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木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制定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反对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1936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后决定成立“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并兼回民部长，白坚同志任蒙民部长。
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更突出。为了把少数民族的工作变成地区性的全面工作，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绥蒙工作委员会”和“宁夏工作委员会”。
1937年，我到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工作，接到中央决定我到宁夏工委工作的电报后，由于我曾任特区政府驻三边办事处主任，接触过从宁夏来边区的群众，又多次进入宁夏，认识宁夏各方面的人，不利于在宁夏长期隐蔽地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所以，我请中央另派他人主持宁夏工委工作。同时，建议中央把我派到其他地区工作。后中央答复要我先带几位同志进去，待将他们工作安置好后再返回延安，另分配工作。
不久，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派李仰南、白玉光、何广宽等同志到宁夏工委工作，并要求尽快进入宁夏。
当时包头和绥远（今呼和浩特市）相继沦陷。党中央判断敌人可能要向宁夏进攻，占领宁夏和兰州，以切断我党与苏联的联系。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张闻天）亲自找我谈话，明确我们的任务是：
一、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三、对贺兰山沿山地区进行必要的调查，为以后开展武装活动摸清情况，如敌人向宁夏进攻，即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还派了一位搞军事测绘的干部，我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到敌人部队，乘机对贺兰山进行调查。后来我也有计划地利用节假日，并以看望学生为名，到沿山地区进行调查。
为争取宁夏的宗教上层人士支持抗日，我曾拿着毛主席的亲笔信，由马宗彪陪同，来到伊斯兰教大教主马进西（马腾霭的父亲）家，马进西接见了马宗彪并收下了毛主席的信，明确表示：“我们的人不反对红军。”
1938年初，我进入宁夏。李仰南等同志比我先行一步，是1937年底拿着张子华同志介绍我到宁夏而给袁金章和雷启霖的信进去的。信中介绍“杨君”到宁夏工作，顶替信中的“杨君”（即我），故李仰南同志进入宁夏后化名为“杨学文”。
当时，宁夏工委机关设在银川。我和李仰南同志分工：他管宁南，我管宁北和军事方面的事。随后，我来到平罗黄渠桥，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我到黄渠桥后，先住在王振纲的家里，以“北平流亡抗日人士”的身份经王振纲介绍，到黄渠桥小学当教员。校长雍生善（现名雍民飞，原在自治区党委机关工作）对我很信任，学校里很多事都交给我管。
我们在学校里除抓教学以外，还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搞了歌咏队、演出队等，经常演唱抗日歌曲和小戏，组织学生到街头宣传，还有计划地到平罗县、石嘴山、姚伏、陶乐等地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此外，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并发展党员。当时，发展了教员李振声、郭英教等为候补党员，还将教员王振纲以及学生王延等送往延安学习。第二批去延安学习的人，已组织好，待提前考试完毕即送往延安，并准备建立平罗和惠农两县工委。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石嘴山有个叫梁万福的绅士，他在鄂托克旗开了个碱厂，人称“碱掌柜”，他还要开个澡堂（浴池）。他的侄子梁善亭是石嘴山小学的校长。为了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线，我准备给梁万福推荐一个“拉骆驼”的人，表面上给他们拉骆驼跑运输，实际上是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往返定边，给党中央和宁夏工委转送文件。拉骆驼的人，早在我进入宁夏前就在定边物色好了。为此，托同校教师梁振纲的父亲（梁万寿，商会会长，人称“梁大肚子”）买了礼物，准备在澡堂开张时送去。有一天吃过晚饭，我和梁振纲同去梁父开的“复兴德”杂货铺看礼物，梁父请我到柜房喝茶，哪知马子成正躺在里屋的炕上抽大烟。他见我进去，猛然站了起来，还给我行了个“鞠躬礼”。马子成是何许人呢?在我到宁夏工委工作以前，曾发生回民五支队叛变的事（他们乘四支队的指战员正在吃饭，思想上没有准备，突然把四支队指战员的枪抢走。当时，由于警卫员王家龙同志机警果断，把政委李静波抢救出来）。此事很明显是马鸿逵派人搞的。我到职以后，曾找四支队司令员马怀蔺（出事时，本人不在场）等人了解，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发现马子成多次偷听我们的谈话，以后又发现其他一些可疑情况。为了进一步考察马子成，决定派马子成到宁夏搞军事情报。马子成到宁夏后，曾向我们提供过三次军事情报，其内容都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因而对马子成更加怀疑了。于是，决定派人到宁夏进一步了解，便发现马子成经常出入于马鸿逵的便衣队，而便衣队的门卫还给马子成敬礼，从而证实了马子成是马鸿逵派来的奸细。
在梁家铺子，我一见到这个人就认出他是马子成，但又只好装作不认识。为了防备敌人动手，我一面说话，一面把手插在衣袋里。马子成知道我经常带枪，而且枪法厉害。如果他要动手，我当场就把他打死。他便一面假装继续抽大烟，一面却斜着眼偷看我。这时，我也假装一面喝茶，一面借口灯光暗淡，看不清礼物(当时没有电灯，是煤油灯)，对梁父说：“晚上看不清，明天再来看吧。”随即脱身出来，返回学校，烧毁文件，换了衣服，来到李振声的住处说：“我遇见马鸿逵便衣了，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李说他要随我一起走。我考虑李来到学校不久，马子成不认识，估计敌人不会找他的麻烦，便劝他先留下，以后看情况再说。这时，忽然听到人声嘈杂，好像许多人跑进学校前院，我判断是敌人抓我来了，立即和李振声一起翻墙离开学校。
离校后，我们先到教员郭英教家，郭的哥哥也在。郭英教要到学校看看，我就让他去了。但去了几个小时也不见回来，我分析可能被敌人抓住了。为了掌握情况变化，我们几个人轮流到房顶上观察动静。到天亮时，发现有些人骑自行车直奔郭家庄子这边来了。郭的哥哥郭铎教，叫我们上“墩”避一避，我考虑上“墩”不好，决定马上离开。于是，我们顺渠坝来到李振声嫂子娘家所在的刘家大庄。这里离黄河渡口不远，我派人到渡口，找到我原先安排好的人称“张大个子”的摆渡工人。但，这时渡口已被敌人封锁了。第二天，我们打算从王泉沟翻山到乌达或磴口，但走到罗家园子发现敌人骑兵封锁山口，于是我们又返回到我的学生熊振武家。当时，熊振武还在学校，没有回来。我们判定敌人决心要在宁北抓我而封锁所有路口、渡口和山口。为此，我决定到宁夏省城或者到宁南去，甩开敌人。于是我们换了衣服，找了两根鞭杆，装作驴丢了去找驴的人，走了一夜，赶到新城，吃过饭，又沿山脚走到邵岗堡。在那儿，有家油坊是我的老乡彭竹清（彭的儿子还是我的学生）和我的亲戚合伙开的，我们住在油坊的后院，然后派人到仁存渡看能否过河，但渡口也是被敌人封锁了。第二天，又派人到城里打听消息，得知敌人在全省通报没有抓住我的消息，并封锁了全省的渡口、路口和山口，看来我们走不出去了。于是，我在这家油坊住了20多天，等到黄河结冻并能过人，我们找了一个老实商人作伴走过黄河，绕灵武，经沙漠，返回定边，将情况报告中央，并通知李仰南撤回边区。
回到延安后，中央叫我到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工作（任科长，部长是王观澜同志）。
不久，中央决定崔景岳同志任宁夏工委书记。我给崔详细介绍了情况，交代了工作，并建议他不要再从定边、盐池这条路进入宁夏，可以绕道兰州进去，以利于长期隐蔽，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录自《石嘴山市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石嘴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