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寿
1947年初，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决定将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由梁大均、李健、何广宽等人领导的几支游击队同我领导的回民支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
元月中旬，回汉支队成立大会在定边南关召开。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8团团长郭宝山，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话。他们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成立回汉支队的战略意义和回汉支队的主要任务，鼓励回汉支队的干部和战士及不同民族的同志之间要搞好团结，勇敢作战，狠狠打击敌人，发展壮大队伍。
回汉支队刚成立时，有300余人，其中回族100余人。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决定：由刘振玉同志任回汉支队队长，原余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任政治委员，由我任副支队长。支队下辖3个中队，原回民支队的连干部杨继德、马成仁、马天海，原回民支队政委彭华庵，原回民乡党支部书记马立凯等同志分别担任了各中队队长和指导员。当时，回汉支队有共产党员47名，绝大多数干部都是从他们中间选拔的，这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回汉支队的领导。回汉支队在政治、军事上受中共宁夏工委和三边军分区双重领导。支队成立不久，奉三边军分区命令，开赴盐池雷家沟进行短期整训，除进行军事训练以外，主要是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政治委员梁大均和文化教员何彦平给部队上政治课，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启发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用革命部队铁的纪律约束自己，为解放劳动人民而勇敢战斗。这次整训虽然时间短，但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2月，蒋介石、胡宗南把陕甘宁根据地作为进攻的重点，集结34个旅计23万人，对边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3月，马鸿逵奉蒋介石之命，以3个旅又8个团共1.5万人，由其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指挥，从西线进逼三边。3月下旬，马部先头部队以骑兵分二路进袭，占领距雷家沟20里的旧长城一线。回汉支队从雷家沟经太平庙撤至坂窑，第二天在从坂窑去羊圈山的途中，与马鸿宾部遭遇。接火后，由于寡不敌众，随即撤上羊圈山。3月25日，马鸿逵部侵占盐池，4月3日侵占定边，时隔一周又侵占安边。3月2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空城。在这种情况下，回汉支队转入山区。
4月上旬，回汉支队在与敌人周旋途中，接到三边地委命令：扩大编制，造成声势同敌人作斗争。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宁夏人民解放军设司令部，司令员赵忠国，副司令员梁大均，原三边社会部长兼保安分处处长邓国忠任政治委员，何广宽任政治部主任，刘振玉任参谋长。下辖第1支队，支队长刘振玉，政委梁大均，副政委马立凯；又辖第八挺进支队，队长金三寿，政委何广宽，副政委彭华庵。挺进支队下辖3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马成仁，政委杨生贵；二大队队长张元，政委张世荣；三大队队长刘中，政委记不清是谁了。当时虽然编队多，但兵员很少，在转移中又失散了一些同志，我们第八挺进支队刚100人出头。
部队改编后，我带着八支队到北山一带活动。有一天，部队刚在陈家山住下来，就接到司令部命令，让我到司令部驻地营盘山开会。我带着3个人，走到陈家山以西的阳沙沟时，不料与当地土匪张瑞兰部下的几十个匪兵遭遇，我们当即抢占崖头有利地形与敌人接火。刚打了几分钟，就听到后面有马队包了过来，回头一看，像是马鸿宾的正规骑兵，我们掉转枪口朝马队打了几枪，然后就隐蔽起来。敌骑追过来看不到我们，就向前面的土匪兵开火。我们看到敌骑和匪兵发生误会，趁机跳崖脱离险境，在沟里跑了半天，在唐平庄找到了部队。
经过碰头研究后决定，为避免兵力分散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一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都到唐平庄集中，然后向陕甘宁3省交界的王彪台转移，在那儿伺机出击敌人。根据这个部署，部队经过两个晚上的行军到了王彪台。两天后接到侦察情报，王彪台以西的甜水堡守敌不多，我们决定袭击甜水堡。第二天，部队急行军转移至甘肃环县的大坝嘴塬，准备向甜水堡逼近。这时，又得到情报，我军意图已被甜水堡敌人察觉，敌人已有准备，我们只好放弃袭击计划，部队掉头转向东行。当天夜里，部队行至马塬畔附近，遭到一股敌人伏击。由于担任前卫的一支队在黑暗中失去联系，掉队在后，使司令部处在前面仓促应战，部队受到了一定损失。
王彪台战斗
马塬畔战斗后的第三天，我同何广宽同志去一支队驻地王彪台开会，准备研究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我们边往目的地行进，边在沿途寻找被打散的战士，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就找到了40余位同志。我们俩带着这些同志行至四湾里时，又和马鸿宾部八十一军四团，还有1个骑兵连，1个炮兵连相遇。我们迅速返回八支队驻地，拉出部队抢占了大坝嘴塬上的高地。
中午，马鸿宾部在王彪台和我一支队接战，一支队背崖作战，兵力火器远不及敌人。交火不到半个钟头，一支队长刘振玉同志受伤后被俘，一支队的一、二两个大队大部被打散，余部向老爷山方向撤去。傍晚，在侧后担任预备队的三大队已经无法接应，也撤出了战斗。
当天夜里，经过联络寻找，部队全部集中到了王彪台与大川对面的范塬畔。鉴于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向老爷山一带转移，争取与我陇东军区保安二团会合。
按照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当晚立即出发，由我负责指挥前卫部队，当我们走到杨掌附近时，忽然听到后面又响起了枪声。我马上派人去后面查看情况。去的人回来报告说，走在中间的司令部的人不见了。我一听心里很着急，就带了一个排返回去寻找。走了不大一会，看到迎面来了一群人，由于情况不明，双方都不答话，同时开枪，打了没1分钟，我感到不大对劲，这儿怎么会出现敌人？就赶快让人喊话说我们是八支队，那边一听也不开枪了。我们过去一看，正是司令部的部队。幸亏双方都没有发生伤亡。原来他们快赶到杨掌时，同一小股敌人遭遇，一交火敌人就往后跑，他们就跟着猛追了上去，没追上敌人，赶紧往回返，结果又和我们发生了误会。找到他们后，我们又继续前进。由于部队从未在这一带活动过，地形及各方面情况都不熟，又是夜行军，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走。在天亮以前，我们胜利通过了地主武装出没的梁塬村，过了大川，翻越桥儿沟，上了环县东的老爷山。当敌人追兵赶到时，我们已经脱离险境，与陇东军分区保安第二团会师，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王彪台战斗中被打散的一支队一、二两个大队的部分同志。
脱离险境的第二天，部队领导干部在老爷山敬崾崄的一座破庙里召开了会议。会后，我们带着部队到老爷山以东30里的爱和庄，经东华池，安全到达吴旗。
1947年3月，三边军分区派司令部的郝耀同志来部队担任参谋长，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取消一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番号，把300余人编为4个大队。
彭总赠枪
1947年4月，继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胜利后，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瓦窑堡到清涧大路以南，伺机攻打敌战略补给站蟠龙。蟠龙大捷后，西北野战军挥师陇东，攻克环县。这时，回汉支队已经过整训，在蟠龙大捷胜利鼓舞下，部队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要求乘胜打出去。大家说：“我们不能窝在吴旗坐等胜利。”但是，由于部队本来装备就差，经过几次战斗失利，武器便成了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记得有一天，我们帮助老乡锄地回来，天已经黑了，支队的几个领导同志和宁夏工委书记孙殿才坐在一块，一边喝小米汤，一边拉话。孙殿才同志说：“这次蟠龙大捷，大部队缴了不少武器，听人说，他们用不了，彭老总让把剩的枪给了地方游击队。我们枪少，何不乘此机会去要些枪回来，大家商量一下吧！”梁大均同志接过话茬说：“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战士们早就坐不住了，要去就抓紧时间马上走，要来枪我们就把部队拉出去干他一场。”我也表示同意梁大均同志的意见。经过商量，决定让我去要枪。孙殿才同志冲我笑着说：“老金去最合适。”我问：“为啥我去最合适？”他说：“老回回会要乜贴嘛，你去一要，这枪肯定能要回来。”说的大家都乐了。我想自己不识字，拿到枪连收条都打不了，就把何广宽同志拉上。
当晚，我和何广宽同志带着4名战士，就骑马出发了。我们沿着三道川向前走，过了元城子后，就遇到了西野的部队。第二天又紧赶了一天，晚上到达岳家楼，这里住着西野的一个后勤部。找到部队领导同志后，我一看原来是老熟人。他叫吴锡云，抗日战争时期在定边贸易公司当经理，现在是西野某部后勤部的政委。他看见我，就上来拉着我的手说：“这不是老金同志吗？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回答说：“来找彭老总要枪。”他说：“嘿！你算来的是时候，枪多的是，不要着急，先在这休息吃饭。”把我们让进屋里后，他出去给我们买来了两只羊，安排人给我们做了一大锅小米饭。我们饱饱地美餐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吴锡云同志给我们指了路。我们沿着巴州塬上去，到中午12点钟，赶到了曲子的三十里沟口，我边走边问彭老总的驻地。
往前又走了一会，经解放军战士指点，我们找到了彭老总办公的地方。这是一座地坑窑院，南北东三面从山坡上直切下去，在崖面上挖着窑洞，西面对着山沟开了个大门。我们走上前，刚要向站岗的同志问话，里面出来了一个人。我一看，这不是定边警三旅的张参谋长吗？他问我：“金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他：“来找彭老总要枪。”他一听就笑了，带着我们走进院子。
进了院门，我们看到院里铺着几张席子，席子上展开放着地图，有个人正坐在席子上看地图，神情专注。张参谋长悄悄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我赶紧走上去向彭老总报告敬礼。张参谋长上前给彭老总介绍说：“这位老金同志是三边地区回汉支队的队长，回民同志，来这儿要枪。”彭老总站了起来，同我和何广宽同志握手，给我们每人让了一支烟。他问我们：“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我回答说：“300余人，就是缺少枪支。”彭老总笑着说：“这不用发愁，有运输大队长给我们送。你在这儿待几天，我们明天打了仗就有了。”正说着话，警卫员拉来了马，我一看彭老总要出发了，赶忙对他说：“我们也要跟你去打仗。”彭总边上马边慈祥地对我说：“你不能去，你是回民同志，前方也不能很好招待你。你们先等着，我们收拾了马鸿宾的部队，你来拿枪。”说完一拉马缰绳，放开马跑了，后面的干部也骑马跟了上去。
总部的同志把我们介绍给一位科长，让他接待我们。由于部队要打仗，我们又向东沟里头移动了20余里。那位科长让人给我们拉来活羊，送来活鸡，让我们自己宰了吃。
过了三四天，前方来人通知我们，战斗已经结束，消灭了马鸿宾的几个团，让我们去前面拿武器。我们经环县赶到三里湾找到了前线指挥部。张参谋长给我开了张条子，告诉我：“你拿着这张条子，见到部队的各级指挥部就要枪，营部、团部、旅部都可以要，要够为止。”
这天，我们几个人骑着马，按张参谋长的指点，拿着条子到各部门去要枪，要子弹。每到一处，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拿出枪让我们挑。就这样，我们一边要，一边用马往住地驮运。看着这些枪支弹药，我心里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部队装备完全得到了解决，发愁的是这么多枪怎么带回去。
我正在屋里想着运枪的办法，一个战士进来报告说：“队长，咱们的人全部来了。”这真是喜出望外，这一下问题可就全解决了。原来我带人出发后，孙殿才和梁大均同志考虑我们带的人太少，要上枪拿不回来，索性就带着全部人马来背枪。我们的战士看到要了那么多好武器，高兴地连蹦带跳，有的同志还唱起了家乡的小调。这次部队可“发财”了，每个战士都领到了枪，每个连队还配备了4挺轻机枪，3个掷弹筒。有的同志为了多装些子弹，把行李包都扔了，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阴历5月端午，我们奉命随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出发，过环县，经过一天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攻克定边，马鸿逵的骑兵四团溃逃盐池县城。四纵队司令部决定乘胜消灭这个团，收复盐池。3天后，我们的部队包围盐池，在城西大滩一带摆开战场。那天傍晚，我带着部队从定边出发，行军一夜，东方亮时进入指定阵地。阵地以山沟为屏蔽，沟有一房多深，沟里有水，长满芦草，我们在沟北沿埋伏下来准备阻击敌人。半个小时后，攻击信号弹打响，枪声大作。妄图从盐池城突围的敌骑如惊弓之鸟，出城向西溃逃，在八堡被我军堵截，又北转向土沟方向跑来，我军紧紧追击。当敌人进入我阵地射程时，我们枪炮齐鸣，打退敌骑4次冲锋。敌人腹背挨打，扯出白旗佯装投降，走到沟边又想冲过去。这时我回汉支队15挺轻机枪又一阵猛扫。我后追部队紧压过来，敌人一看大势已去，纷纷落马投降。这一仗，我回汉支队战士勇猛顽强，歼敌近100名，没有一人伤亡，受到四纵队司令部的表扬。定边、盐池这两仗抓了不少俘虏，里面回民很多，改编这些人需要回族干部。我们召开会议研究后，挑选了10余名立场坚定，作战勇敢的党员干部和战士输送到西北野战军四纵队，记得有杨吉德、马金和、杨富云等同志。
部队改编和吴旗整军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和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小河村会议以后，为协同大部队行动，许多地方武装都进行了改编。遵照上级指示，宁夏人民解放军番号取消，重新改为回汉支队。部队改编后，赵忠国、郝耀、何广宽等同志先后调离部队。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派原警三旅八团副营长刘思孝同志担任支队长，我担任副支队长，梁大均同志任政委，彭华庵任政治部主任，梁东岳任支队机关党支部书记。支队改为团级建制，辖四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库连清，指导员杨富云；二中队队长张俊，指导员马立凯；三中队队长马成仁，指导员郑得州；四中队队长董英，指导员刘申三。部队在改编的同时，进行了严格的步兵战术和山地作战训练。改编后，回汉支队在1947年8月取得了新安边遭遇战、赵崾崄阻击战的胜利，保住了隐蔽在后方的军分区机关和工厂、医院，受到三边军分区的表扬。
1948年2至3月份，回汉支队奉三边军分区的命令，开赴吴旗一带的山区参加新式整军运动，对部队进行整顿。
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于1947年下半年，这是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解放区土改和整党运动广泛开展的新形势提出的。1947年9月28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的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新式整军运动便首先在西北野战军一纵队开始，接着普及全军。这个运动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首先采用民主方法进行土改学习和阶级教育，然后经过引苦、诉苦、挖苦根3个步骤，引导全军指战员诉旧社会劳动人民之苦，启发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转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阶段，揭发和批判各种不良倾向，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根据回汉支队的实际情况，参加新式整军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当时，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边区部队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发展。同时，兵员成分起了很大变化，俘虏兵成分增多，有的连队俘虏兵多达80％以上。这种情况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出现阶级观念模糊，纪律性不强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些问题在回汉支队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由于回汉支队建军历史较短，由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组成，而且部队一成立，就处在艰苦的环境和频繁的战斗中，虽然搞过几次短期整训，但没有条件进行系统的革命教育，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拜把子的封建习气、小农意识等在部队留有较大影响。个别战士还有贪图安逸的思想，在战斗中怕苦怕死。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到吴旗后，回支按照上级的部署，结合支队的特点，有步骤地进行了新式整军。
我们进行整军的第一步是在部队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广泛的诉苦运动。我们发动全体指战员起来控诉在旧社会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之苦，控诉蒋、马的罪恶。广大指战员在诉苦运动中，以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说明，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砸烂吃人的旧制度，穷人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通过诉苦，全队干部战士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增强了跟党闹革命的自觉性。
在诉苦的同时，支队领导现身说法，给战士讲自己参加革命的前后经历和曲折过程，教育战士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只有把自己的解放同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革命征途上克服艰难困苦，勇往直前，有所作为。
支队还根据部队的特点，开展民族团结的教育。我们告诉战士，虽然大家属于不同民族，从不同的地区投奔革命，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不论是回族还是汉族，都是受压迫的阶级弟兄，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搞好革命团结，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并肩作战。
支队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教育他们增强组织纪律性，在战斗中服从命令，听指挥，在平时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来严格约束自己。
支队整军开始后，部队的各级指挥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想整顿。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秉坤亲临部队，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
为了搞好这次整军，我们采取了多种宣传形式，组织战士办墙报，用白灰在崖面上写宣传标语，给战士上文化课等等。
在忆苦、三查的基础上，回汉支队开展了扎实的练兵运动。从早到晚，干部战士磨打滚爬，生龙活虎，练兵场上杀声震天。为了迎接宁夏的解放，这次练兵专门进行了攻坚战术训练，并发动宁夏籍的同志绘制宁夏各县地形地物图，为解放宁夏准备战术资料。通过新式整军，回汉支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方向更加明确，军事素质显著提高，纪律性大大加强，回汉族干部战士增强了革命团结。整个回汉支队成为一支有觉悟，打不烂，拖不垮的新型人民军队。
解放惠安堡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转入了全面反攻的新阶段，西北野战军迅速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我回汉支队随同三边军分区的一个团三个大队，在定边一带会齐，向西转入外线作战，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攻克盐池西部重镇惠安堡。
惠安堡地处盐池、同心、灵武、金积4县交界地带，是马鸿逵在陕甘宁边区西大门上设置的一个顽固堡垒，也是他防卫宁夏的东大门。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盐池县城后，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即转移至惠安堡。马鸿逵在这里构筑土围子，设立军警特务机构，组织反动地方武装，经常对我解放区进行骚扰破坏。当时有马鸿逵部队的一个连和一个清乡大队近300余人驻防惠安堡。
3月的一天，我军得悉：守卫惠安堡的马部骑兵连奉命调走，只剩100余名清乡大队驻守惠安堡。军分区司令员郭秉坤立即召集二、八团首长和回汉支队领导在苏家堡子开会，研究解放惠安堡的作战方案。由二、八团担任主攻，回汉支队配合作战。
次日下午，二、八团由回汉支队带路，从盐池五区苏家堡子西梁一带出发，向惠安堡方向疾进，拂晓前包围了惠安堡。回汉支队在惠安堡通往韦州的路上设置阵地，阻击韦州增援之敌，拦截惠安堡出逃的敌人。
战斗打响后，主攻部队一步步紧缩包围，把敌人挤到惠安堡城中一个三丈多高的炮楼附近，战斗激烈进行。这时，郭秉坤司令员派通讯员来通知我到司令部接受任务。司令部设在当地商人张老板的上房里。郭司令命令我带一个排、两挺机枪，到炮楼外围肃清残敌，相机转入国民党盐池盐务局搬运物资。我接受任务后，带着人立即出发。我们过了孙麻子店，翻越城墙，向盐务局碉堡逼近。守卫盐务局的敌人在战斗打响后多已溜走，剩下的几个人听到动静后一看我们人多，就乖乖放下武器，做了俘虏。过了碉堡，进院里一看，东西很多，我命令战士拣重要的军用物资先往指挥部搬。
我抬着东西到指挥部，进门一看，团级干部都在开会，研究攻打碉堡的办法。由于我们没带爆破武器，碉堡炸不掉，清乡团在碉堡里负隅顽抗。郭秉坤着急地对我说：“我们进入战斗已两个多钟头了，再不能拖延时间。要想法尽快解决战斗。惠安堡周围有马部的一个骑兵团在活动，如果他们闻讯赶来，战斗就会失利，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尽快设法拿下碉堡，一个是迅速撤出战斗。老金同志，你意见如何？有没有办法？”
我考虑片刻后对他说：“交给回汉支队解决吧！”郭司令说：“不行！不管交给谁硬攻是不行的，要是没有办法就撤出战斗吧！”
我对他说：“惠安堡是宁夏东部的重镇，这一仗胜负对解放宁夏关系重大，还是应当立足于打胜。这里的清乡队长是灵武杜家滩人，姓杜，知道我金三寿的名字，下面的队员大部分是抓来的穷苦农民，真正死心塌地为马鸿逵当炮灰的人不多，有争取的可能。”我要求以我的名义写张条子递进去，争取他们投降。郭秉坤同意试试这个办法。指挥部张参谋随即写了条子，找来一当地绅士送条子，劝清乡团放下武器，缴枪投降。
过了不到20分钟，那个绅士就带着清乡团的回信到了指挥部。他拿出条子，郭司令一看，就气得撕了。我问：“写的是什么？”他说：“乱弹琴！要你金司令（当时当地的清乡团都这样称呼我）不带武器，上炮楼和他们见面，他们才能投降。”我说：“去就去，怕什么。”郭秉坤同志说：“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请求说：“还是让我去吧，我们这么多人围着碉堡，谅他们也不敢对我动武。”郭秉坤同志在指挥部的屋里来回走动，大家都焦急地望着他。过了近半个钟头，他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严肃地说：“三寿同志，我代表三边地委、分区司令部，命令你去敌碉堡执行这一艰巨任务。要沉着冷静，注意安全。”又命令所有武器对准碉堡，准备在危急时掩护我。
接受命令后，我甩下枪，转身出门就向敌人的炮楼走去。炮楼上，敌人几十条枪伸出枪眼，向我瞄准。这时，我心里想，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是吓不倒的，为革命牺牲也值得。我挺起胸，迎着敌人的枪口，大步走上去。到了炮楼跟前，我大声对他们说：“清乡团的弟兄们，我是金三寿，请你们杜大队长来答话。”
杜大队长闻声从炮楼里探出头来。我对他说：“你是灵武杜家滩人，我认识你，你也知道我。宁夏人当兵都是被马鸿逵用绳子捆来的，你们难道真愿意为你们的仇人卖命？现在你们已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只要放下武器，解放军优待俘虏。”
杜大队长要求我们保证他个人的人身安全，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我答应了这个条件。只听他在里面下令缴枪，炮楼里立刻挑出一件白褂子充做白旗，并从枪眼里往下扔枪，一会儿，都举着手出来做了俘虏。
他们下来后，我问姓杜的队长：“你为什么要让我同你见面才缴枪？”他说：“本来弟兄们都不想打了，我也想投降。可前些日子听说你在那边被共产党活埋了，连金三寿都不放过，我们下去还有命吗？所以不敢贸然下去。你们送来条子，我看到签着你的名字，心想这不会是骗我吧，就请你见面，如果你真活着，乡里乡亲的，你还能不给我留一条命。”我笑着对他说：“优待俘虏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给你留下命，可不能再干坏事了。”他说：“再也不替马家卖命了，回去找个正经营生干，你放心吧。”惠安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傍晚，我们带着部队撤回三边。
活捉赵清彦
1948年春夏之交， 回汉支队在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惠安堡后，奉命随同三旅某部开赴陇东庆阳一线作战。部队行至大堡子塬，接到三边军分区命令，回汉支队停止前进，返回三边。
这时，西北野战军已取得瓦子街战役的胜利，开始全面外线作战。在西北战场我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宁夏工委和三边地委召开了马甘掌会议，研究了三边和宁夏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由宁夏工委和三边地委参加的西进指挥部，以盐池、定边游击队和回汉支队为主，深入甘肃、宁夏交界的山区，在盐池、环县、同心一带发动群众，为解放宁夏做好准备。回汉支队从大堡子塬返回后，即奉命进驻甘肃环县的丰台堡一线，开始了艰苦的斗争。
盐池、环县、同心一带都地处省界，属于三不管地区。当时这一带大小共有11股清乡团，势力较强的有固原的敬明君和环县甜水堡的赵清彦，各有200余人，环县垦区的李阳珍有数十人；此外，还有刘世业、赵怀章、张瑞兰等，号称是这一带的“八大山王”。他们把国民党马鸿逵作为靠山，凭借人熟地熟，时分时合，出没无常，经常暗害我干部，袭击我基层政权，抢掠百姓，截劫支前物资，凶狠残暴，无恶不作，是我陕甘宁边区的心腹之患和解放宁夏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擒贼先擒王，赵清彦盘踞盐池、环县接壤的甜水堡，活动十分猖獗，回汉支队决定先向赵清彦开第一刀。我们开始和赵清彦在甜水堡一带展开周旋。但是，由于敌人眼线很多，我们人地生疏，几次围攻都扑了空。我们认识到，不在当地群众中扎下根，不依靠群众，靠回汉支队单枪匹马，难以抓住赵清彦的狐狸尾巴。因此，我们经请示三边地委后决定，先广泛发动当地群众，依靠群众摸清赵的活动规律，瞅准时机，力争全部歼灭。于是，我们以中队为单位，分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在回汉人民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宣传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每到一地，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干活，在干活中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让他们起来揭发赵清彦的罪恶，教育他们积极协助我们歼灭这股土匪。当地群众听说解放军大军压境，整个大西北不久就会全部解放，纷纷起来给我们提供赵清彦的线索，有的群众还主动出去为我们侦察敌情。
有一天，我们接到群众报告，赵的200余人又在甜水堡集中。我们决定连夜奔袭甜水堡。夜里，我带着部队轻装出发，急行军半夜，于拂晓前赶到甜水堡外围。我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原地待命，自己带着两个人摸近敌巢，侦察敌人设防情况。我们走到跟前一看，敌人设防较严，有两道岗卡。敌人没发现我军已到眼前，我们隐约听到从卡子里传来打牌的吆喝声和叫骂声。根据情况，我们决定先派人化装骗开敌人卡子，接近敌巢后再发起攻击。这个任务交给了支队部副官张富元同志。他带着一班人，穿上我们带来备用的马鸿逵部队穿的军装，大摇大摆地向第一道卡子走去，我带着部队跟在后面。到卡子前，敌人一看是马鸿逵的正规兵，问了一声就把他们放过去了，我们立即从后面冲上去，下了敌人的枪，把他们锁到房子里。先遣班走到第二道卡子时，突然听到敌人哨兵问口令，由于没回答，敌哨兵朝天打了几枪。我一看情况紧急，再不能耽误，猛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带着部队呐喊着猛扑了上去，包围了敌人住处。敌人从梦中惊醒，以为解放军主力部队来了，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打开寨门向四处溃逃。我军冲杀过去，大部分敌人被我击毙。战士们搜索消灭残敌，寻找赵清彦，但没找到，经问俘虏，得知赵乘乱带着几个亲随骑马跑了。我们派人又向外追了30余里，也没发现。
几天以后，我们通过侦察获悉赵潜回老巢李记沟。回汉支队决定立即奔袭李记沟，生擒赵清彦。天刚黑，我带着70余人向李记沟疾进，三更时候，部队到了丘家滩。为了争取时间，防止赵清彦闻讯后再次逃窜，我下令战士们解下背包，由炊事班看管，部队轻装前进。黎明前我们包围了赵清彦的老巢。这是一个在山畔上挖成的地坑窑院，在地坑院的四壁挖出土窑供人居住，如果不知底细，站在几十米以外都看不出此处还会有人居住。看过地形后，一个排封锁了窑院的大门；中队长张俊带一个排抢占了窑顶上的高地，从前后切断了赵的逃路。接着我下了攻击令。张俊排的3挺机枪，喷吐着火舌，封锁了窑院正门。我们喊到：“赶快投降，你们被包围了！”紧接着，我们在机枪的掩护下，向窑院投了一排手榴弹，趁着烟雾冲进了窑院。只听窑里哀叫着“别炸了，我们投降”，把枪从窑里扔出来，几个人乖乖地举着手出来投降。
赵清彦也从另一孔窑里窜了出来。只见他穿着一身女人的花衣服，光着脑袋，提着手枪，嘴里一边喊着：“我投降，我投降，”眼睛却四下里窥探着，想寻机逃跑。赵刚走到门口，二中队指导员马立凯从身后冲上去，一脚踢掉了他的手枪。战士们一拥而上，将赵清彦生擒。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赵的窑院里吃了午饭。放了其他俘虏，押着赵清彦，胜利返回。
走到离甜水堡十余里路的地方，战士们从后面赶来报告说：“赵清彦趁撒尿跳下沟跑了。”我说：“赶快去追。”押解赵清彦的黄班长带着几个人追了上去，在后面鸣枪警告。赵不听，在上坡时被黄班长一枪打断了一条腿，才躺下来束手就擒。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
1949年7月，出于加强地方工作的需要，我奉命调离回汉支队。9月，党组织决定送我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正准备动身之际，又接到上级通知，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在北京召开，组织上决定让我作为西北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听到这个喜讯，我激动得几夜没有合眼。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失去爹娘，受苦受难的穷人，怎么会想到能去北京参加商讨国家大事的会议，是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党培养教育我成长为一个光荣的革命战士，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
9月初，我离开了战斗生活了13年的三边地区，从羊圈山出发，参加西北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开会期间，第二次见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各界代表662人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毛主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毛主席讲到这儿，全场掌声雷动。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是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埋葬了蒋家王朝，使人民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心里默默嘱咐自己，一定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会议期间，我们西北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一天上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来到怀仁堂，看望西北代表团的同志。我们都站起来，鼓掌欢迎党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团团长马明方把西北代表团的成员向中央领导一一做了介绍。介绍到我的时候，总理可能没听清，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问：“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我叫金三寿。”主席听到后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你就是1936年我在保安见到的金三寿同志。”主席的记性多好啊！已经过去13年了，还能记起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战士。当时，我激动得不知道应该对主席说什么好，只觉得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沉浸在幸福之中。接着，中央领导问了我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勉励我们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继续艰苦奋斗，努力建设新中国，保卫新中国。
过了几天，会议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个人送来了一套呢制服，说：“毛主席接见你们时，看到你们西北代表团的大多数同志还穿着灰白老布的旧军装，这是他专门让人给你们定做的。”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啊，穿上主席送来的呢制服，一股暖流顿时流遍了全身。
有一天，总理请我们吃饭。当周总理看到我吃肉时有些吃力，就亲切地问我：“三寿同志，牙不好吗？”我向总理汇报说：“48年（1948年）我们在牛铁梁打仗，部队丢了电台。我返回去找电台时，心里一着急从马上掉下来，第二天牙就全坏了。”总理说：“那就趁着这次在北京开会把牙装上吧。”当时我嘴里应着：“是，”心里却想：现在是供给制，哪有那么多钱装假牙呢？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总理当时好像一下就猜透了我的心思，第二天就专门派人给我送来了50元钱，并委托工作人员陪我去街上安了假牙。从这以后，每当我吃饭的时候，就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亲切关怀。
在会议结束前的一天，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又把西北代表团的回族同志请到怀仁堂吃饭。毛主席风趣地说：“明天你们就要回去了，今天是多数服从少数，我们在一起吃顿回回饭。”饭间，总理问我：“回去以后，打算在哪儿工作？绥远回民不少，去那儿也好。”我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分配，但自己心里又总想回宁夏老家。”总理笑着说：“那就回宁夏去吧！”吃着饭，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回去以后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使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当时我心里想，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话去做，要努力把宁夏的回汉族群众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在北京一共呆了40余天，每天都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
开完第一届政协会回到西安时，宁夏已经解放了。马文瑞同志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说：“三寿同志，你的工作已经定了，到宁夏去当省政府委员、民委委员。”从这以后，我回到了老家宁夏，一直在省（区）人民政府、区民委、交通厅、粮食厅、吴忠回族自治州、银南地区等机关和地区任职。
革命几十年，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78年，我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回想自己的革命历程，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取得的。现在，我决心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周东波整理
——录自《宁夏回族与伊斯兰教》第十八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