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泽
1926年11月，我由陕西绥德到了宁夏省城银川。当时，宁夏党的负责人是李林铭（李临铭），鼓楼东北角的那间房子就是党的办公室，我们住在东南角那间房子里。同月，我经同行的张慕时、白雪山两位同志介绍，在这间房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党的活动是半公开的，我们的任务是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做党的政治工作。
1929年，经组织批准，我脱离了冯玉祥的部队，陕北特委指定我和谢子长、李景峰3人组织军事行动委员会，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后由于蒋介石疯狂反共，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在关中和陕北一带不能公开行动，在和组织无法联系的情况下，遂于1934年端午节，化名马思骏再次来到宁夏开展工作。1935年冬天，我到省城地政班受训时，认识了宁夏屯垦委员会主任邵惠群（地下党员），他给我介绍了梁光富（即梁大均）的情况。1936年春天，邵惠群告诉我：宁夏要大捕共产党人，为躲避搜捕，我借故回到宁朔县，和梁大均取得联系，并由梁大均介绍我当了宋澄堡小学的校长。1937年冬天，西北局派杨学文（李仰南）到宁夏担任工委书记。1938年下半年，李仰南派白玉光来找我，我安排白玉光在宋澄堡小学当教员。1939年春天，为扩大活动范围，我将白玉光介绍到小坝小学教书。
1939年腊月二十八，西北局派到宁夏的新工委书记崔景岳召集白玉光、杜琳和我开会，讨论如果日本人占领宁夏，我们怎么办？当时日本人已经到了陕坝，又派飞机轰炸了宁夏省城，人心惶惶。讨论的结果是日本人要来，我们就组织打游击。
1940年4月12日（星期五），我收到一封信，是杜琳写给崔景岳的，让崔景岳到银川有事商量。我当时就想，春节过后崔景岳去过省城银川，3月1日开学，我也刚去过省城银川，会有什么事呢？我赶快回到学校，把信给了崔景岳，我俩分析了一阵，崔景岳说：“事情千变万化，我还是亲自去看一下。”我给他开了路条，证明他是我校的教师，到省城银川买东西。第二天一早他就动身了。
星期天我去县里领工资，在回来的路上，走到唐铎堡，突然碰上3个带枪的便衣，他们问我：“你是马校长吗？”我说：“就是。”他们便掏出枪来，让我跟他们去一趟县里。到了县政府便给我戴了脚镣，又派两个警察把我押往省城银川。路上我用10元钱收买这两个警察，帮我送了几封信。易宝珊得到消息，及时到学校帮我烧毁了存下的党内刊物和革命书籍。第二天，在路上碰到一个姓孙的熟人，他回去后马上把我被捕的消息通知了白玉光和王博。
我被带到军法处，在经过一番拷问之后，就被送到军法处后院的禁闭室。这是一进两开的房子，我被关在东边，炕上躺着陈选民，另外还有一个因反对上司被押的骑兵班长。西边房里关的是崔景岳，他躺在地上。押送我的宪兵对看守说，不要让这两个人交谈。那个骑兵班长很好，是个山东人，他看出我们认识，说：“我看你们是好人，你想问他什么，我给你说去。”我说你去问他的口供是怎样说的，他去后给我带来崔景岳写的字条：“同乡，同学关系。”这是他指示我对付敌人的办法。
这天晚上，敌人在高中第的卧室提审我：“你和崔景岳是什么关系？”我说：“同乡，同学关系。他来找事情没找上，就在我们学校帮忙教书。”敌人又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国民党员。”因那时马鸿逵训令所有小学教员都要参加国民党。“你知道谁都是共产党员？”我说：“不知道。”“共产党的组织呢？”敌人反复问了好几次，我还是说：“不知道”。敌人说，那就不客气了，顿时过来8个人对我抽皮鞭，压杠子。我还是原话，什么也没承认。敌人又把我在廊檐下反手吊了起来，反复审问了大约4个小时。3天后，敌人对我们的监视不严了，崔景岳爬到我跟前说他被抓来的当晚，即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又说：“我已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了。”我问：“你为什么承认？”他对我说：“我没有办法，敌人把我盯得很紧。我被捕的当天晚上，敌人问我，我说我是商人，敌人问杜，杜就承认他是抗大学生，共产党员。敌人叫杜交代宁夏共产党的组织，杜指着我说，‘问他去’，就这样杜出卖了我。”这时，敌人已从中卫、中宁抓来了姚怀廉、江生玉、王世同，从金积董府抓来了宁夏中学学生武景惠、黄子华、霍纯锡。江生玉一进牢房，看我们戴的十几斤重的铁镣，又问我：“上刑了没有？”我指给他一看，他便吓的用皮大衣蒙住头蹲到墙角哇地哭喊起来。这些人还没有经过怎样审问，就向敌人表示愿意自首。因此，敌人把他们押在前院的优待室。不几天，他们就写了悔过书。
4月17日，孟长有同志在同心被捕了。他可能知道敌人已掌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敌人一问他便沉着地说：“我是抗大学生，共产党员。”敌人又问：“你悔不悔过？”他说：“我上抗大是抗日，参加共产党是救中国，我没有过可悔。”
几天后，敌人第二次审问我。我掏出身上国民党党证给敌人看，军法处长程福刚抢过去说：“你那是假票子！”正在这时蒋介石派到宁夏的特务头子、调研室主任马效贤进来，高中第去招呼马效贤。我临出门时，听到马效贤问高中第：“口供怎么样。”高中第说：“还和过去一样。”马效贤说：“他是被共产党利用了，我们过去也利用过人。”看来，当时敌人只知道崔景岳是共产党员，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有一天晚上，敌人再一次审问我。高中第威胁说：“你再不说，今晚就拉出去枪毙你！”我还是没承认。第二天，程福刚对马鸿逵汇报这个案情说，宁夏的共产党没有几个。所以，他们准备过几天放掉一些。马效贤回到看守所后，关在优待室里的江生玉却主动上去对马效贤说，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叫他给延安送的密信他没送去，还藏在自己家的椽缝里。还说，小坝小学还有两个人，其中白玉光是共产党员。马效贤赶紧给马鸿逵报告，马鸿逵气得暴跳如雷，大骂程福刚办事无能。因此，程福刚记恨起江生玉等人，这是江生玉等人虽然自首，却一直被关押，没有释放的原因。
敌人拿到密信后，又提审崔景岳：“你写的东西怎么显字呢？”崔景岳想毁掉它，说：“你拿来，我给你放到火上烤。”敌人不相信，经过化验，信的内容显出来了。敌人从信中知道了我党在宁夏南北有12个工作据点，以及两个人的名字（云泽和另一个惠农人的化名）。敌人追问崔景岳：“12个据点在哪里，那两个人是谁？” 崔景岳同志断然回答：“这是我们党的工作，不能告诉你们。”由于江生玉的叛变，5月4日，白玉光、王博也被捕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敌人疯狂的大搜捕。仅宁夏中小学就逮捕了30余名教职员工和进步学生。在12个据点里，黄渠桥小学是重点，校长雍生善，教员雷润霖、童善斗、党连青、刘正业、杨天伟，还有一名学生都被抓。黄渠桥南校的一个校长，一个教师也都被抓来。另外，被捕的还有石嘴山小学的校长叶松林，平罗师范的教师高力田。这些人一进军法处，就表示愿意悔过，敌人把他们全部关在前面的优待室。后来我们问，你们为什么要承认是共产党员呢？他们说，怕挨打受刑。
马效贤原来认为我没啥问题，这一来，对我的怀疑增加了。第二天，把我吊在房檐下，脚上还吊着十几斤重的铁镣，问我：“自首不自首？”我说：“我没有进过抗大，也没有去过延安，自首什么？”这样整整吊了我一下午。实在受不了，我就给敌人使计，说吊得我都不会说话了，你们把我放下来，我缓口气再说。敌人把我放下来，我说我已经说过了，再没啥说的了，就这样反复几次，大约下午5点多钟我才被放下来。
敌人破获宁夏工委后，在法庭上让叛徒对证，江生玉指认崔景岳是工委书记，又指认白玉光是共产党员。另一个自首分子也当面作证说：“崔景岳就是工委书记，他还在我家布置过工作。”崔景岳当即说：“你把我与你拉在一起，不知对你有什么好处？”以后他就不再说话了。
当时，白玉光看上去像16岁左右的娃娃，但却十分机智。他被抓来时，兜里还装满馍馍，敌人问你装着馍馍干什么？他说：“怕挨饿吆！”装出一副幼稚的样子。高中弟说：“崔景岳，你们怎么把这样的娃娃也拉到共产党内？”崔景岳回答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不要。”敌人为了进一步了解宁夏地下党的情况，要拷打江生玉，崔景岳看出江生玉是软骨头，怕挨不了打又胡说，就说：“你们打他干什么？他知道个啥，你们给我上刑。”这样，敌人又拷打崔景岳。高中弟问：“你们12个支部负责人是谁？” 崔景岳断然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不能告诉你们。”高中弟又问：“我们军政人员中谁是共产党员？” 崔景岳同志诙谐地说：“你拿名册来，我给你圈。”搞得敌人哭笑不得。敌人对他施用各种酷刑，崔景岳始终只是一句话：“你们把我枪毙了。”敌人说：“哼！枪毙？便宜你了。”整整拷打了一个下午。天快黑了，4个宪兵把他抬了回来，我看到他浑身伤痕，血迹斑斑，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我问他审问情况，他说：“我什么也没说”。接着又说：“不要难过，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最后他又对我说：“看来我要牺牲了，你没有承认什么，敌人又没有人证物证，估计敌人最后会放你出去。你出去后，要争取把工委被破坏的原因搞清楚，并尽量争取早日恢复工委的工作。”
有一天，敌人从三边抓来3个农民，是定边合作社卖猪的，被怀疑是共产党嫌疑犯和我们关在一起。崔景岳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和工作，在他们临释放时，给三边特委写了一封关于我们被捕情况的信，托他们出去后交给定边县委，转给西北局。据说，这封信西北局收到了，但对我们的营救没有成功。
叛徒出卖工委以后，敌人把审讯的重点就转移到崔景岳身上，对他软硬兼施。每次受审下来，崔景岳都要把情况对我讲。有一天，敌人一科科长张先一在院子里放了一张八仙桌，面对面地和崔谈话，妄图劝诱崔景岳自首。崔景岳驳斥了敌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道理，敌人的企图失败了。又有一次，敌人要崔景岳对7个叛徒讲话，企图在精神上战胜崔。敌缉查科科长指着那些自首叛变分子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了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你还是失败了吧？”崔景岳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就说：“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崔景岳就说：“很好。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我们今天总算‘济济一堂’。你们原来都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今后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做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不要再做那些危害民众利益、民族利益的坏事情……”一席话，说得叛徒们本来低着的头垂得更低了。敌科长气得跺脚，指着崔景岳骂道：“好啊！崔景岳，你这个共产党！到现在还宣传共产主义！”崔景岳仰起头，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笑声。还有一次，马效贤给崔景岳送来5元钱，崔景岳当即回敬说：“这是你们榨取人民的血汗！只有吸血鬼才能挥霍它，我不能花！”
在军法处的一个多月里。敌人对崔景岳的审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的身体被折磨坏了，可他的精神始终压倒敌人，使敌人感到害怕。在这期间，崔景岳还托人把自己的自行车卖了，来给狱中的同志们改善生活。1940年5月22日，军法处把我们转送到省监狱，崔景岳、白玉光、王博、孟长有和我5个人都被戴上了10斤重的铁镣，关在南监房。陈选民一个人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4个抗大学生被关在西间的牢房里。宁夏中学的3名学生和高力田被关在一间牢房里。从北营抓来的那些教师大都分开了，雍生善、童山斗、刘正业、雷润霖、阎××，还有两个回民被关在两间牢房里。监狱三科的科长姓刘，这个人坏得很，经常来找崔景岳寻衅。有一次他对崔景岳说：“崔景岳，你们八路军不抗日，光在后方捣国军的乱！” 崔景岳同志立即说：“这个话，只有汉奸才能说出口！”这个家伙一听，瞪了瞪眼睛没话说了，以后再也不来了。还有个看守也很坏，经常骂我们是“兔崽子” “奸党” “奸军”侮辱我们。我们回骂他：“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话，是汉奸才说这样的话。”
在监狱里，杜琳等17个人写了反共启事，稿子是黄子华执笔起草的。交到马效贤手上，敌人按照他们的需要擅自做了修改，第一个就找杜琳签字。在此之前，崔景岳做过杜琳的工作。因此，这次杜琳拒绝签名，说：“这稿子不是我们写的，这些事实我也没见。”杜琳不签字，马效贤就火了，命令监狱长“给那5个人和杜琳把脚镣戴上，给崔景岳再把手铐铐上”。杜琳不签字，敌人就把他和我们押在一起。敌人对另外的16个人办了训练班，让他们学习三民主义，讲课的老师曾是孟长有的老师。他让孟长有也读读三民主义，孟长有说：“三民主义我读过了，现在不需要了。”杜琳的侄女是高中弟的小老婆，她和高中弟一起给杜琳做工作，杜琳就软了，最终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这样杜琳就被提出去和那16个人参加训练班去了。17个人的反共启事在宁夏《民国日报》上连续登了17天。
孟长有是中卫人，他是宁夏的一个人才，很不简单。马鸿逵的走狗、省党部委员、宁夏的大绅士张风池，也是中卫人。孟长有就是他告发的。他为了劝降孟长有，就把孟长有的父亲骗到监狱，让孟的父亲说服儿子自首。孟的父亲说：“长有，你好好认错，写悔过书。”孟长有坚定地说：“我上抗大是抗日，我参加共产党是救中国，我没做下错事，没有过可悔。”一句话说得他父亲无话可说了。
刚进监狱，我们身上还有些钱，敌人也看管得松，还能从狱外买饭吃，或者自己做着吃。过了一个多月，敌人对我们的迫害加剧了，每天只给吃两顿带霉味的黄米粥，每顿只给一碗。一天只准放两次风，时间很短。牢房长年不见阳光，既窄小，又阴暗潮湿，充满了霉味，臭虫成堆，虱子成串。牢房的门上只有碗口大的一个小洞，后墙上也只有一个小窗子。由于环境恶劣，再加饥饿的折磨，没过多久，大家的体质都下降了，白玉光、孟长有和王博都病倒了。军法处派了一个大夫给看了看，又给他们下了脚镣，我和崔景岳日夜照顾他们，最后总算好转。敌人没给我和崔景岳下脚镣，我整整带了5年，崔景岳直到被敌人活埋都没给他卸脚镣。
一天，崔景岳对大家说：“在反共高潮中，敌人有可能把我们杀害。但他们决不能把大家都杀完。看来，坐监狱将是长期的。目前，短时期的法庭斗争我们已经挺过来了，但长期的监狱生活有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他用严肃的眼光看了看大家，继续说：“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建立狱中党支部。团结难友，坚持斗争。”大家都很兴奋，一致赞同，而且还提了许多建议。经过认真讨论，狱中党支部成立了。
监狱党支部成立后，除了和敌人作斗争，还要争取自首分子中的一些人不要再干坏事。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崔景岳同志要求大家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我们托人买羊毛，捻线，织毛衣设法卖了，改善生活。崔景岳平时常给我们讲边区的生活和斗争，讲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故事以及历史故事，激励我们的斗志。孟长有给大家教唱歌曲，我们一起搞编织，活动手脚，用泥制作象棋跳棋，活跃狱中的生活。
1941年4月17日晚上，大约10点多钟，敌人二科科长来到监狱门口说：“崔景岳、孟长有，军法处提你们问话。”然后又给孟戴上脚镣，就把他们带走了。第二天，不见他们回来，就托看守给他们送饭，那些人都说：“不用送了。”之后，有一个对我们比较同情的敌三科长周兴贤对我说：“崔景岳、孟长有两个人昨晚上被活埋了。”当时还听说，崔景岳同志临刑前，把身上的一件旧棉袍脱下来，让宪兵转交给狱中的同志们御寒，一幅眼镜要留给我们做个纪念。但敌人都没有答应。我听到这个消息哭了3天，吃不下饭。
崔景岳、孟长有同志牺牲后，我和白王光、王博、杜琳、刘正彦关在一间牢房。后来我又被换到别的牢房，与雍生善、童山斗关在一起。一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才和白玉光等人一起出狱。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第三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198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