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宽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张子华（王绪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来宁夏，与马鸿逵交涉在银川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释放我方被捕人员等问题。马鸿逵迫于形势，不得不摆出与共产党和平共处的姿态，释放了朱子休、吴士芳等7位同志。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军事行动。9月，晖入侵山西，八路军开赴华北抗击，并在平型关一战全歼敌板垣师团所属3000余人，这使人们进一步肯定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态度和军事力量，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那时，我党估计日军会利用平绥铁路向西进攻，同时根据马鸿逵的一贯抗日表现，预测日军若侵进宁夏，马鸿逵非逃即降，绝不会抵抗。若宁夏失守，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处境一定更困难。因此，党中央决定抓紧绥远和宁夏工作。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宁夏工委，由李仰南担任工委书记，并派杨一木、李维钧、薛天敏等，包括我在内的19位同志到宁夏工作。任务是：发动宁夏广大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争取马鸿逵抗日，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旦日军侵占宁夏，立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当时我是在定边见到李仰南的。他手里拿着两本书，书皮上写着杨学文3个字。他指着书皮上的杨学文说，到宁夏后就去省城内米粮市南面的草巷子油房找他。我到宁夏省城后，到草巷子油房未见到杨学文，油房的人说：“杨先生不在油房，他在学校，不过他经常到这里来。”我不知道这位杨学文是个什么样的人，又不便问他在哪所学校，就以杨文卿的名字给杨学文先生写了个简短的信，告诉他，我住在南门外三顺店，请油房将信代转。第二天，李仰南同志来到三顺店，才知道原来杨学文就是李仰南的化名。从此，我便以杨文卿为名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由于地下工作，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当时我对于李维钧、薛天敏及杨一木、肖子珍等人工作情况知道很少，也不便问及。后来才知道，李仰南在定边见我之前，已由张子华（王绪祥）和赵统儒（赵仰普、北平俄文学校同学）写信向袁金章、雷启霖作了介绍，并由袁金章将他介绍到宁夏实验小学任教员。李仰南在实验小学站住脚后，通过袁金章、雷启霖、高立天、王振刚等的关系，陆续将李维钧、苏文安排在马英才旅当司书，安排孙芳山到宁夏中学当教员，杨一木在平罗县的黄渠桥当教员，马宗彪和金三寿回吴忠做回民工作，肖子珍在省城主要做被俘的四川籍红军工作。以后又分别在宋澄堡小学、宝丰小学、石嘴山小学安插了白玉光、李平山，李万等人。
从1937年冬到1938年秋，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宁夏工委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如下几项：
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抗日宣传活动在一些知识分子和学校中开展起来，尤其是江苏省新安旅行团到宁夏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提高了宁夏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抗日热情。宁夏省立实验小学进步教师侯亦人、薛嵩山和涂春林在高立天校长的支持下，于1937年12月在实验小学成立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当时马鸿逵对宁夏控制很严，他不仅防共产党，防进步事物，而且也防国民党。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通过找中上层进步人士谈话，送书报杂志等方式，宣传联马抗日的必要性。但是，马鸿逵惧怕进步势力冲击他的统治，不让宁夏人民接触外界事物，对少战团采取排斥态度。然而，在统一抗战的形势下，少战团是合法组织，他不好取缔。经少战团多次请愿，马鸿逵最终批准少年战地服务团只准在宁夏活动，不准到外地去，以便对其监视。李仰南到该校后，抓住这个合法的进步组织进行教育、引导，使少战团的主要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并发展侯亦人、薛嵩山、高立天3位同志为党员。
1938年3月，少战团发动实验小学女教师和女团员，联合银川其他学校的部分女教师，邀请社会各界妇女在实验小学礼堂召开了三八妇女节纪念会。会议邀请马鸿逵的五老婆邹德一当大会主席，邹德一虽未到会，但她给大会发来贺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章到会讲了话，这对以后的抗日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少战团也更加合法化。为了唤醒国民、发动地方民众起来抗日，少战团先后和银川各小学联系，开展了抗日演讲、抗日歌曲演唱、抗日戏剧演出等宣传、动员活动。1938年，特别是暑假期间，少战团先后到宁夏中学、宁夏省城各小学、杨和堡、王洪堡（宁朔县）、吴忠堡、金积县、灵武县、中卫县、中宁县、宁夏县（今贺兰县）、李岗堡、姚伏堡、平罗县、黄渠桥、石嘴山、宝丰等地进行宣传，实验小学一时成为我党在宁夏宣传抗日活动的中心。在实验小学的影响下，各学校陆续与少战团建立了联系，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师生和群众，并组织抗日团体，掀起各界抗日救亡的浪潮，轰动全省。但是，也引起了马鸿逵反动集团对少战团和实验小学的特别注意。
积极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支持。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宁夏工委积极主动地向广大师生、国民党军队中的进步分子、商人、农民和社会中上层进步人士做思想工作。争取到社会各界许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些进步人士除上面所说的袁金章（省党部组织科长）、雷启霖（省党部民运科长）、高立天（实验小学校长）、王振刚（北大学生、黄渠桥小学教员）外，还有李冲和（地方上很有威望，人们尊称“李老师”）、雍民飞（黄渠桥小学校长）、刘廷栋（平罗小学校长）、刘棠琛（宝丰小学校长）和实验小学的教员侯亦人（杨文海）、薛云亭（薛嵩山）、涂春林，黄渠桥的教员郭育三、李振声，平罗小学教员贺闻韶，以及草巷子油房的几位店员和省城南门外大旅店“庆泰隆”的掌柜陈选民、康玉德，掌政桥的芦金贵等。为扩大宣传，宁夏工委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在石嘴山、宝丰、平罗、宋澄、小坝、中宁、中卫、同心、新城等小学及宁夏中学都安插有自己同志。并通过这些同志，在银川和许多学校争取并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和师生。同时在银川市的庆泰隆旅店、草巷子油坊、南门二道巷小店、三顺店，石嘴山黄渠桥、掌政桥、唐铎堡、恩和堡、横城、横山堡等地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在宁夏工委党组织的鼓励、引导下，这些进步人士为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如省党部民运科长雷启霖保护我和李仰南等同志；袁金章更加靠拢党组织，并将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等机密文件给李仰南看；李冲和在特务搜捕杨一木和李东甫的紧急情况下，暗地保护我和杨一木并设法帮助我们安全撤出宁夏；新城×旅参谋把该旅的人员、装备等军情书面报告了党组织；杨茂林、涂春林冒着生命危险将杨文海送出敌人封锁圈等。
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1926年开始党组织曾几次派人到宁夏，先后建立过特别支部，但均因形势所迫，时间不长便终止了活动。党组织也曾利用杂牌军搞兵运工作，其中1930年到苏雨生部的人数最多。这些活动虽然是断断续续开展的，但它深深影响了宁夏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1936年，红军开始西征和盐池县建立解放区，给宁夏劳动人民带来翻身求解放的希望。但是，在马氏家族长期的封建割据中，在严密的军、警、宪、特和严密的保甲连坐制度的统治下，到1937年宁夏的党组织还没有成立。
随着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党派到宁夏工作的同志，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组织。据西北工作委员会1940年统计：1938年，宁夏有5个支部，32名党员。1938年下半年形势恶化后，一部分党员被迫离开宁夏。到1939年底宁夏还保存着5个支部，共26名党员，10多个工作点。
宁夏工委为了培养干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先后挑选40余名积极分子赴延安学习。这些积极分子有侯亦人（杨文海）、薛云亭（薛嵩山）、高立天、贺闻韶、孟长有、郭育三、李振声等。这些同志中有的在1939年被派回宁夏工作，如贺闻韶、孟长有等，大部分则在边区或部队中工作。他们为宁夏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同志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日军侵占宁夏后开展游击战争做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党组织除选派一批积极分子到延安学习军事政治外，还派我对贺兰山的地形进行了勘查，对银川、平罗县城、石嘴山、青铜峡等军事重地和重要城镇进行调查了解；安插李维钧、陆平到马英才部工作；派肖子珍同志专门负责对马鸿逵军队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通过开展以上活动，使党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
1938年，曾在三边混入革命队伍，后又潜回宁夏的便衣特务马子成在暑假期间，侦查到我党派往宁夏的几位同志，并且迎面碰到过我和李仰南、杨一木、孙芳山。当时敌人想要了解更多线索，没有对我们进行立即搜捕，采取放长线的办法，对地下党员进行跟踪调查。工委识破敌人的阴谋后，当即决定把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人迅速撤退，最早撤出的是薛天敏，随后将我和孙芳山、肖子珍、马宗彪、金三寿等撤出。
在此严峻的时刻，李仰南同志不惜个人安危继续留了下来，他化装成商人，改名杨维宝，隐藏在掌政桥，一直坚持到把关系交接给崔景岳同志（新的宁工委书记）。李仰南同志不仅胆大，而且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警惕性很高，发现薛天敏带的书报被敌人搜去后，他立即决定把薛撤回边区。他和肖子珍同志假夫妻关系的住址被肖的工作对象知道后，他决定让肖马上撤退。当敌人发现有的人已撤走，便下手抓人，杨一木同志在敌人追捕的情况下也被迫撤出。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国民党还未公开宣布反共，所以，特务们尚不便公开逮捕共产党人，但他们卑鄙地把被捕对象诬蔑为“汉奸”，例如他们在实验小学搜捕杨文海同志时，大声叫喊着“抓大汉奸侯亦人”。到1938年年底不仅边区派去的人不易立足，就连宁夏党组织新发展的杨文海、薛云亭、郭育三、李振声等都被公开追捕，后在党内外同志的保护下才得以脱险。尽管狡猾的特务绞尽脑汁，用尽卑鄙恶劣的手段到处疯狂地追踪搜捕，但由于仰南和同志们的机智和警惕，在这次宁夏反共高潮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可党组织的地下活动从这时起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1939年秋天，边区党委决定派崔景岳同志来宁夏接替李仰南，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原名崔廷儒，化名朱卓民，陕西旬邑县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党员，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等职。崔景岳与李仰南两位同志在延安接交工作后，先后到达宁夏，李将银川、黄渠桥、石嘴山、金积、叶盛堡、小坝等地的关系，一一介绍给崔之后返回边区。崔景岳住在宋澄堡小学校长马云泽家，并兼任该校教员，对外公开身份是商人。
1940年春节前，新的工委成立。工委所属党员17人，分布在宋澄堡小学、小坝小学、宁夏中学、中宁小学、同心海如小学、黄渠桥小学、石嘴山小学、平罗小学等10余个工作点上。
宁夏工委重建后，在各据点积极宣传抗日，争取群众，发展党员。但开展工作时间不长，党组织就遭到特务分子破坏。这次特务破坏导致所有党员、一些进步分子共31人被捕。其经过是：1940年4月12日，崔景岳在宋澄堡小学接到杜琳要他到银川议事的信后，于13日赶到银川，当晚崔、杜两人在杜琳家被捕。事后查明，是暗藏在新城小学的特务教员李郁华密告所致。后来杜琳在受审时又供出崔景岳和宁夏中学的党组织。敌人遂于4月14日至17日到宋澄堡小学、宁夏中学及中宁、中卫逮捕了一批人。那时，在同心海如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孟长有也被捕。中卫的江生玉被捕后叛变，不仅供出崔景岳是工委负责人，还供出白玉光、王博，并且把崔景岳派他向西北工作委员会送的一份秘密报告也交给了敌人，为敌人的大搜捕提供了重要线索。
——录自《宁夏文史》总第五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