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闻韶
1937年7月初，平津各大学开始放暑假，我和王茜回家探亲，到包头突然获悉七七事变的消息，此时此刻，中华儿女们心情沉重，义愤填膺。回到家后，有一天雷启霖捎信让我到他家商谈事情。到他家后，方知李仰南为了在平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专程前来联系进步志士。因为我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一二·九运动，所以得到雷启霖的推荐。我们相见后，李仰南同志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从目前看，敌人的装备优于我们，就战争的性质而言，敌人发动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的，我军是正义之师，不仅国人支持，世界人民也支持。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胜于敌人数10倍，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终必将敌人埋葬在我们的国土里。当前在宁夏就是要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唤醒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我当即表示愿接受安排。过了几天，王茜和何广宽到我家，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何广宽说：“眼下，宁夏的进步志士，一致认为以学校为重点，发动和组织师生开展宣传活动，最为恰当。平罗以平罗高小和黄渠桥北校为重点，先行起步。王茜同志家在黄渠桥，到黄渠桥北校；贺闻韶同志的母校是平罗高小，可到那里去。”我和王茜表示同意。后又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认为日军有入侵宁夏的可能，日军一旦入侵宁夏，我们就组织打游击。为此，商定第二天约上雷启霖到贺兰山王泉口一带察看地形。
开学后，王茜到黄渠桥北校任教，我到平罗高小任教，平罗高小校长刘廷栋是我中学时要好的同学，思想进步。我到校后便和他及进步教师马寿桃共同讨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问题。当时他们说，县教育科长王定一是国民党右派，又不懂教育，此人如不赶走，对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极为不利。为此，我们和宁夏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及宁夏中学教育主任阎廷栋取得联系，由他们出面，以办好教育为由，向省教育厅厅长推荐从北大回来的进步青年俞占鳌接任平罗县教育科科长。
俞占鳌是我的老同学，又是平罗人，他极其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接任后，就如何办好平罗县的教育和怎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与我们进行了讨论。认为首先应整顿全县重点学校，更新领导。俞占鳖按照这个思路，及时整顿了姚伏高小、黄渠桥北校和南校、宝丰小学、石嘴山小学，将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谈尚庸、雍民飞、马兴龙、李如檀和叶松林分别任命为姚伏高小、黄渠桥北校、黄渠桥南校、宝丰小学和石嘴山小学校长。这样，平罗县教育权就掌握在进步人士手中。各校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彼此交流经验，并在校内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对平罗高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我和刘廷栋校长进行具体分工：刘校长负责搜集进步书刊，组织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讲解阅读；教师编写时事稿，在每天放学前集合全校师生，宣讲时事；教唱抗日歌曲（他懂乐理，会弹风琴）；组织师生在校内办黑板报、壁报和校刊，校刊定名《呼声》；我负责组织宣传队，排练话剧、讲演、唱歌，带宣传队到学校、街头、农村集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当时，学校有9位教师，160余名学生，由于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所以我们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很快组织起一个约30人的宣传队，每天利用下午和晚上课余时间，练习唱歌、讲演，排演话剧。与此同时，办起了黑板报和壁报（黑板报每星期出一至二期，壁报每月出一期），每天下午还坚持讲10分钟时事。
8月，党的地下工作者陆平到平罗高小任教。他的到来，使我们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劲头更大。大家同心同德，将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当月下旬，在平罗城的一个集日，宣传队第一次走出校门，上街宣传。宣传阵地选择在北大街董家药铺门口台阶上，先唱了几支革命歌曲，然后进行讲演。其间，陆平登上讲台，首先唱了一支《流亡三部曲》，由于词曲悲切情节伤感动人，这一曲就唱哭了很多人，同学们更是伤心不已。他唱完后以激愤的心情，痛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诉说敌占区我同胞所过的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当时很多听众跟着同学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誓死保卫全中国！”等口号。
与此同时，党的地下工作者杨一木到黄渠桥北校任教，并且和王茜、郭英教等同志在该校组织起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伍。我则经常来往于两校之间，交流宣传工作的经验。就这样，我们的宣传工作逐步展开，除经常利用集日在街头宣传外，还到姚伏、宝丰等地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心。这期间，平罗高小的校刊《呼声》也油印出版，散发给学校和社会各界。当时，我们收集并向师生推荐了《向导》《民意》《展望》《全民抗战》《大众哲学》和《群众》等进步刊物。并将其中富有激发爱国思想和号召抗战的篇章摘编油印成册，在高年级课堂上作为国文教材讲授。在全校教唱的歌曲有《救中国》《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和《锄奸歌》等，演的话剧有《锄奸》《打鬼子》《新编小放牛》《军民一家人》等。
9月，江苏省淮安县新安旅行团一行20余人，在团长刘文岫（共产党员）、顾问汪达智、领队吴国宾的率领下来到平罗，安营于平罗高小。他们以演话剧、讲演、唱歌、放无声电影等形式，在平罗城、姚伏、五香、头闸、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等地进行了约3个月的抗日救国宣传，对激发平罗地区广大群众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救国热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平罗高小和黄渠桥北校的宣传队给予有力帮助，如提供剧本、教唱歌曲、赠送宣传材料等。
年底，按照党的意图，我和王茜陪同雷启霖将陆平同志介绍给马英才旅长当副官，目的是坚定马英才抗日立场和开展兵运工作。马英才极为欢迎，安排了工作。
经过一个学期的工作，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有限，工作能力差，产生了想到延安学习的想法。当时王茜同志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向杨一木同志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他很赞同，就给我们写了介绍信。1938年春，我们到延安抗大学习。7月间，我俩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我在延安碰到陆平同志，他说马英才部下对他甚为排挤，无法进行工作，故离开那里，仍到平罗高小。放暑假后，带领高小毕业生杨生桂、王学文（高立）、李发春3人到边区中学学习。
1939年6月，我和王茜被调到边区党委工作，王茜被分配到伊克昭盟，让我打入马鸿逵内部搞地下工作。我回宁后到银川找到袁金章（原为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宣传处科长，后为省党部执行委员），想通过他的关系打入马鸿逵内部。袁说：“你到延安学习的事，朱思义（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已向马鸿逵告密，你去岂不自投罗网？”因此，我仍回到平罗高小任教。学校里的教师没啥变动，校长还是刘廷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虽在继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我到校后仍负责宣传工作，组织宣传队排练话剧、演练唱歌和讲演。
1939年10月10日，为庆贺湘北大捷（日军与我军在长沙会战，我军击毙击伤日军4～5万人，取得了湘北会战的胜利），举行了两天庆祝活动。这天上午，在平罗高小门前集会（有临时戏台），近1000人参加。大会首先向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接着由平罗高小校长刘廷栋，宣传队员李梓、姚淑荣同学，县城女校校长马彩萍等，作了抗日讲演。台下群众不时高举写着标语口号的各色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坚持抗战！誓死保卫全中国！”等口号。下午，平罗高小和黄渠桥北校的宣传队及县城女校的同学演剧、唱歌，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观众2000人左右。晚上，各机关、学校、工商各界及军警1000余人，举行提灯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高唱歌曲，遍游各大街。11日下午，继续集会，观看演剧、唱歌。晚上，又举行了提灯与火炬游行。此次聚会，盛况空前，影响深远。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马鸿逵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一天比一天严紧，杨一木同志于同年冬返回延安。李仰南同志虽继续坚持斗争，但活动已极为困难，到1939年冬和我的联系几乎中断。随着日趋紧张的形势，我们的宣传活动已不能在街头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当时我和刘校长商定，筹划组织一个小型宣传队，打算1940年春到绥西搞宣传，但是敌人却抢先了一步，马鸿逵军法处于1940年1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派人来平罗抓我，恰巧我于星期六下午到宝丰和王南山（党的地下工作者）接关系，返校时天已晚，住在黄渠桥北校。敌人在傍晚碰到学校教师李沂波，询问我在校否，李说：“星期六下午离校，今天尚未回来。”之后，便避开耳目到校告知刘校长。刘校长当即让事务员谈学文做好准备，于当夜五更，骑自行车赶到黄渠桥北校送信。我在郭英教同志的掩护下脱险离宁。
我能幸存于今日，由衷感谢他们的救援。特别是刘廷栋同志，为救我而受到敌人鞭笞之苦。我离宁后，敌人以校舍问题为借口将他抓去，马鸿逵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在用刑前审问他说：“贺闻韶哪里去了？”这说明抓他是因他放走了我，并非校舍问题。
黄增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