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仰南
1937年冬，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宁夏工委。委员：李仰南、杨一木、苏文，并决定先让李仰南到宁夏谋职以便于站住脚，在宁夏长期开展工作。经再三对宁夏形势进行分析，认为：日军巳占领沿海及华北大城市，可能攻占宁夏，军阀马鸿逵决不会抵抗。根据这一分析提出了宁夏工委的任务：发动宁夏广大群众，组成抗日力量，逼马鸿逵抗日，准备抗日游击战争，一旦日军占领宁夏，立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组织向李仰南介绍社会关系
宁夏国民党头子王含章之侄王××是中共党员，在延安工作。他介绍袁金章和雷启霖作为李仰南在宁夏活动的主要社会关系。袁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雷在1938年初也为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当时，在家闲住。中共党员赵统儒曾和袁、雷二人是北京俄文学校同学，也向李介绍了袁和雷。王××和赵统儒都给袁、雷写了信。
另外还有×××，原为马英才旅军需官，因进步被马英才驱走。当时在八路军×部文工团工作。他向李仰南介绍了马鸿逵驻石嘴子的马英才旅雷副官，新城×旅参谋×××和贺兰县教育科长×××。
1937年末，李仰南，化名杨学文，由三边地委携带组织上交给的社会关系到银川市，由袁金章介绍在宁夏实验小学任教员。李仰南找到职业，站住脚后，即利用袁、雷关系介绍杨一木到黄渠桥完小任教员，苏文到平罗完小任教员，孙芳山任宁中教员，肖子珍(女)，四方面军干部，为了找宁夏工兵营(前四方面军被俘战士组成的)关系，也到银川市，薛天敏在掌政桥建立了交通据点，何广宽到雷启霖家暂住等待工作。金三寿、马宗彪吴忠堡人，都是前回民游击队成员，也回宁夏工作。利用雷副官的关系，李维钧到马英才旅任文书。
宁夏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抗日宣传：实验小学和宁夏抗日服务团。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已从袁金章口中得知杨学文系由延安派宁夏工作的。教务主任侯亦人(杨文海)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已开始组织宁夏抗日服务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来，在党的领导下，实验小学成为当时宁夏抗日活动的中心。先后和银川市各中小学联系，扩大宁夏抗日服务团，进行抗日演讲、唱歌、演戏等抗日宣传活动。暑假，实验小学又到平罗、黄渠桥、石嘴子、宝丰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和各校教员接触,交朋友。
积极准备在日军攻占宁夏后，组织敌后游击战争，送当地干部到延安学习。1938年初，送王茜(王振纲)、贺闻韶、梁大均赴延安抗大学习，暑假又送实验小学校、平罗、黄渠桥完小毕业生10余人赴延安学习。
搜集有关资料，向上级报告。新城×旅参谋把该旅人数、装备和所知的宁夏军情，写成书面材料交宁夏工委，袁金章、雷启霖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文件内容告之李仰南，而西北局统战部对此文件否认。
发展党员。当时党员分散，各自活动，单线联系。银川市侯亦人(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后自动脱党)，黄渠桥郭育三，宁中一个支部有3名党员。
1938年上半年，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发展，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游击队不断地巩固发展，国民党反共还未公开，军阀马鸿逵对宁夏抗日活动也不公开反对。宁夏工委等人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抗日活动。这是宁夏工作顺利发展时期。
1938年暑假前后，叛徒马子成回宁夏，先后在实验小学附近、黄渠桥、吴忠堡等地遇见李仰南、杨一木、金三寿等人。在这严重时刻，宁夏工委决定撤退，将杨一木、苏文、孙方山、肖子珍、金三寿、马宗彪等人立即送回陕甘宁边区，李仰南也离开实验小学，化装成商人，改名杨维宝，在掌政桥落户，继续秘密工作。
李维钧因雷副官不保密，他二人被马英才驱走；薛天敏因送文件被警察发觉，乘机逃走；何广宽因找不到职业。他们都先后回陕甘宁边区。
1938年秋，侯亦人、薛云亭在军警逮捕时乘机逃走，赴延安。
西北局于1939年先后派江生玉(中宁人)、杜琳(银川市人)、贺闻韶(平罗人)回宁夏工作。他们在延安学习时由于不保守秘密，已被人所共知，这是秘密工作所不允许的。白玉光，陕甘宁边区人，久在北京、河北等地进行地下工作。他来宁夏后，马云泽(曾参加陕北红军，后脱离革命，在宁夏落户)介绍他任宋澄堡小学教员。
1940年，西北局派崔景岳任宁夏工委书记,调李仰南回延安。当时，宁夏组织情况是白玉光任宋澄堡小学教员,杜琳任银川市×××小学教员,江生玉任中宁县××小学教员。宁中一个党支部。
1940年，贺闻韶、郭育三于在军警逮捕时，乘机逃至五原。
宁夏工作存在的问题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暴露了秘密工作的骨干。七七事变爆发后，宁夏时局改变不大。1938年初，除宁夏《民国日报》外，外地报纸一律不准在宁夏发行，宁夏还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这样落后的黑暗地区，抗日工作却最活跃。所以，一些学校就成为国民党注视之地，加上叛徒马子成回宁夏告密，工委成员被迫离去，未能留下骨干继续工作，使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宁夏工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学校知识分子中，这在开辟宁夏工作初期是正确的，但没有拿出一部分力量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原打算通过宁夏抗日服务团对农村教员进行工作，再通过这一渠道深入农村。但是，随着宁夏形势恶化，未能实现。
宁夏工作困难时期，西北局又给宁夏派了一批干部，而这些干部已被宁夏当局所知。当时，又没有及时将被当局所知的干部护送回陕甘宁边区，给敌人以可乘之机。1940年，宁夏工作遭到大破坏，一大批党员和先进分子被逮捕。
这一阶段宁夏工委工作，在西北局领导下，同志们积极工作，是有成绩的，发生上述工作中的错误，是思想“右”倾所致，只看国民党一时抗日表现，忽视了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必然反共的本性，不能灵活地运用抗日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的辩证统一政策，和既要利用国民党所允许的合法条件进行抗日工作，又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宁中支部，党员杨文海熟知。
雷副官情况可问马英才，听说他在甘肃政协工作。
1981年12月6日
——录自《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198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