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英
在我胞叔马文良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我怀着十分感激和无限怀念的心情，应邀从遥远的哈尔滨市来到银川。参加隆重的三位烈士——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当我向烈士敬献花圈时，心情是那样沉重，恍惚间似乎看见我的叔父，他还是那样英俊，天生具有回族儿子的特征：威武高大的身躯，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他好像微笑着向我招手……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忍不住高声急呼：“二叔，二叔啊……”
我的叔父原名尹九官，1912年10月17日出生在一个小城镇（现在辽宁省海城市）的回族家庭，他3岁丧母，自幼养成沉默寡言、孤僻倔强的性格。当家人有时说他没出息时，他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暗暗发奋读书，立志成才。中学毕业后，他决心到外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2年考入东北大学法学系，在校期间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一二·九运动，上街游行，高喊口号，与镇压学生运动的军警展开英勇搏斗。
1936年初，他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拓植大学。曾参加我党领导的进步组织解放社，被日本当局列入黑名单，遭到追捕。次年夏，在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化装逃离日本。1937年秋奔赴延安。1940年10月，担任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1941年2月不幸被马鸿逵逮捕，1941年4月17日深夜和崔景岳、孟长有同时英勇就义。
自1936年以后，叔父音信全无。全国解放后，我们到处打听叔父的消息，毫无结果。因为1937年秋，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改名为马文良。1965年12月，我忽然接到我母亲的信，告诉我宁夏银川组织派人到老家海城调查叔父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叔父在延安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1941年就光荣牺牲了。读着信，我止不住涕泪交流。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母亲，望眼欲穿地盼啊，盼啊！好不容易才知下落却已永别，全家万分悲痛。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家大难临头，哥哥尹其藩、我和我老伴马英林都先后遭到迫害。1976年我先落实政策，第一次只身来到银川，和自治区有关领导商量，筹备叔父的安葬事宜。于1977年1月14日在银川八里桥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安葬仪式，叔父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专程从台北、北京、内蒙古等地赶来参加了大会，有的发来唁电、唁函。我和老伴手捧遗骨按回族礼仪重新安葬了叔父。
三位烈士为国为民献出了生命。他们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含笑九泉，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祖国没有忘记他们……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总第十九期，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