电冯报告。当时我向雷建议：（一）处理马鸿宾问题暂时避免与高正面冲突，摆一摆再说。（二）以防止陕军或中央军入甘为理由极力与鲁大昌、陈珪璋密切合作，订立共同防御客军入境，互相支持，保全力量的攻守同盟。（三）俟外部压力减轻后，缜密部署，将省城防务由雷直接掌握（高振邦的主要部队是原保安警察，力量较弱）。（四）俟内部控制加强后，迅速抽调得力部队解决驻天水一带的马廷贤匪部，一方面解救了老百姓，一方面以陇南14县为第二根据地，按冯指示积极扩充实力。雷虽表示同意，而决心不够，特别对高振邦持无可奈何的态度。
四
事变发动前几天，苏雨生因扣留青海汽车物资，被杨虎城部队进攻。苏雨生即先期动手，向宁夏马鸿宾部进攻，失败。8月25日下午2时，马鸿宾进城到省府开会，雷即命令关闭城门，断绝行人，派手枪队到省府围捕。马事前察觉，逾垣逃匿城隍庙内。在未捕获前，当天雷派兵经过激烈战争，分别解除驻在近郊马部武装。傍晚，马鸿宾到公安局，向高振邦说明他不愿地方糜烂，为了息事宁人，希望和平了结。高一面向雷报告，一面亲自带马到一家私人住宅，派兵监视。26日城外战事停止，马部残余逃向新城集结。
五
事变传出后，曾引起国内各方面的极大注视。甘肃内部的反应：汉人实力派表面上支持倒马，骨子里反对雷中田，回族将领马麟表示中立，愿作调解，希望释放马鸿宾。马福祥、马鸿逵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派代表杜斌丞到兰活动，颇想染指。甘肃老百姓的普遍反应：“去了一个吃羊肉的（指马），来了一个吃猪肉的（指雷），谁上台老百姓都得出丁、出粮、出钱，谁也不打土匪。”
蒋介石获悉政变系冯玉祥幕后指挥，起初颇为震动，旋因雷中田通电中，只宣布马鸿宾的罪状，并未公开反蒋。虽对雷中田、马文车有“目无法纪，限文到日，即将马鸿宾主席恢复自由，行使权职”的责斥电报，嗣因雷密派代表阚某到京陈述政变原因，请示中央处理，蒋因九一八事变问题，对雷态度和缓了，致雷的电报中有“阚参议面陈政变经过，甚慰”的表示。雷的此种态度，当然符合冯的原意。
正由于事变后，政治上没有一定方向，政治态度模棱两可，内则领导核心不坚固，外则怕冯、反冯的空气很浓，当吴佩孚利用事变，乘机由川入甘时，雷中田在高振邦、陈珪璋、鲁大昌内外压力下，竟派人迎吴来兰，招致了蒋介石令杨虎城派兵平乱的后果。事变后，雷中田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高振邦不服从命令，其中原因甚多，主要表现在“捉马”“杀马”和“放马”问题上。马鸿宾向高振邦投诚后，雷奉冯命一再要高交出马鸿宾，而高坚持不交。雷、高之间，因此事几乎动武。甚至高曾阴谋与马鸿宾联络雷部军官以拥护冯玉祥为名，进行倒雷活动。我曾电冯请其劝阻迎吴，免贻蒋介石以平乱口实。冯为放马迎吴问题，极为震怒。复电要我力劝雷、高合作，坚决处理马鸿宾，驱逐吴佩孚。雷在吴、马问题上，听从冯命，高则持相反态度，其中内幕据有人事后分析，高与马早有利害默契。高系刘郁芬旧属，希望刘来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与雷有分歧。高和部下与吴佩孚有直接间接历史关系，想利用吴作傀儡和缓各方，我奉命劝高、雷合作拒吴时，高对我说：“我们的处境困难，陈珪璋、鲁大昌、马麟都怕我们成功，又怕总司令（指冯）来，他们认为吴玉帅声望很高，要欢迎他，我们不同意也无用。”并埋怨冯曾来电表示对吴玉帅关心，没有要我们拒绝吴来。大家要欢迎吴，他又要我们反对，这岂不是给我们“小鞋”穿吗?我遂将雷、高不能合作，及派代表迎吴的情况电冯报告后准备离兰。在我离兰州前，曾与雷中田作了一次谈话。我分析吴到兰州后蒋介石一定会以平乱为名，派兵入甘。高振邦如不能合作，我建议留高在兰州，仍主张雷中田率潘振云师进剿天水马廷贤匪部后，驻防陇南，与汉中王志远靠拢，与四川取得联系，进退有据，再看局势发展，以定动向。雷同意我的意见，10月20日我离兰回家。
11月7日吴佩孚率领所谓“孚威上将军行辕”的“八大处”人员卫队，在雷中田、高振邦及全城文武人员列队郊迎之下，到了兰州，招摇过市，大谈孔孟之道，大肆攻击孙中山先生，发号施令，释放马鸿宾回宁夏，并拉拢地方人士（我也收到过他约我到兰“风雨共济”的一封无聊电报），俨然以雷中田、高振邦的指挥者自居。窃用川、甘、青、宁、新5省汉回军政人员马麟、金树仁、马鸿宾、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马步芳、陈珪璋、鲁大昌、雷中田、高振邦、李贵清及土匪马廷贤等人的名义，竟于11月15日发出拥护吴佩孚出山，主持大计的通电。
杨虎城在事变前曾积极活动向甘肃伸张势力，事变发生后，即向蒋请示出兵平乱。蒋初有顾虑未允。拥吴出山的通电发出后，蒋极为震怒，随即命令杨虎城以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名义迅速派兵平乱。杨派行营参谋长兼甘肃宣慰使孙蔚如率领杨子恒、段象武两个旅及陈珪璋师由东路向兰州进军。派马青苑师由南路向天水推进，鲁大昌由临洮威胁兰州。雷中田在定西指挥作战时，给陕军以沉重打击之后，终以顾虑高振邦不能合作，将部队交鲁大昌收编，只身出走。高振邦随吴佩孚、马文车于11月10日陕军入兰州的前夕，仓皇向宁夏逃去，所部由陕军收编。事变至此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冯玉祥于1932年1月应蒋介石“共赴国难”的邀请到南京去了。1月12日我到南京向他报告事变的经过时，他很不高兴地叹了一口气说：“一切怪我，什么都不谈了。”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