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廷秀
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他于是年1月15日来甘就职。
雷中田是西北军东撤时留在张掖的1个暂编第二旅旅长。1930年秋，西北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主席孙连仲离甘时，调驻兰州。后经刘郁芬以西北军后方总司令的名义任命为暂编第一师师长，中原战争阎冯失败后，又经蒋介石潼关行营编为第八师师长。
马文车是1931年2月，由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派来的4个视察员之一，兼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和雷中田互相勾结，发动政变，扣押马鸿宾，另组省政府，时称“雷马事变”。
自马鸿宾就职到被扣，历时虽只8个月，但引来了吴佩孚自川入甘。吴佩孚的入甘，又引来陕军入甘，互相火拼，争夺地盘，加剧了甘肃的纷乱，再一次加深了甘肃人民的灾难。
马鸿宾是马福祥的侄儿。马鸿宾被扣时，马福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我因与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两代均有关系，对马鸿宾的被扣经过，有所见闻。今就记忆所及，叙其梗概，望知其事的加以订正，增补。
马鸿宾主甘前的甘肃环境
1930年4月1日，冯、阎反蒋战争爆发，冯系的甘肃省主席孙连仲率兵东下，冯玉祥任命宁夏省主席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马以时局动荡，蒋、冯、阎战争尚无结果，前景难测，辞不就职，以便观望。冯即令省政府职务由王桢（财政厅长）、李朝杰（民政厅长）、张维（建设厅长）、赵元贞（教育厅长）、裴建准（军务处长）、喇世俊（印花税局长）、王廷翰（禁烟善后局长）、杨思（造币厂长）共同维持，以王桢代行主席职务，人称“八大委员”执政。这时，兰州城防仍由雷中田部负责，师部驻扎省政府内。
甘肃自清以来，是受协饷省份，每年补助白银40万两。一到民国，协饷停止，自筹自养。1926年国民军（即西北军）入甘援陕，以后又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和发动中原大战，甘肃即变为国民军的兵源、饷源的大后方。在财政上，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负担之重，超过过去10倍以上。特别在征兵上，强拉硬征，致使老弱沦于沟壑，青壮散之四方，生产停顿，十室九空。但人民以大军压境，无可奈何，只得忍受而已。迨冯军东下，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纷纷反冯。但多为野心家所利用，收集成股，自成势力。于是马廷贤割据陇南，陈珪璋割据陇东，鲁大昌割据陇西，黄得贵割据固、海，马仲英割据甘州，还有青海马家也乘机占据临夏、凉州。此其大者，还有零星小股数10起，掠县劫州，形同流寇，到处田地荒芜，全省糜烂，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片干净地。马廷贤号称3个军，并与陈珪璋、鲁大昌、黄得贵组织成4路联军，推马廷贤任总司令，声势浩大，藉口讨伐国民军余孽，进攻兰州。马仲英揭橥“三行省苛政猛虎，七杆枪伐罪吊民”的旗帜，遥相呼应。王桢等估计省城仅有雷师，不能抵御，即向青海求兵增援。马麟、马步芳以自备枪马，就食甘肃，乘机扩充地盘，自然乐得接受。马麟遂带数千骑兵来兰，编为骑兵第一师，师长兼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兼副司令。马廷贤派其总参谋长马建谟（即马培清）为前敌总指挥，带领韩进禄、王占林两个军20000余人进犯兰州，沿途烧杀甚惨，在牛营大山被马麟骑兵击溃退回陇南，从此，甘肃尊青海兵为客军，待马麟为上宾。他一面藉口士兵吃不饱，要挟将口粮由每日的1斤半增为2斤，一面扩大保安司令部的编制，成立8大处。由于兵不定数，官无定额，随意增加，虚糜饷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1912年，马鸿宾随马福祥到宁夏，历任连长、营长及新军司令等职。时宁、绥边境和后套广漠地带为卢占魁、金占魁、赵有禄子等所盘踞，时常骚动，迄无宁岁。北洋政府派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鸿宾随军作战，积累了些军事经验，迭获胜利，得到北洋政府的嘉奖，衔至中将，勋至4位。1921年1月，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保荐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后改为镇守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入甘，改编马为第七师师长。后离宁赴陕，冯玉祥又另拨部队，合编为第二十四军，升马为军长。但他无论写呈文、上报告，仍自称师长。冯问其原因，他说：“实力只有一师，称师长名副其实。”由是引起冯的重视，誉为“谦谦君子，老诚练达”。当1930年，冯派马为甘肃主席时，他以自己实力不够，不能应付乱如丝麻的甘局，踌躇不前，一直拖延了8个多月，不来甘就职。直到1931年1月，蒋介石击败阎、冯，大局已定，蒋又任马鸿宾代理甘肃省主席。他起先仍表示无力收拾甘肃乱局，蒋示意将派顾祝同以潼关行营主任的身份，遥制甘肃军政，马鸿宾这才毅然来甘就职。临行时，保荐其叔马福寿（原宁夏省民政厅长）代理宁夏主席。
当雷中田听到马鸿宾要当甘肃省主席时，惴惴不安，认为马鸿宾背景很大。其叔马福祥在中央供要职，其弟马鸿逵在京汉、津浦线上为蒋介石效力。俗语说得好 “朝里有人好做官”，再加上他本人拥有宁夏老地盘，青海马家又是他同系亲戚。雷中田感到孤树一帜，难免不受人的排挤。计划在马鸿宾来甘之前，先搬出省政府，移驻东郊，军队搬到定西；第二步由定西击溃马廷贤，进驻天水。这事被马鸿宾知道了，他从靖远亲自给雷中田打电话，挽留雷照旧驻省政府，军队仍驻原地不动，并表示他是来看看的，不是为做官而来的等语，以安其心。
马鸿宾自靖远动身时，省政府派皋兰县长王学泰远接于水埠河，马为避免沿途迎接之烦，弃汽车不用，躲在王的轿车内，放下车帘，中途不停地一股劲儿到庙滩子才下车。所有城内的文武官员、绅商各界在此热烈欢迎。雷中田全副武装，行撇刀礼，貌极恭敬。到兰后第二日，八大委员请示决定于1月16日宣誓就职。他所带的部队驻扎在城西一带，雷中田和公安局长高振邦给他交城防，他不接，仍由雷、高负责。自己选定民政厅后面的西花园办公，后来又干脆移到小西湖陶公祠，有事进城，无事不来。
马鸿宾任职后的措施
马鸿宾任职伊始，还想把事情做好，他的施政方针是：精兵简政，开源节流；澄清吏治，用人唯贤，团结各族，庶政公开。
在精兵简政方面，他首先核实马麟的兵额，缩减保安司令部的编制，取消士兵超加的口粮，并说：“自古的吃粮人（当兵的），都是斤半面，没有2斤的，不能开此例。”对雷中田、高振邦的兵额，限制在原有数目上，不许增加。起初还能执行，以后他以自己的实力不够，收编了临洮张彦明股匪，调驻庙滩子一带，雷、高借为口实，大肆招兵买马，天天增粮，月月增饷。他又另想办法：自己亲批领条，随时查究，加以限制。但有一次雷部的一个旅长潘振云带上手枪队，直接找他亲批，他在无可奈何中，照数批发，从此打开缺口，眼看着雷编了3个师，高编了几个大队，不能制止。
甘肃经过几年混乱，因人设置的机关很多，他想次第裁撤，以节糜费。但一经摸底，各有来头，一个都不能动。于是他又转向各机关中下层职员身上开刀。用考试的方法，裁汰了一大批。这些人都携家带眷，几个月才领到一次工资。保持一个职员名义，还能告贷赊欠，一旦停职，生计断绝，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大为舆论所不满。他的所谓精兵简政措施，不但毫无所得，并且又造成了社会不安的因素。
在澄清吏治，用人唯贤方面，在他就任以前，已经有一个行政人员训练班，储备了一批待用人员。但他想在这批人员中选拔一批他所想像的“真才”，就另立考试办法：他自任“主考”，另聘当时的教育厅长李克明，中学校长李炳和地方知名人士张维、慕寿祺等为“陪考”，在省政府西花园的四照亭内挂一块布帘。他在帘内，应考人在帘外。他随口提问，令学员答复。人们称这种考试为“垂帘考试”，传出许多笑话。举例如下，问：“你当县长对绅士怎样对付?”答：“驾驭。”“怎么驾驭?”答：“像把牲口驾在车辕内的一样。”“不走咋办?”“打。”于是他作结论：“牲口口边有两条掣手，要他向右走，拉外边的挚手；向左走，拉内边的掣手，不走然后再打，方是正当办法。”又问一人：“你当县长，劝农民种什么?”答：“糜谷。”“为什么?”“收成多。”他作结论：“为政不在多种田，主要培养性中田。”（按即良心的意思）这样的考试，既非经济题目，又非策问体材，人们摸不着头脑，答不上来，失去信心。当时，甘肃为各路“诸侯”所把持，省府政令不能下达。他这样费力考试，“求贤若渴”，结果只派出4人当县长。其中两人是他的蒙师，1人是他部下的亲戚，1人是马麟推荐的，都未经考试，贤不贤没人知道。遂引起知识界纷纷诘责。当时甘肃是军阀割据的局面，省政府发表的县长能否到职，全靠自己去向当地驻军活动，接上事的感到幸运，接不上的自认倒霉。
在团结各族、庶政公开方面，在他就任之初，按照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坊寺、门宦、部落的头面人物，都要来省道喜。他对首次来兰的一批临夏绅民，一律拒绝，概不接见。这些人吃了“闭门羹”回去互相传说“马主席不认乡亲”，这就失去了少数民族的同情。
马鸿宾来兰没有干部班底，只带一个亲戚作“内秘书”，儿子马惇信作内外联络员。省府和各机关人员照旧工作，一个不动，表示“大公无私”。但对这些人又不肯信任，如原省政府秘书长廖元佶，广西人，世代宦游甘肃，品学兼优，但他不信任，遇有重要文件，送请张维一阅，这才放心。不但如此，即普通例案，也不使经手。如有人向他控告高等法院院长冯致祥，他密令皋兰县长王学泰查办。王以官小位低，不能查办省一级的司法长官，即带上密令向廖元佶说，廖才知道是内秘书办的。致使省政府干部离心离德，不肯以诚相见。
他为了联络感情，给蒋介石和中枢要人送马致敬，拟送蒋介石四匹，何应钦2匹，张学良2匹，邵力子1匹。送马代表选定2人：一是省政府总务科科长火灿，一是曾在民国初年当过一次省会警察分局长的蒋逢思，多年在临夏原籍闲居，他叫来充作代表，表示一汉一回，诸事公开，没有秘密。这两人到了南京，先见马福祥交阅致各要人的信件，马认为措辞不当，另行改写，又看了所送的马匹，经过长途跋涉，毛皮干燥，上乘变为下驷。问是悉由张彦明部队上挑下来的，便对马鸿宾大加申斥，说他局面狭隘，展布不开。这两人到南京人地生疏，又未发给必要的交际费，处处露出寒酸，到各机关去，打不通关节，见不到负责人。最后只好回省销差。
以上是他的施政计划，因主观设想与客观事实不相对头，未得见诸实行。此外，还有因有关社交上的一些细节，影响到他与一些实力派的关系。如五泉山东龙口八卦台建成，马麟本是好热闹的人，遍请全城的文武官员、巨绅大商，吃手抓羊肉。请柬当然是他列首席。他不去也就算了，但他在请柬上写：“应办事情很多，那有闲工夫作此无谓应酬。”马麟认为有意奚落，大感扫兴。由这一小事，也是“雷马事变”快要暴露时，马麟撤兵河口，自己回青海的一个因素。孙中山先生纪念周，每月在省政府中山堂举行一次，他从未主持过一次纪念会。每次会后，雷中田让他到师部去坐坐，他总忸怩不去，致使好事者乘隙离间，肆意煽动，也积累成了雷马关系恶化的因素。
四大视察来甘和甘肃省政府的成立
1930年12月，冯、阎反蒋战争宣告结束。以八大委员执政的甘肃省政府，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政府，并电请派大员主持甘政。蒋介石为了全面掌握甘肃大乱后的实际情况，派出蒋的总部处长马文车、谭克敏、刘秉粹、严尔艾4人为视察。他们于1931年2月到甘。他们只是视察地方情况作出报告，并无参加地方政权的任务。而马鸿宾把他们视为“钦差大臣”，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不应向他们汇报请示的，也像对上司长官那样去报告请示，抬高这些人的身价。特别是马文车挂上一张浙江招牌，自吹是蒋的亲信，做过蒋的秘书长，来甘负有特别使命，骄傲自大，不可一世。1931年8月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杨思为民政厅长、谭克敏为财政厅长、张维为建设厅长、水梓为教育厅长，李朝杰、贾缵绪、喇世俊、马文车为委员。其中杨思、张维、水梓、贾缵绪、喇世俊都是甘肃人，素孚地方重望；李朝杰是冯军遗留蝉联下来的；谭克敏（贵州人）是何应钦的人，马鸿宾想利用他通过何应钦好向财政部要钱，都推荐为委员。惟对马文车惮于背景，只得也推为委员。马文车数月以来，窥察到马鸿宾务小不务大，看近不看远，外不能安缉各路强梁，内不能团结各方，就和雷中田互相勾结，于8月25日发动政变，扣押马鸿宾。8月26日，成立了所谓临时省政府，马文车任代理主席兼代教育厅长，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兼代财政厅长，还网罗一伙当时的倒台军阀、失意政客，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滑稽剧。当时兰州童谣说：“雷响马诧车翻过，一枪打死赵二哥（指赵晚江）。”可以看出人民对没落阶级们互相争咬的憎恨心理了。
马鸿宾的被扣和马福祥的活动营救
是年5月，我到南京去，当晚见了马福祥，适有他的亲家哈汉章（湖北人，回族，为黎元洪的有力助手，曾任北洋政府将军府将军）在座。他大动乡思，对哈介绍甘肃风土人情，评衡甘肃古今人物，最后谈到马鸿宾说很长进，能写1000多字的信，研究“李二曲”（即李颙，明末清初关中理学家，周至县人）学说和陈楣著的《五种遗规》（陈是清朝进士，官至云贵总督），颇有心得，作为自修治世之本。他问我：“子寅（马鸿宾）怎样?”我说：“甘肃情况复杂，财政困难，那个局面很不好维持。子寅想以德服人，但人人不是尧舜。”他说：“子寅要是治不好甘肃，再没人能治好。”我再不好往下说。他为什么对马鸿宾这样高估呢?因为马鸿宾是他二兄马福禄的儿子，马福禄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带队随董福祥入京抗击英军，在正阳门牺牲，马福祥接统其众，不几年飞黄腾达，成为西北要人，遂以抚育马鸿宾为自己的责任，走到那里，带到那里，亲手培养，朝夕课读。1921年，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马鸿宾递任宁夏镇守使。以后马福祥任西北边防会办，继到南方投效蒋介石，历任中央要职。除1929年马福祥在西安冯的总部时，马鸿宾驻军朝邑，曾有短暂的会晤之外，其余漫长十几年间再没机会见面。所有自宁夏过往的门生故吏，亲戚家族，见了他总不免阿谀奉承，说马鸿宾如何好，如何长进。他爱侄心切，期望很殷，所以也就这样的估价了。
8月间，马福祥叫我看一份电报，我看发电地点在河口，发电人马玉麟，是马鸿宾的一个旅长，内容是说：“德仓”于25日下午进城后被雷中田扣留，现在高振邦的公安局内，高与“永还”交好，可暂保安全等语。我知道“德仓”是马鸿宾的小名，“永还”是马鸿宾之子马惇信的小名。他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来?”我说：“子寅过分的谦让，适足启人以觊觎之心；方法不对头，一开始即种下失败之因。”我即将马鸿宾到甘的措施，和盘托出。他听后很诧异地说：“这就要找人去调解。”我说：“马文车因蒋的关系，诱惑雷中田互相利用，酿成事端。关键问题主要在马文车。”他说：“这4个人（指蒋派到甘肃的4个视察委员）不是蒋的嫡系，是何敬之（何应钦）的人。他们发表后，见不到蒋先生，找我引上庐山才见到的。子寅真糊涂，为啥不打电报问我呢?”我说：“马文车既不是蒋的亲信，如果能够请蒋以马文车身为视察，竟敢发动政变，扣押国家命官，自任主席，目无法纪，背叛中央等语，电令雷中田将马文车押解来京，听候查办，则比找人说情，有力多了。”他沉思半晌后叫我写电稿。我问：“是否就这样措辞?”他说：“没什么，蒋先生和我像家人一样，无话不谈。”这个电报发出后四五日没有消息，他又电召驻在泰安的马鸿逵十五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海涛来京，面授机宜，派飞南昌见蒋介石，提出释放马鸿宾的要求。海涛回到南京向马汇报：蒋听了他报告关于甘肃发动政变，马鸿宾被扣，要求蒋电令雷中田释放马鸿宾的意见后，蒋说：“我接到马委员长（马福祥）的电报后，即电马文车叫他回来，他给我回电说已到兰州东郊不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按：即东岗镇），不知这个家伙为啥又回去了。”蒋即亲拟致雷中田、高振邦的电稿，发出后，将原稿交海涛转马一阅（这封电报当时在《中央通讯社》披露，原文附录于后）。最后蒋又说：“我本想让少云（马鸿逵）到甘肃去，但马委员长说，甘肃是他的家乡，少云脾气躁，容易得罪人，子寅柔和还可应付环境。我预料到子寅去了，会出这样的事来。”以后甘肃的情况和马鸿宾的动态，不断由马玉麟向马福祥电告。
吴佩孚入甘和陕军进甘“平乱”
1931年9月，居住四川多年的吴佩孚突然给马福祥来电说他要游历西北并调解子寅的事件。马福祥即持电见蒋介石请示。蒋嘱他复电欢迎，俟吴到西安后，代表他去欢迎，并送来招待费5000元。吴佩孚纠结残部200余人，着北洋军服、军徽。一到天水就招降纳叛，委派马廷贤为“兴国军”骑兵警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并为拉拢各方，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委了大批军、师、旅长、顾问、参议等类。雷中田优礼备至，拨款20000元，为设“吴上将军行辕”之费。11月7日，吴抵兰州，即着手调解雷马事件。9日，马被释，下午吴就行辕举行有省级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盛大宴会，为雷马两人见面和解。临时省政府也预备次日设宴为马饯行，已发出请柬。但雷释马后，又有悔意，不欲放马回宁夏去，事为随吴来兰的前国民二军的师长马少山（回族，张家川人）所侦悉，夜半给马鸿宾送信，嘱其“迅速出城，迟则有变”。马即于10日天未明出城，由高振邦派兵送到新城，纠合部队，回宁夏仍任主席去了。离兰时，还在报上发表了引咎辞职的疚心六事，“借抒自讼之忱，兼作临别之赠”。
吴以调停雷马事变，炫耀自己的“威望”，并派其政治处长刘洒英等人，鼓动甘、宁、青、新、川各省的军事首领18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拥吴出山，主持抗日军事。蒋介石接电后，对马福祥说，西北从此多事了，即召集于右任商议驱吴办法。因当时马鸿宾新败，马麟意存观望，都不可靠，蒋即着意派陕军入甘。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又是陕西人，支持陕军向西发展。马福祥是甘肃的实力派，卧榻之旁，不容陕军入甘染指，力主中央直接派兵。蒋考虑到自己嫡系军队正在“围攻”红军，不便孤军深入。最后决定派杨虎城以潼关行营主任的名义派兵入甘“平乱”，马福祥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了。杨虎城接到命令后，即派他的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兼潼关行营参谋长的名义入甘。平凉为甘肃东路门户，陕甘必经通道。时陈珪璋驻平凉，孙恐以自己的两旅人，难于取胜，遂勾通陈珪璋共同出兵西进。雷中田以所有的兵力倾巢出而阻击，一败于会宁，再败于定西，最后不支，全部溃退。雷本人由陇西逃跑，残部由鲁大昌收编。吴佩孚、马文车仓惶由北路经宁夏，跑去北平。
陕军到达兰州后，出示安民，恢复秩序。12月12日，孙蔚如成立“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孙蔚如以陈珪璋占据平凉随时有掐断陕甘交通、阻碍后援之虑，令其旅长杨子恒杀陈于兰州，并将在兰州和平凉的陈珪璋部队，全部击溃，占领陇东各县地区。这时，孙已将所有军、政、财经机关一律派人分别接收，俨然组成正式省政府班底，只等蒋介石的任命。但蒋只发表他为甘肃宣慰使。同时，马麟、马鸿宾和地方绅士杨思等窥破陕军蓄意久居，且杀害陈珪璋是和刘郁芬入甘之初诱杀地方军师长李长清、旅长包玉祥，排除异己，同出一辙。即便执政，也还是以暴易暴，心有余悸，即连电反对。马福祥也力主陕军离甘，中央直接派人主甘。蒋介石遂派其总部秘书长邵力子为甘肃主席，另行组织省政府。陕军留段象武旅驻兰，以图后望。段因闹粮饷，公然当面侮辱邵力子。邵不能忍，报告中央，蒋调邵为陕西主席，另派其原任参谋长朱绍良主甘。不久，胡宗南师由陇南入甘，派杨德亮团来兰。从此，甘肃完全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了。
马鸿宾之获解救，得力于吴佩孚的斡旋，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代表”清议”的汉回绅士刘尔炘、喇世俊等人的呼吁；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青海主席马麟的态度，他特别警告雷要慎重对待西北民族关系，顾及舆论；再加上雷中田和高振邦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迫使他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释放马鸿宾。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四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