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纯锡
1937年秋，马鸿逵为了扩充军事势力，把全省各中等学校年满16岁的学生一律编入他的军事教导团，并且宣布关闭学校，妄图扑灭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为了唤醒群众抗日救国，阻止马鸿逵对日妥协投降，在宁夏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由侯亦人（杨文海）、薛嵩山（薛云亭）等同志组织的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成立，提出“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的口号，并讨论制订了团章、团歌、团员守则，当时骨干团员约20余人，平均年龄15岁，最小的只有13～14岁。在天寒地冻的日子，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集体向马鸿逵请愿，要求宣传抗日，到抗日前线去服务。马鸿逵无法拒绝这一正义的爱国行动，只好敷衍地说：“你们年龄小，不宜离家远出，就改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少战团），在省境内进行抗日宣传吧！”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只得整队回校，积极投入抗日宣传的准备工作。
1938年4月初，少战团在侯亦人等同志率领下从银川出发，先后在银北的平罗和黄渠桥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宣传的形式丰富多样，如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王芳救国》，讲解、揭露日军暴行，张贴连环画、出壁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开路先锋》等歌曲。团员们虽然年龄不大，有的在家里生活还需要父母照顾，但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变得坚强起来，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在驻地举行时事座谈会，直到深夜。从银北回来以后，团员只休息了几天，便又出发到银南的宁朔、灵武、吴忠、金积、中宁、中卫等地去宣传，一到宿地就和当地学校的师生举行座谈。在少战团的爱国行动的影响下，银川南北各地学校纷纷组织起宣传队，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春，马鸿逵迫于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恢复银川、中卫的中等学校。并委派实验小学校长贺自正任宁中校长，重新开放的学校有了很大变化，读书会、歌咏队都组织起来了，同学们踊跃参加，有的阅读书报，热烈讨论时事；有的学唱抗战歌曲，十分活跃。薛嵩山同志担任音乐课教师，除了在课堂上和课外活动时教同学们唱抗日歌曲外，还指导读书会的活动，介绍我们阅读进步报刊和书籍。我记得当时有《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新华日报》等。当时正是平型关大捷后，他还给我和武景惠、黄子华3人讲述平型关大捷的意义，了解认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发挥的作用。
不久，共产党员张芳山（孙芳山）同志来到宁夏中学，教的是历史课。第一天上课，便向同学提出：“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学习古代史、西洋史，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不如改学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学们一致表示同意，于是他就从鸦片战争讲起，用血淋淋的事实，讲述西方帝国主义先后向中国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清政府如何丧权辱国，签订一系列条约，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近百年来的国耻，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保卫大武汉的战役开始以后，地下党组织在宁夏中学礼堂组织了一场报告会，由张芳山同志主讲，他详尽地讲述了保卫大武汉的意义与作用。听讲的人有银川文教界及其他各界的爱国人士数人，礼堂内挤得水泄不通，连门窗和礼堂外的台阶上也都站满了人，会场一片寂静，大家凝神倾听，最后张芳山同志在长时间的掌声中结束了讲演。这次报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后来张芳山同志因此被特务发现搜捕，只得迅速离开了宁夏。
1938年暑假，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实验小学少战团和宁夏中学宣传队通过合法手续，分赴银北的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宝丰等地进行宣传，所到之处均与当地的学校配合活动。初到平罗时，曾与平罗一小联合在街头进行宣传，队员们向群众详细地讲解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暴行的连环画，在街上演《逃难到宁夏》，并给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人民群众特别欢迎和支持宣传队员的爱国行动，纷纷表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团结起来，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当时在平罗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苏文（陆平）、杨寿亭（杨一木）同志都参加指导了这次活动。以后在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等地宣传时，都有地下党的同志做指导。两个学校的宣传队员，自始至终情绪都很高，白天边赶路边宣传，夜间排练节目、印传单，还和当地学校开座谈会或举行联欢，直至深夜。最后在黄渠桥会合时，宁夏中学的队员主动把实验小学的小队员们带上赶路，这次宣传，历时半个多月，才返回银川。宁夏中学宣传队接着又到银南的杨和、叶盛、李俊、瞿靖进行了宣传。
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银川南北等地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马鸿逵反动统治的迫害，1938年冬，随着几个地下党员被迫离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就转入低潮。可是，中国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种子，却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宁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录自《宁夏青运史》第一辑，宁夏回族自治区团委青运史研究组编，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