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海同志的发言（摘要）：
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做一名共产党员很不容易。1937年到1938年，我们做了些工作，为党组织培养了骨干力量，建立了几个团体，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当时，环境恶劣，工作很艰苦，常常是前半夜编写壁报，后半夜到鼓楼、菜市场张贴。李仰南为了让我提高警惕，经常说：“在白区工作，被捕是必然的，不被捕是偶然的。”当时我对他说的话还有些想法，以后经历的事情证明他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1937年底，李仰南来到银川，以老乡的身份找我。他生活很俭朴，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宁夏很少见。我从心底佩服李仰南同志，他确实是一名够资格、够条件的党员，这样的人很难得。他对同志很关心，有一次，我得了伤寒病，他当时正遇难，遭到敌人的追捕从实验小学撤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来看望我。
1933年我来过宁夏，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尽管我内心很向往党，但没有找到。我想，宁夏离陕甘宁边区很近，容易找到共产党，于是1937年我再次来到宁夏。当时我的心情是 “爱国有心，抗日无方”，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爱国心日趋强烈，但不知如何为救国救民出力。我到银川不久得出的印象是：第一，教师的工资、待遇很低，而且拖欠几个月后才发，教师们生活实在困难；第二，教师、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教师只知道教书，学生只知道读书。教师们不订阅报纸，学校的公共阅览室只订了几份《民国日报》《大公报》《上海报》等，学生的活动室只有玩具。在附小课余时间，我与个别学生交谈，问他们知道什么叫九一八事变？知道的学生很少，一二九运动学生就更不知道了。各学校的教室里都挂着“礼义廉耻”四个字。政治课灌输的是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党。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怎样才能从教学内容上进行改进，教孩子们能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我们几位教师研究后，认为首先从教育宗旨上进行改进，要宣传抗日救国，把推行抗日教育作为政治教学的主要任务。校长贺自正，直到今天我还很怀念他。他很支持我的工作，说：“你来了就放手干！”当时，宁夏有个组织叫教育促进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教学思想，按照国民党的教育宗旨工作。这个促进会给每个学校都发了日记本，要求把学校每天的活动、教学内容按期向促进会汇报，目的是控制学校，按政府的要求开展教学活动。省教育厅得知实验小学推行抗日教育后，就利用教育促进会这个组织召开座谈会，讨论政府与教学的关系。在座谈会上，促进会的负责人先讲了教学宗旨即礼义廉耻、国家复兴、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党，接着让教师们讨论。讨论时，教师们争论的很激烈。中山小学教师是清一色的党化教育，他们认为三民主义是教育的中心，我们实验小学的教师认为必须对学生进行抗战教育，但争论的双方也都比较谨慎。促进会想利用这次座谈会把我们的抗日教育打下去，然而这次会议以后，不但没限制住抗战教育，相反关于抗战教育却逐渐酝酿起来，学校里出现了抗日活动，在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中，我们首先组织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宁夏离陕甘宁边区很近，再加上当时全国的形势对抗战很有利。尤其是地下党组织派人来学校指导工作，这样我们干起来才有了头绪。起初我们对少战团的团员要求很严，加入少战团的必须是学习好、思想品德好、表现突出的学生。后来我得到两本杂志，其中一本书里有毛主席在延安苏区党代会上的发言，毛主席在报告中说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联合各界人士，对我启发很大。在没读毛主席的报告前，尽管有反蒋抗日的思想，但不懂得联合各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由此，想到少战团组织也应搞统一战线，例如1933年我就认识了张中章，1937年他当了宁夏省的警察局局长，我就与他接触的少了，认为他是不会干好事的，这就是缺乏统一战线思想，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于是我们纠正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扩大了少战团组织。
1937年11月，李仰南来到实验小学任教后，对我的工作指导、启发很大。他不但看了少战团的团章、守则，还经常与我谈话，向我提问题。后来，我才意识到是在考察、了解我。有一次，他在我房子看到几份《解放》杂志，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朋友寄来的。”他说：“以后想看我还有。”顿时我心里明白了，特别高兴。经过一段时间，他又考察了解了我的历史、政治情况，我认为条件成熟了，就大胆地向他提出要求入党的想法，告诉他在太原时我就寻找党组织，没找上，来宁夏后我还在找。不久，他送给我一份党章，看后我说：“我一定能遵守！”并提出申请。从此，我被批准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以后，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李仰南的领导下进行的。少战团的工作和教育界的情况我都随时向他汇报。选择输送宋谦、钱大钺等去延安学习，也是李仰南与涂春林、薛云亭商量后决定的。总之，李仰南来后，我才感到工作有了办法，政治上有了出路。李仰南还经常指示我，地下工作要根据当时形势和变化来开展，要抓核心，如国民党宣传三民主义，我们抓住它，利用它，宣传我们的主张。七七事变以前，宁夏《民国日报》上还刊登抗日文章、消息。七七事变发生后，马鸿逵政府就不表态了。七七事变10天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明了抗日的态度，马鸿逵的态度也随着明朗起来，行动上也有所好转。八路军平型关大捷，马鸿逵也致电庆贺，并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当时，马鸿逵承认了宁夏抗敌后援会组织。但是在上海、太原失守后，马鸿逵的态度马上转变了。1937年12月，马鸿逵在一次军人会议上讲：“抗日战争错了，蒋介石打日本，等于在太平洋给英、美做了警察局长，给斯大林做了远东的游击队长。”这样的话马鸿逵是想不出来的，可以说是日本人讲的。不久，蒋介石又催马鸿逵到绥西去抗战，他讨价还价，拖延时机。这个阶段，日本飞机在银川散传单，中心是劝马鸿逵投靠日本，然而马鸿逵对传单没有任何表示。
当时，省政府里的官员看了少战团的守则（“战地就是课堂，后方就是操场，现在铃声响了，时间到了，我们要走向课堂，走向操场。”），问我这学校还要办吗？接着，又在我面前散布亡国思想，说：“日本对我国飞机轰大炮炸，咱们的部队根本不行。”马鸿逵的高级官员都说这样的话，这说明了马鸿逵对抗日的态度。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马鸿逵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杀了韩复榘，可把马鸿逵吓坏了。这个时期马鸿逵很苦闷，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因此，马鸿逵的反共态度不敢表现的太露骨，对抗日活动也不敢公开阻挠。省党部骆美焕不支持少战团，不同意给经费补助。但是，省政府秘书长同意从抗敌后援会的经费中对少战团给予补助，少战团用这笔经费与慰问团一起去慰问前线抗日的士兵家属。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一定空隙。在这个背景下，少战团才能到各县去宣传抗日，送学生奔赴延安。1938年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制作了各种牌子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8月，特务马子成从三边回到宁夏后，陆续发现了我们的同志，李仰南、苏文、杨一木、孙芳山、何广宽等。武汉失守以后，我的心情很苦闷，敌特务对我监视得很严，尤其是我得病以后，省党报的记者吴子珍借口慰问病情检查我，从我的抽屉中发现了一本叫《秦人之阅》的书（这本书在宁夏是禁书，在武汉却公开发表）。他说你竟有这样的书，我说省图书馆里这样的书多的是，他才没有追究。有一次，在城外与李仰南见面，我告诉他现在工作很困难，能否让我去延安学习。他给我做了解释工作，说：“马子成不认识你，你在宁夏还有一些社会关系。”让我继续在银川工作。这样，坚持到宪兵抓捕我时，才不得不离开银川到三边去。
李志纯同志的发言（摘要）：
1937年，杨文海同志到实验小学任教务主任，我当时在实验小学读书，1938年升入宁夏中学。在杨文海老师的教育、培养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实验小学是党在宁夏的工作中心之一，工作的任务是通过少战团宣传党的政策与主张。
在七七事变以前，少战团的工作没有公开，任务是每天出两期壁报，利用晚上时间教唱抗日歌曲，放映幻灯片等，宣传抗日。同时，杨文海老师已开始对学生个别教育，重点培养，做我们的思想工作。1937年11月，杨文海老师带我们到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公馆请愿，之后，少战团的名称被改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开始公开活动，但范围受到限制。1938年4月，由少战团组织，我在省政府礼堂宣讲了《抗日战争与宁夏的少年儿童》，具体内容是东北、华北的少年儿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上学读书，而在宁夏的儿童却可以安心地读书、生活，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切，好好学习。少战团还利用2个月的时间组织团员到平罗、姚伏、永宁、金积、灵武等7个县进行抗日形势宣传。尤其在黄渠桥，我们开展了大型宣传，演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的场面很感人，群众被话剧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深受教育。同年暑假，我们又联合宁夏中学到各县开展宣传工作。经过几次宣传，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每位少战团员受到了锻炼和考验。
1938年秋，日本飞机在银川扔炸弹，学校学生自动解散。利用这个时间，杨文海老师带我们到金贵乡搞训练，进行十余天临战教育。在我们回银川后的当天晚上，敌人来搜捕杨文海老师。第二天清早，我到杨老师房子，看到坐着两个宪兵，马上就去找刘老汉（学校的炊事员），他给我讲了当天夜里宪兵逮捕杨文海教师的情况，但没抓到。杨文海老师离开学校后，学校迁往杨和堡纳家户。有一天晚上，薛云亭老师找我，让我注意他房子的灯光，灯亮就去找他。夜晚，薛老师房子的灯光亮了，去后才知道，他要带我去三边。这样，我们就连夜渡河，先到了金积县，贺自正（原实验小学校长）给薛云亭老师一件皮袄，在贺校长的帮助下，我们最后到了定边。李有桢得知薛老师走后也随后到达边区。组织上把我和李有桢安排到边区中学学习。不久，边区组织部长把我介绍到中央学习班学习。结业后，组织上把我和薛云亭老师分配到分工委工作，又从分工委分配到甘肃做党的地下工作。
钱大钺同志的发言（摘要）：
1937年春，我国在日本铁蹄践踏下，东北3省失守，华北处在危机之中，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这时，上级党组织派李仰南同志来宁，建立地下党组织。他到实验小学任教后，有准备地进行革命活动。首先成立少战团，在师生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师生们的抗日爱国激情，为建立与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给学生介绍苏联人民解放后建设、生活的情况；讲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了人民的生存与解放；结合形势给学生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与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同时还介绍进步报刊与杂志让我们阅读。
当时，我家生活困难，经常交不起学费，杨文海老师对我非常关心，很多晚上与我同住。常给我讲革命的道理，教我要有远大的理想，对民族要承担责任，还教我怎样做人等等。他白天上课，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宣传抗日主张，与薛云亭等教师讨论学校的活动，晚上组织学生学习。在他的关心、培养下，我们懂得了许多抗日爱国的道理。这为少战团的成立，做了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在组织上，他把功课优秀、政治上可靠的学生确定为骨干，进行培养，例如，宋谦、李志纯、钱大钺、李有祯等。在宣传方面，他积极组织少战团，制定少战团的团章，即“广泛宣传，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编排话剧、演唱救亡歌曲、办墙报等。七七事变后，杨文海老师带领我们30余人，到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公馆请愿。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取，政府终于批准成立少战团，但名称却由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并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宁夏省境内。少战团取得合法地位后，杨文海老师两次组织我们赴宁夏南北各县，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我们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抗战在群众中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民的支持与爱戴。
1938年8月，李仰南开始往延安输送骨干，第一批送往延安的有：宋谦和我。临行前，宋谦代表我们表示，到延安一定好好学习，多杀敌立功。我回到家中，把李仰南老师送我们去延安的意见向父亲讲后，父亲很支持，到街上给我买了布单。
为了隐秘，我们一路化装成商人，先到三边，后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们到抗大不久，抗大迁往瓦窑堡。
宋谦在实验小学学习成绩优异，政治上成熟，是少战团的团长。在抗大学习期间，生活很艰苦，经常帮助、鼓励我，有时陪我站岗。并经常告诫我好好学习，不要辜负老师们的希望。这段时间，我们除了学习军事，训练开枪射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外，他参加文艺活动，我参加体育活动。1938年10月，我俩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当了副班长。1939年底我们毕业。临毕业时，我给他说，想请求组织把我俩分到一个部队，但他却让我服从组织分配。结果他被分到大青山一个连里任指导员，我被分到晋察冀当参谋。1941年我听别人说宋谦牺牲了。
王延同志的发言（摘要）：
1938年春，党组织派来三名地下党员，分别是李宛，到石嘴山小学任教；李平山，到宝丰小学任教；杨一木（杨寿亭）到黄渠桥小学任教。他们来到石嘴山各小学后，主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抛头露面的是叶松林。我的直接领导者是李宛。1938年下半年，李宛有计划地给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俄国的革命情况，并给我一本书——《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让我看。记得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李宛与叶松林在宝丰找我整整谈了一个晚上，此后我才知道叶松林是1927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939年春天，李平山又发展了3名党员，分别是：小学校长后又当上平罗县长的李如潭；宝丰小学任教的当地回民王福禄（王兰山）；回民马焕荣。当时斗争形势很紧张，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的便衣特务活动得很厉害，我只得以卖书、卖报来作掩护。
杨一木由于被敌人发现而迫不得已离开宁夏。记得杨一木被迫离开宁夏后，我马上找叶松林商量黄渠桥小学的工作，叶把我派到黄渠桥，并给了我几点指示：第一，了解杨一木走后学校学生的思想动态；第二，宣传党的抗日思想；第三，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把李宛送到河东，因为马鸿逵便衣特务到处抓共产党。当时，我走到哪儿，马鸿逵的走狗吴麻子（绰号）跟到哪儿。不久，吴麻子的父亲打发人给我带条子说，有人盯梢，让我快走。这样，我就离开宁夏到西安上学去了。
黄晓宁整理
——录自《银川党史通讯》总第十期，银川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198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