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 运
1929年4月，马仲英率甘肃省河州家乡回族2万多骑兵和步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宁夏省城(今银川市)时，我任省政府统捐局局长。同年5月，前来赶走马仲英部的冯玉祥所属西北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吉鸿昌又密谋兵变，逼走省政府主席门致中取而代之。我不仅在吉的省政府内继续任职，且因吉的妻子胡鸿霞拜认我母为干娘而与吉连亲。所以，我对此二事均有所了解。
门致中主席弃城逃跑
1928年4月，甘肃省河州的回族青年马仲英率其家乡2万多骑兵因反对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而起事，但在冯部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部围追堵截之下，由河西走廊东窜到宁夏省西部的中宁、中卫县一带。
此时，宁夏省政府主席兼西北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的门致中闻讯后，匆忙召开省政府和军部的联席防务会议，在尚未查清马仲英部的去向之前，他便令驻宁的惟一部队——冯华民师长率第二十七师连夜急行军300余华里前往中卫县堵截马部。
但是，马仲英获悉宁夏二十七师来堵截及省城空虚的消息，立即率其轻骑兵从中卫县北上绕道横穿内蒙古腾格里大沙漠，急行两昼夜抵达宁夏省北部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然后悄无声息地率部抵达距省城西10华里的宁朔县城外。马见无设防，立即于1929年4月13日攻占了县城。
当时，省城只有门主席的300余人的手枪卫队守城。门一边令省政府职员和各界人士组成约1500余人的民团，还发给他们武器以守卫省城；一边火急命令冯华民率二十七师调头回援。但是，这已是临渴掘井的做法，不起什么作用了。
我时任省统捐局局长，并是民团负责人之一。当时，我急率全局职员爬上城墙守城。但是，所谓民团，不过是一伙政府官员和商民的拼凑之师，毫无军事常识。因此，守城的主力实际是300余人的手枪卫队。
翌日(4月14日)晨，马部从年久失修的西北城墙缺口处冲进省城。
门主席在慌乱中骑一快马，在部分手枪卫队士兵的保护下从东门逃出，直奔中卫县方向的冯华民二十七师。行至今青铜峡市的大坝处与回防的二十七师相遇。但因二十七师仅几千人之众，与2万多的马部相比实力相差悬殊，门、冯二人只好暂居大坝，并急电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增派援军。刘很快复电称，已派吉鸿昌的三十一师、李抡祥的二十二师、郑大章的骑兵师星夜由甘肃驰援宁夏。
逃往天主教堂
4月14日，省政府秘书长赵雪田听说城陷便焚煤油自尽。
我和第七军军需处主任靳惠平刚从省政府大门跑出来就见马部已蜂拥街头。靳是军人，立即掏出手枪，瞪着血红的眼睛大喊：“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要冲过去拼命。我拉不住他，便一人跑回家。
我见家人已跑光，便翻过西墙上了天主教堂房上。房上已躲满居民，大伙见我身穿省政府职员的统一制服，便叫我快到天主教堂里躲避。我一时性急，便从房上跳进院中，恰好碰到一穿神父衣袍的人，事后才知道是领头的狄神父。他拉我进了教堂，随手拿了一黑棉长袍让我穿上。
此时，大门外人声嘈杂，又有用坚硬东西狠命砸门的响声。狄神父叫大家不要慌，让人打开了门，刹时拥入几十个马仲英部的回军，院子里挤得满满的，他们还大喊大叫着什么。狄神父上前对领头的人不知说了些什么，只听一头目喊叫着要狄神父拿出枪支和弹药来。狄神父说天主教堂里不会有这些东西。一头目便用枪托没头没脑地把狄神父打倒在地，同时命令进来的回军把教堂里的人全捆起来，然后威胁说凡报告收藏枪支地方的人可以免死。否则，一枪可以打死我们捆成一串的4个人。
这时，门外又进来一马部回军，命令院内所有回军立即撤出去。原来，马仲英听说省城内有外国教堂，他怕引起外交冲突，才派人来保护教堂。他派人在大门旁贴一用白纸写的通令，大意是所有回军各部队，一律不许私入天主教堂，后署名是“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马仲英”。马还派人拿一面三角形的白旗插在天主教堂大门上面，旗上方横写着“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部”字样，中间写着“保护”二字，又在“保护”二字上盖着“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部”的官印。至此，教堂受到了保护。
会见马仲英
15日，我们躲在教堂里不敢出去，但仍有一些杂役出去到街上探听消息。
一杂役回来说，马仲英贴出了安民布告，还在省商会院内成立了“军粮委员会”，会长李玉堂被马仲英推为征收军粮的负责人。我原与李很熟，于是便写一纸条让一杂役送给李，以探听我家里人的去向。
16日上午，李会长亲自来教堂找我说，马仲英委他寻找省政府各机关职员到军粮委员会登记，听候分配，可保平安无事。如隐瞒不报，查出必重办。他还说，原本不想给马干，但是目前情况又不允许他不干，只好出来应付一下马仲英，尽量让地方百姓少出点事就可以了。李要我同他去军粮委员会登记，还给我一张该会新颁发的通行证。
到了军粮委员会，听说马仲英也在此，我有些勉强地跟李去见马。
马很年轻，腰里别着两只黑亮的手枪。李向马介绍了我的身份，还说我是满族旗人。马若有所思地说：“对，满族人是北京人。”他谈了几句话，便让部下拿一面印有“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部”的保护旗给我。不久，全城家家户户都插上了白色的保护旗，几乎耗尽了全城的白布。
白色恐怖
我和李会长到军粮委员会的途中，看到了一些惨不忍睹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昔日最繁华的省政府前面的西大街上到处都积有数寸厚的马粪，散发着一股股浓烈的臭味。长长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伙一伙的马部骑兵和步兵络绎不绝地拥进城来。马路两边的店铺门都紧闭着，每家石阶上都残留着斑斑血迹，令人毛骨悚然。
我俩快走到鼓楼东大街的军粮委员会时，人马嘈杂之声不绝于耳。马路上，马部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走着，他们大多穿着从百姓家抢来的衣服，有的胖人穿瘦衣，而瘦人反穿肥衣，总之是不伦不类，无奇不有。
我俩快走到鼓楼东时，看见一个被扒去上衣反捆双手的人，他是省政府财政厅二科管税收的钮科长。过了一会儿，钮科长便被后边几个马部士兵用刺刀捅死了。
据悉，在马部14日入城后死伤的省城官员、市民共约200余人。其中我的亲戚、时任省政府民政厅科长的谢宁愚便被打死在离省政府不远的田家牌楼附近。
当然，也有受马部保护之处。除天主教堂外，还有北王元大街。因为马仲英事先得知该街上有一宅院是归我岳父的父亲所有，即清朝最后一任陕甘总督长庚，他有恩于马仲英的祖辈，故马仲英下令插白旗保护这条街。
马仲英贴出安民告示后，全城每家每户都到军粮委员会购买用三角白布做的保护旗并悬挂在自家门前。一眼望去。到处是望不到头的白旗，好像是开追悼会一样。
马仲英安民
马仲英虽贴了安民告示和颁发了保护白旗，但商号仍不敢开市。于是，马在15日下午召集商界和市民的代表在省城新华街小舞台听他训话。小舞台是城内惟一的戏园子，楼上是包箱，楼下是客座，约容五六百人。到会的人很多，除上下座位满员外，两边走道上也挤满了人。马仲英带着两个卫士进来后，纵身一跃上了四五尺高的舞台，显得英俊潇洒。
马先是客气地说我不会讲话，接着大致讲了三条。第一，我们这次攻打宁夏城很顺利，进城后就张贴安民布告，鸡犬未惊；第二，原省政府各机关军政人员都要到军粮委员会去登记，听候安排，不得违背；第三，各界各安其业，我已下令，部下不得私入商号、民宅，各商号必须在明天遵令开业。之后，马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本人遵办。同时他还指派省商会负责办理军粮。李会长站起来推辞说，商会只能管商人，不能办军粮，请马司令派一县长通知各村镇办军粮。
马说，我的人都是武人，没人能做县长，你给派一个县长吧。李会长吓得连忙摆手说，我认识的人都是商人，全不能做县长。二人互相推辞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由李会长保举了一位姓左的回族人任县长，并让一姓丁的原省参议做左县长的助手。
16日，马下令取消了全城通行证制度，各商号一律开业，街上行人也渐渐多起来。马仲英还下令让市民出来清理马粪，改善卫生条件。
马仲英求和失败
门致中主席逃至大坝后，即与吉鸿昌率领的援军会合。门令吉鸿昌率部收复宁夏省城，他则率第二十七师在后督战。同时，门派情报人员收买一些无业游民混入省城散布各种谣言，说什么国民革命军攻城时，拟用一种叫氯气炮弹的毒气武器，让城里人准备湿布，包上砸碎的大蒜来防止中毒。一时，城内的大蒜被抢购一空。此时马仲英部队也更加孤立，军心动摇。
5月6日，吉部抵达距省城40华里的四十里铺小镇，准备攻城。
马仲英闻讯后，自知不敌吉部，遂派以李玉堂会长和原省参议赵景文为首的民间代表团，带上他的求和信件到四十里铺求和。
李会长到后，向吉递交马的求和信，马的条件是：马部退出省城，在平罗县城待命改编，拥护门主席，门要按时发给马部军饷。吉说，门主席已派人给马去信，限马3日内出城，至于其求和条件待门主席决定。
7日，门主席到后拒绝了马的求和信并下令攻城。李会长等人也不敢回去，随吉部前进。
火烧“将军第”
马仲英收到门主席限他3日内出城的信件后，立即召集省城各界代表到他的司令部开会。马紧握着拳头，气愤愤地说，国民革命军门致中骂我们是土匪，限3日内出城。他们都是直、鲁、豫、皖等省的人，跑到我们甘肃省来横行霸道，把我们河州的八坊村镇抢掠一空，如今反倒说我们是土匪!既然如此，我要把宁夏城烧成一块焦砖，让他们3年内也抬不完死尸!随后，他就命令商民交出所存煤油，准备焚毁省城。
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都被吓坏了，有些胆子大点的代表请求千万以百姓为重，切勿焚城。马愤然不语地离去。
会后，马果真用从商户强征来的煤油，首先点着了原民国初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仿清朝王府建造的豪华宅院——“将军第”。其目的是将携带不走的宅院内储存的大量军火烧毁。与此同时，马部还将大量煤油桶抬进省政府内，也准备放火。
当时，我看到“将军第”方向冲天的股股浓烟，被火烧的炮弹、子弹的爆炸声接连不断。突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几乎把全城居民的窗户纸或玻璃都震破，一股浓烟腾空而起。百姓们唯恐房子震塌，纷纷仓惶逃到空旷的大街上，有人以为是放氯气毒弹，慌忙用包着碎蒜料的湿布捂着鼻子在街上乱跑。马仲英听到这一巨响也大吃一惊，误以为国民革命军已兵临城下开始攻城了，顾不上点火烧省政府就急令部队出城逃往平罗县城。
吉鸿昌以为马仲英在城内杀人放火，乃急令郑大章率其骑兵师在1小时内攻进省城，令步兵跑步前进。城内居民闻讯后拍手称快。
吉鸿昌进省城
门主席到省城后，得知马仲英把西北银行宁夏分行所存的几十万银元和现钞抢劫一空，连印钞的机器也砸坏了，于是急忙派人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他还为被杀害的30余位职员主持了一个追悼会，地点在赵玉庚秘书长殉难的地方。他还给每位受害者的家属发放400块银元的抚恤费。
门为了表彰吉指挥军队收复省城有功，还具文上报西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让吉担任第七军军长，自己只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同时，他令吉率领各师追歼马部，先后收复了平罗、石嘴山、磴口等地，迫使马部退到三盛公一带。至此，宁夏全省得以安宁。
但是，只有60万人口的宁夏小省，突然在马仲英部抢劫后又增加二三万军队，军饷和军粮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门致中决定，由各县分摊。尽管如此，几万人的部队，每天的伙食经常是连咸菜也吃不上，更无军饷可发。一次，吉鸿昌和二十二师师长李抡祥二人共同签字写一条子，派副官向门主席要2000块银元。门说，银行已让马仲英抢光了，无钱可给。吉和李二人对此极为不满。
然而，五十多岁的门在此情况下，却在省政府大摆宴席，娶了一位很年轻的小老婆，这就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慨，促使吉和李二师长密谋兵变。
吉鸿昌兵变
同年5月的一天，吉的三十一师和驻守省城的李的二十二师突然发动兵变，二十二师官兵包围了省政府，首先解除了门主席的手枪卫队的武装。
我因家在省政府的对面，故在凌晨时蒙蒙眬眬听到一阵清脆的枪声，后又沉寂下来了。
下午8时许，兵变消息传遍全城。我因急于想知道自己的九妹父门致中主席的情况，便硬着头皮闯省政府。
我走进大门时，二十二师官兵封锁着省政府。此时，我发现了我认识的吉的亲信副官。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明了来意，他踌躇了一下，还是挥手让我进去了。
我进去后，只见省政府各办公室空无一人，公文卷宗狼藉满地。我见有几名勤杂人员在交头接耳，便问他们门主席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在后院。
我进了后院，轻轻唤了两声“门主席”，无人应。我直奔卧室客厅，连门也没有敲就进去了。只见门致中正在低头急挥毛笔写信，他抬头见是我，搁下笔，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答后说，看来吉李二人兵变也无过分的恶意。门又问，冯师长那里有什么变化(冯与我家相邻不远)，我答冯家无事。门说，他想到冯家，让我找冯想办法。
我出了省政府大门，到了冯家。冯师长是门的部下，立即备了一辆轿车，让我设法把门接出来。
当日傍晚，我坐车在省政府大门口对吉的副官说，是吉师长要我来的，他便让轿夫扬鞭进去了。到了后院，门上车坐在里面，我随车外出。到了大门口，我招手向副官致谢，对方也举手相答，未加阻拦，我们便直驱冯师长家。
门致中被迫辞职
当晚在冯宅客厅，门主席、冯师长、骑兵师长郑大章三人在座。郑虽与吉同来，但并不赞成兵变。他们商定，请吉到冯宅会谈，让我去请。
我到军部后，先见了王处长。他为难地说，吉军长一概不见来客。我说，有急事，一定要见。王笑了笑，让我进去了。
我进了吉的军部住宅，故意高声咳嗽几声，吉笑着出门伸手：“你来得正好，咱俩喝一盅。”只见屋内中央的八仙桌上摆放着四素菜和一碗排骨白菜粉丝汤，另有一盘热的黑面馍和少半瓶的白酒。这时，吉的妻子胡鸿霞(我的干表姐)也从里间出来，三人共餐。我常来此处，吉的节俭和诚恳待人是官兵们皆知的，我对他是敬佩的。
吃饭之间，我当然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吉听到门主席到冯家的消息似乎惊异了一下，转而低头吃饭不语。他起初不肯去，经我再三劝说后才勉强答应了。
我陪吉到冯宅后，冯和郑二师长出门迎接，门一人坐在屋里一语不发。冯推吉坐上座，吉不快地坐在一侧的椅子上。勤务兵给大家倒上了热茶，大家仍一言不发，我只好勉强挤出几句话，望大家以友情为重，好说好商量。
门主席首先用低沉的语调说：“我身体不好，想去西安就医，至于今后宁夏省政府的事情可听任吉师长处理。”郑师长说：“我准备把驻扎在平罗、磴口一线的骑兵调回来，护送门主席去西安。”
吉听后，慨然同意，说罢便迈步离去。
不久，门主席全家在郑师长的护送下离开宁夏，前往西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了。
此时，宁夏成了群龙无首之地。吉虽有兵权，但没有名正言顺的主席名义。而马仲英部仍近在咫尺，致使人心惶惶。于是，省商会和各社会团体、名人便联名上书或致电西安的冯玉祥总司令，举荐吉鸿昌继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冯立即复电，准吉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同时令吉继续追剿马仲英部。
时值冯玉祥、阎锡山将与蒋介石会战中原之际，吉部很快奉命开赴陕西和中原前线，冯令马鸿宾继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马鸿宾以河州回族老前辈的威望，收抚了当时走投无路的小同乡马仲英，让他出任第三十五师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将其供养起来。同年11月，野心勃勃的马仲英突然纠集旧部及部分中学生开往河西走廊，重新打起反冯玉祥的旗号，流窜于西北各地，后辗转于新疆，从此结束了他在宁夏的历史。
罗恒年整理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和学习委员会编，196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