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玉
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参加了宁夏人民的革命武装——回汉支队创建初期的工作，并担任回汉支队第一任支队长。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并派重兵包围进攻我陕甘宁解放区。那时，我在三边军分区警卫连任连长。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三边军分区根据这一指示，进行了深入的战备动员，除了抓紧对正规部队的战备训练外，军分区和三边地委还指示各地扩兵，发展游击武装力量。盐池县建立了县保安大队，宁夏工委所属余庄子、红井子工委和三段地据点相继开始建立游击队。这三支小股游击队曾一度也属于盐池县保安大队的编制。在定边回民乡，以金三寿、杨占彪、马立凯等同志为首，建立了一支回民支队。上述几支武装力量的建立为成立回汉支队打下了基础。
1946年11月，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地方上去搞武装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不愿离开正规部队的想法。高峰同志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介绍全国革命战争和西北战场的形势，指出：为了打破蒋、胡、马部队对我陕甘宁解放区的包围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各地都必须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以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懂军事，经验丰富，调动你的工作是为了加强地方的武装工作，你要服从革命大局的需要。”经过高峰开导，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过了几天，高峰同志通知我到盐池县保安大队任该大队的队长。
接到任命通知后，我直接到县大队所在地余庄子去找梁大均同志。梁当时任中共余庄子工委书记兼盐池县保安大队政委。我由梁大均的哥哥梁光福带领前往余庄子。当我俩行至盐池县雷家沟时，遇上了侵犯三边的马鸿逵部队，我们就往回走，在定边以北的一个小山上，找到了正在向定边撤退的梁大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我向梁说明来意，将三边军分区的任命通知书交给他。
1946年12月，我三边主力部队警备第三旅八团准备袭击兴武营，我们盐池县保安大队奉命配合作战。当月24日晚，八团和其他部队快速突袭马鸿逵骑兵十九团的战斗大获全胜。这次战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外围作战，阻止敌人的援兵和消灭溃逃的敌军。我们抓获了一部分散兵，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和马匹。战斗结束后，我们对抓获的散兵进行了教育，从其中选了一部分人补充到县大队。兴武营战斗使我们游击队受到锻炼，大大鼓舞了士气。
1946年12月底，三边地区的战争气氛日趋紧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已经侵占了我华北、华东的部分解放区，并且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宁夏的马鸿逵部队在盐池兴武营战斗失败后，仍然在我三边的西、北、西南部署兵力，对我进行军事包围。三边地委决定将余庄子、红井子和定边回民支队等3支武装力量合编，成立回汉支队。
1947年1月19日，在三边军分区所在地——定边城南关召开了回汉支队成立大会，我和梁大均、金三寿等同志和三支游击队的全体干部、战士参加了大会。三边地委和军分区的主要领导同志朱敏、曹又参、郭宝珊、赵忠国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上宣布了回汉支队干部的任命，我任支队长，梁大均任政委，金三寿任副支队长。
当时，回汉支队是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组建的，组织纪律比较差，战斗力不强，加之经费困难和缺乏武器装备，要使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很快得到提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成立大会之后，我们根据军分区的指示，将部队集中驻扎在定边城南关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形势教育，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支队政委梁大均等同志亲自给战士讲课，支队将原来各部队的物资集中起来，统一筹划，组织生产自救，解决了战士和家属的吃饭和越冬服装问题。大约在2月上旬，部队又奉命开赴盐池县雷家沟进行整训和扩兵。这次整训仍以政治教育为主，增加了军事知识的学习和战术训练，以沙盘模拟示范作业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了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在训练期间，遵照西北局关于扩兵工作的指示，将原来的3个中队的编制扩大到4个中队。
1947年3月下旬，马鸿逵出动4个师的兵力进犯盐池、定边。3月23日，敌人的先头部队抵达距雷家沟20里的旧长城。4月上旬，三边战争爆发。当回汉支队由羊圈山转移到吴阳山时，三边地委常委邓国忠同志来到部队驻地，传达三边地委和军分区的决定：为了扩大部队编制，造成声势，与敌人斗争，宁夏工委下属各工委、据点共500余人集中，以回汉支队为基础，成立宁夏人民解放军，赵忠国任司令员，邓国忠任政委，梁大均任副司令员，我任参谋长兼第一支队长，何广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
宁夏人民解放军成立后，军部决定两个支队在唐平庄集中向甘宁交界的王彪子台转移，伺机出击敌人。部队行至王彪子台时，与马鸿宾的一个骑兵连和一个炮兵连发生激战。我所指挥的一支队首先与敌人接火。敌人以为我们是主力部队，集中炮火猛烈向我们炮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敌骑兵向我阵地冲来。我方在三面被围、背崖作战的不利情况下，英勇反击，但由于敌我兵力、武器悬殊，部队有些混乱，有些战士跳崖逃跑。我当即决定由马福贵带领二中队掩护，其他人员立即突围撤退。当时，我手里拿着红旗正在指挥部队撤退，敌人的炮火集中向我射击，我中弹负重伤。机枪手包占海背着我撤退，敌人在后面追赶，离我们愈来愈近。我担心两个人都跑不脱，就把文件、枪支交给包，对他说：“与其两个人一起被捉，倒不如跑脱一个算一个。”让他去追赶部队。包走后，我隐藏在一个山沟的草丛中，由于一天的战斗，加之负伤流血，我饥渴难忍，就喝自己的尿，挨过一夜。第二天，敌人抓到了我们的一个战士，得知我负伤了，便开始搜山将我捉住，先押送到盐池县大水坑，随后又转押到中宁。马鸿宾在中宁找我谈了话，劝我为他们做事，我当即严词拒绝，说：“要杀要关由你们，叫我投降绝不可能。”马鸿宾又问：“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说：“这要看谁说。”马说：“让你说呢！”我说：“当然是共产党好。”马鸿宾过去在与我军较量中多次吃败仗，现在又感到自身难保，再没有问下去。敌人见我软硬不吃，只好将我送到国民党兰州集中营。此后，我一直被关押到1949年1月才获释放。
孙国标 吴晓明整理
——录自《宁夏党史通讯》总第三十二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