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以陕北为据点，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是我党领导下的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革命根据地。它是在陕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深受陕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不幸的是，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夕，这里发生了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许多领导同志被当成“右派”抓了起来，原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以及陕北地区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无辜逮捕。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有一些好同志惨遭杀害。这次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陕北恶性膨胀的产物。转眼间，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朝气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陷入了危险局面。
这时，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里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同志被关押的情况后，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刘志丹等一大批遭受迫害的干部才被释放出狱，并为已被杀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同志，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们受委屈了！
刘志丹同志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不仅毫无怨言，还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
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受害干部会，我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平反纠正了不少同志的错案。参加会议的不少受害同志发了言，有些同志很激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志丹同志表现不一般。他最后发言，非常冷静，十分诚恳地说，中央救了陕北，救了根据地，救了我们的同志，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好的处理这个问题。他指出，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有错误。虽然，我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没有右倾错误或其他错误，我们要冷静地回头想一想。并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我听了刘志丹同志的讲话，很受感动。刘志丹同志不愧为一位胸怀大局、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
刘志丹同志平反后和我在一起工作，他曾亲自向我讲述他被捕的那段经历。1935年10月初，后方保卫局通知刘志丹同志从前线回瓦窑堡。他在返回途中，经过安塞县时，恰巧碰到后方保卫局的通信员往前方司令部送信。刘志丹同志当时担任十五军团副军团长，他威信高，通信员就把这封给十五军团团部的急件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拆开一看，原来是要逮捕他的密令。当时，他未露声色，让通信员把信送到前方军团部，自己毅然策马奔赴瓦窑堡。他很坦然，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准备直接向当时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申明正义。同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即可能被关押甚至被杀头。但他坚信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因此，他毫无私心和畏惧，过家门而不入，径直到保卫局去，结果被抓了起来。刘志丹同志在讲述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时，语调平静、深沉。他认为这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当时党组织犯的错误，应当吸取教训，丝毫没有埋怨情绪。他一再向我表示：当时受王明领导的中央派来的同志不了解情况。刘志丹同志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没有耿耿于怀，这说明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党性很强。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党中央纠正了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指挥下，聂荣臻等领导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十五军团，于1935年11月下旬在直罗镇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漂亮，俘敌5300多人，缴枪3500余支，为党中央转移到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由于党中央在政治上采取了纠正错误肃反和一系列措施，在军事上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红二十八军诞生临时组建北路军
1935年底，在瓦窑堡，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同志为军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分别是唐延杰和伍晋南同志,下辖3个团，共1200余人，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一团，团长黄光明，政治委员王再兴；米脂西游击师编为二团，团长于占彪，政治委员柴成俊；清涧红四团编为三团，团长杨琪，政治委员陈仿仁。
周恩来同志亲自找我们几个由红一方面军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嘱咐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同志，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刘志丹同志党性强，顾全大局，十分注意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对中央派去的干部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陕北红军尊重外来干部。他在许多会议上讲，中央派来的干部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地方红军应当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我比刘志丹同志年小6岁，对他很敬佩，凡是大事我们都商量着办，彼此推心置腹，没有丝毫芥蒂。中央派来的其他几位同志，也都和陕北的红军同志相处得非常融洽。红二十八军成立不久，中央临时组建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我为政治委员。北路军除二十八军外，还有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任务是向吴家坡、晌水、横山一带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牵制北线敌人，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红军影响。北路军虽然组建时间不长，但屡获战果，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北路军是临时组成的，完成任务后，部队重归原建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刘志丹同志和我仍担任二十八军的职务。
北 上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三省和热河之后，又策动华北事变，妄想吞并整个中国。为了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计划，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1936年2月中旬，我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准备东出山西、河北、察哈尔一带抗日前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三十军。2月20日，在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指挥下，一军团、十五军团分别强渡黄河。阎锡山急令到陕西“围剿”红军的4个旅东渡回援。不久，我二十八军奉中央命令，由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发，打通陕北苏区和神木、府谷苏区，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神府革命根据地，并迅速发展苏区党的组织，壮大地方武装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以牵制绥德、榆林地区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和八十四师，策应主力红军东征。
国民党驻陕北的高桂滋和姜梅生等部，得到我二十八军北上神府苏区的消息后，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前堵后截，妄图阻止我军去路。我军屡挫敌军，迅速向北推进。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阎家峁、杨家堰、葭县、高家堡等10多个重要城镇，打击了敌人，胜利进入神府苏区。我党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了二十八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其中3月23日，以《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已取得联系，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军会合了》为题，发表了这样一则报道：“我军最近在吴堡、绥德一带积极向北发展，17日在米脂以东某地击溃汉奸高桂滋部5个连及保甲50余人，缴获步枪几支，敌人大部击散，一部退守土寨。20日我军遂与神府红军会合于葭县以北之某地方，仍继续向东北发展，在西七区将高双成部杨向之营两个连全部消灭，计缴获步枪80余支，短枪6把，机枪两架，俘获敌营长1名，排长2名，士兵90余名，现我军正在向太和寨方向乘胜追击中。”
这里所说的20日的战斗，是指杨家堰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充分显示出刘志丹同志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这天拂晓，部队在贺家峁吃过早饭后，向东南行进。当我们到路家沟时，当地群众报告，有驻太和寨的敌军八十六师杨向之营，正在我前方10里远的杨家堰抢劫粮食，奸淫妇女，危害百姓。我们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刘志丹向群众仔细了解了敌人的兵力和装备，摸清杨家堰的民情和地形后，当机立断，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股匪军。他作了周密部署：一团由北向南，正面主攻；二团绕道杨家堰西侧山下，切断敌人退路，阻击西面来的增援之敌；三团在杨家堰南山沟内埋伏，歼灭溃败之敌。各团都按预定时间进入阵地。刘志丹同志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一团首先发起冲锋，敌人毫无准备，顿时乱成一团。二团也在西山开火合击。敌人朝南山沟底溃逃，我三团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敌走投无路，纷纷举手投降。战斗只用了1个多小时，全歼敌人1个营。这次战斗得到了地方同志的很大支持。神府特委的同志亲自给我们作向导。神府老三团也赶来参战，协助我们追歼逃敌。这一仗打出了威风，附近敌人闻风丧胆，听说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来了，没等打，就连夜逃走。一个月以来，陕北的红军同志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在绥德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打垮了敌人一个团，北上首战告捷。在这次战斗中，三团团长杨琪同志身先士卒，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献身。杨琪是陕西延川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建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红四十二师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等职。1935年陕北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时，杨琪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扣押。平反后，被任命为三边地委领导的独立营营长。二十八军成立后，任三团团长。杨琪同志是一位忠于革命事业，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是陕北红军的一员战将。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
此外还有些战斗也打得相当激烈，如在粉碎阎家峁姜梅生骑兵旅和几个步兵连的战斗中，我一团二连九班就接连换了8个班长，前7个班长都伤亡了。实践表明，陕北红军是一支政治素质良好，战斗作风过硬，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3月下旬，部队进入神木、府谷后，神府特委和特区政府召开盛大的欢迎祝捷大会。当地群众兴高采烈，纷纷送来猪羊、红枣、米酒、鞋袜和果品，慰劳指战员。有不少老百姓从远道赶来，要亲眼看一看刘志丹同志。当地群众不称呼刘志丹同志军长，都亲昵地叫他“老刘”。有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动地从人群中挤到刘志丹同志面前，拉着刘志丹同志，从头上摸到脚下，又从脚下摸到头上。陕北人民就是这样爱戴自己领袖的。
我们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打通了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为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坚固的后方。
东 征
毛泽东同志率领东征大军渡过黄河以后，由晋西兵分两路向东推进。右路军插进晋西南汾河流域，左路军打到了晋西北。正当我军突破敌人一道道防线，逼近同蒲铁路时，阎锡山急忙调兵堵截，阻止我军开往抗日前线。3月下旬，中央电令我二十八军从葭县以北东渡黄河，破坏晋军在罗峪口和黑峪口之间的沿河防线，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十五军团迅速打通奔赴抗日前线的道路。
根据中央部署，我们很快打下了黄河西岸的沙峁头，在贺家川一带积极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神府特委和苏区政府把支援二十八军东征作为首要任务。特委派杨和亭、王兆相、王道三等几位有经验的同志负责造船以及筹粮、供应等工作。刘志丹同志下令在一周内赶造5条渡船。群众听说是给红军造船，积极性很高，表示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如期完成。木材不够用，有的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拿来，有的还献出准备做棺材的木料。时间紧迫，船工们昼夜倒班干，终于在一周内造好了5条渡船。神府自古是个缺粮区，老百姓自己吃粮都很困难，当他们听说红军要打日本鬼子和阎锡山，有一斗的拿出半斗，有一升的拿出半升，争着捐粮，很快把粮食备齐。
与此同时，刘志丹同志和我一道详细调查了附近渡口的守敌和河两岸的地形、地物等情况。刘志丹同志等还登上山坡，仔细观察对岸敌军的工事设施和驻防情况。沙峁头对面的渡口是罗峪口，守军是晋军二一六旅丁炳青部的一个营，沿岸有碉堡封锁河面，附近渡船全被晋军抢走。经反复研究分析，最后我们把渡口选在沙峁头附近天台山下的一个村庄。这里两岸陡峭，河面较窄，水流湍急，敌人防守不严，又加上这个地方是窟野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不易被敌人发觉。
3月31日晚，我们开始渡黄河。出发前，刘志丹同志接见了全体船工，向他们敬了酒，感谢他们对部队的支援，鼓励他们要不畏艰险，帮助红军快速渡过河去。王兆相同志率领神府地区的3支队随二十八军一同行动。红三团在沙峁头山顶上佯攻，牵制、迷惑对岸敌人。担负突击任务的我一团一连和二连一个排，首批登上木船，船工迅速朝河东岸划去，敌人未料到我军在此处渡河，因此戒备松懈。当我军出其不意接近对岸时，敌人才发现，急忙以火力阻击。我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岸，拔掉了岸边两个中心碉堡，很快占领了李家梁，接着一、二、三团相继在拂晓前渡过黄河。又经一场激战，占领了罗峪口。消灭敌一个营的全部守军，敌营长被击毙。
罗峪口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地处晋陕交通要冲，商业比较发达，市面比较繁荣。我们首先在这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任命王道三同志为政府主席。王道三同志那时还年轻，对筹集粮款支援红军打仗很积极，是个好同志，但是对党的某些政策理解不够。他上任不久，发生了一起我新政权没收商店货物的事，引起了工商业者的恐慌。刘志丹同志对执行党的政策是非常认真的，不容许有偏差。他知道此事后很恼火，对王道三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这样做对实现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人抗日的危害性。王道三同志很快认识了错误，他亲自登门，向商店主人道歉并赔钱，归还了被没收的货物，改正了错误，在群众中影响很好。原来阎锡山造谣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穷人要知道，富人要家晓，共产党来了穷富都难逃。”罗峪口的群众亲眼看到我们纪律严明，对红军的恐惧心理一扫而光，青年纷纷参加红军。
我们接着向北，很快打下了黑峪口，破坏黄河东岸敌人防线30余公里。随后，我们的部队又由北向南，准备同十五军团会合。进入临县白文镇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令我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我们即率部队从白文镇出发，向南接连打败临县、方山、离石、柳林和中阳来犯小股之敌，4月13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刘志丹同志英勇献身三交镇
三交镇是坐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河西是我陕北苏区的绥德县境。该镇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时镇内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刘志丹同志对大家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为了打好这一仗，刘志丹同志亲自勘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我们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并对打三交镇作了如下的部署：一团攻打南山，二团攻打北山，三团为预备队，担任警戒和阻击前来增援的敌人。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我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我一团阵地不远。一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刘志丹同志便命令一团向北山移动，与二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一个营，实际上是一个团部，两个营，还有一个炮兵连。刘志丹同志和我商量，让我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到一团阵地去看看。我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同志和参谋等随刘志丹同志一起去。
刘志丹同志到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在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势很重。尽管伤势极为严重，他仍十分关心战斗情况，断断续续地对裴周玉同志说，告诉政治委员，请他带着部队消灭敌人，坚决把三交镇攻下来！裴周玉等几位同志将刘志丹同志抬到军指挥部所在的阵地上，我跪下身来摸他的心脏和脉搏，察看伤口。这时刘志丹同志因大动脉出血已昏迷不能说话，不多时即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陕北人民的领袖刘志丹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年仅33岁。裴周玉同志向我讲述了刘志丹同志中弹的经过。我们非常悲痛，肃立在亲密战友的遗体旁，脱下军帽致哀。我对在场的同志们说，刘军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更多地消灭敌人，为刘军长报仇。我们把刘志丹同志的遗体抬上担架，把军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一步一步地送下山坡。我把刘志丹同志牺牲的消息立即电告中央。并赶紧筹划船只，制作了一具棺材装殓刘志丹同志的遗体，在场的数十人扶棺流泪，与刘志丹同志诀别。然后，派人护送刘志丹同志的棺材渡过黄河，运往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同时，也将伤病员和多余的武器运过河去，以利部队轻装。
刘志丹同志离开了我们，二十八军仍像刘志丹同志活着时一样，坚守阵地，继续战斗。黄昏时分，我们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向敌人阵地发起猛攻，怒火在战士们胸中燃烧，复仇的子弹和手榴弹射向敌人阵地，狠狠打击着敌人，三交镇的大部被攻占，但是未能拔掉敌人设在制高点上的主碉堡。战斗中，敌人伤亡很大，我方伤亡也不小。入夜，我们通宵未眠，认真分析了战局，估计太原守敌必来增援，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按时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决定由一个班留守阵地，拖住敌人，大部队南撤。为避免同前来增援之敌遭遇，我们不走大路，走山梁小道。谁知，增援的敌人不敢走大路，也走山梁小道，于是，我军同敌军在山梁上打了一场遭遇战。我们对地形不熟，一边走，一边打，打得很艰苦。我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后面掩护。后来，才把敌人甩掉，我们丢了一个连，约50人。
这里，我要提一提令我怀念的一位年轻战士王道全同志，他是江西人，长征时就和我一起在干部团，给我当勤务兵。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和我一起到二十八军。在这次遭遇战中，他表现得非常英勇，拿着一支步枪，边走边打，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只想部队能够安全撤退。他说：“你们快走，我在这里掩护一阵子，马上就来。”由于他表现好，先后提升为班长和机枪排排长。不幸的是道全同志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才21岁。为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的何止王道全同志一人，有千千万万像王道全一样的同志！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革命胜利之花。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部队到了康城，我便到总部向毛主席汇报了刘志丹同志牺牲的经过，以及二十八军渡河后的战斗情况。毛主席又让我向彭德怀同志作了汇报。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人员不断伤亡，三交镇战斗后，全军只剩700余人。部队虽然减员将近一半，加上三交镇没有打下，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指战员非常悲痛，但是部队的士气仍然很旺盛。他在指战员中的威望很高，但他从来不树立个人的威信，而是经常教育部队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听从党的指挥。刘志丹同志为人正派，一身正气，对部队也深有影响。他带出了这样一支好部队。因此，刘志丹同志牺牲后，我们指挥部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红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就像听从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一样，听从我们的指挥。我由衷地敬佩刘志丹同志，并对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怀有深厚的感情。
由于刘志丹同志牺牲和部队减员较多，总政治部专门派人到二十八军作了考察，认为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于是，决定保留二十八军建制，补充一部分兵员，任命我为军长，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
东征大军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经过两个余月的奋战，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的20余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成绩是很大的。
红军东征的节节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先后调遣10个师共30余万军队进入山西，协同晋军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等部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党中央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称快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命令红军于5月初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我二十八军随红军主力于5月初回到陕北，胜利完成了东征使命。
西 征
蒋介石拒绝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东有阎锡山部，东北有汤恩伯部，北有高双成、高桂滋部，南有东北军和西北军，西有马鸿宾部，对我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他们图谋凭借军事优势，蚕食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队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统一战线，积极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只留周恩来同志指挥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东线游击战争，牵制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军，我主力红军挥戈西征。
西征的红军组成西征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兵两路从延川地区出发，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左权同志代理军团长，聂荣臻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西征野战军总部和右路军一起行动。此时，红二十八军由宋时轮同志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属右路军。
右路军经贾家坪、安塞、保安一线，西出甘宁，挺进三边（即安边、定边、靖边）。部队从新城堡集结地出发后，直取靖边和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接着又夜袭定边城，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定边。根据总部命令，我二十八军除接替七十八师防守定边外，又抽出两个团配合七十八师继续前进，攻打盐池。
盐池位于宁夏东北部，地处宁夏、陕西、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古城虽小，但城池坚固，城内原有一个保安团，马鸿逵又增派一个骑兵营加强防守。我们在6月20日包围了盐池县城。七十八师和二十八军各两个团分别于城东和城南，骑兵团于城西。白天，我们围而不攻，一面抓紧时间休息，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勘察地形，了解敌情，研究攻城方案。天黑以后，各团进入阵地，攻城号令吹响后，我军从东、南、北三面发起猛攻。敌人依仗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拼命抵抗。战士们几次登上云梯，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下来。七十八师二三二团首先从北城墙打开缺口，红军战士争先跃上城墙，与守敌展开肉搏战。敌营长被击毙，敌军失去指挥，乱作一团。东门和南门也相继被我军攻破。伪县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亲信从西门仓皇逃走。21日凌晨，全歼守敌，盐池城解放。
6月30日，我军奉命围攻安边城。攻城前，在东门外长城上构筑不少堡垒，除监视城内敌人动向，防止他们突围外，同时也防备敌人增援，打击来犯之敌。安边城墙又高又厚，我们没有大炮，如靠正面强攻，损失必然很大。我们决定先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然后攻城。敌人很狡猾，当我们在挖通往城下的地道时，他们沿城墙在地下埋了许多大缸，专听缸内发出的声响，判断我们挖地道的部位和进度，事先做好了防御准备。地道挖到西门城墙之下后，我们把炸药装进棺材，放在城下坑道内。攻城一开始，先点着炸药，西门城墙被炸开一道口子。当部队向城里发起冲锋时，遭到敌人的阻击，我方伤亡较大，安边城没有攻克。
定边和盐池打开后，我二十八军奉命在这两个县驻防。两个团在定边，一个团在盐池。军部设在定边。
红军西征后，党中央所在地由瓦窑堡转移到了保安县城（以后改为志丹县）。当时，保安城小，相比之下定边算是陕北比较大的县城了。董必武、李维汉、成仿吾、蔡畅等同志都到了定边。他们一面办党校，一面做少数民族工作。一些同志曾两次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拜把子、交朋友。记得有一次我们同蒙古族一位活佛拜把子，蔡畅同志年长，排行第一，我最年幼，排在最后。
在定边和盐池驻防期间，部队在搞好整训的同时，主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和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领导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部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区乡两级革命政权，之后成立县级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不少群众团体，如抗日救援会、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日少年先锋队等，并组织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盐池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北区成立了一个赤卫连，城区成立了一个赤卫排，北区的少先队还成立了两个赤卫小队。他们到处设岗，担任警戒，捉拿汉奸和敌探，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根据中央争取全民族都投入伟大抗日斗争的政策，我们对开明地主采取团结的方针，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我们还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幛予以嘉奖。
定边、盐池一带回民较多。在工作中我军实行“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二大禁条是：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违犯者以军纪处罚。红军很快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民族团结搞得不错。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和回民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武装相继建立起来。回、蒙、汉三个民族的代表还在定边举行了盛会，互表民族团结、驱逐日军、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心愿。
追 击 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凌晨，张学良将军电告我党中央，要求红军协助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领导的西北军，共同防御胡宗南部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打着“讨逆”的幌子，先后调遣20多个师从东西两面向西安逼近，妄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部也朝西安方向开去。中共中央应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从全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同志赴西安参加谈判。并同时命令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南下集中到西安附近，协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迎战所谓的“讨逆”。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第三军曾万钟的一部分部队，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被击退。为了追击敌人，中央军委下令驻甘肃环县东北黑城岔一带的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和驻宁夏东部大水坑地区的二十八军，临时组成追击军，由罗炳辉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央命令，我们追而不击，主要防范胡宗南部对张学良、杨虎城两部进攻。我们到甘肃平凉后停止追击，驻平凉、崇信县。在此期间，我们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后援会等。不久，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追击军的任务即告完成。
援 西 军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的指示。按照中央决定由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领导的四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郭述申领导的三十一军，以及二十八军和三十二军组成援西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张浩同志任政治委员，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刘晓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先在甘肃镇原一带集中，准备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
在镇原，我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他对我说：“你不要再回二十八军了吧，现在援西军政治部只有刘晓同志一个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都没有，工作人员太少，你来政治部当组织部长吧。”我同意留了下来，担任组织部长。中央关于成立援西军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我们这个组织部确实简单，一共只有4个人，除我以外，有两个干事和一个勤务员。
不久，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刘晓同志调往上海搞地下工作，由我担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同志任组织部长，唐天际同志任宣传部长。
为了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够很快找到我们，援西军政治部在兰州到西安的公路上沿途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欢迎他们归来。对于历经千辛万苦陆续归队的同志们，我们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一天下午，我随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到招待所看望大家，伯承同志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伯承同志这一番话，使大家深受感动。
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央指示，迅速对归来的西路军人员，进行审查甄别，除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工作，这些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好。
根据伯承同志的意见，政治部向归来的西路军同志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我们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些做法，效果都比较好。
援西军在镇原等地还广泛开展宣传工作，组织群众扩大红军，派党的干部到国民党部队进行工作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镇原县县长，经过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37年7月底，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
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师。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我任政训处副主任。一二九师，除留三八五旅一个团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录自《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军区政治部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