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华
一
在固原县七营川、清水河一线，我们红一军团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对峙着，他们是被蒋介石卡住脖子赶到三边来当炮灰的。对于他们的处境和遭遇，我们很了解。根据党中央指示，部队自上而下介绍了东北军的情况，开展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教育。政治部的宣传队、连队工作组，以及广大指战员都展开了以争取东北军抗日为内容的宣传活动。在部队中教唱“流亡三部曲” “打回老家去”和“五月的鲜花”等感人歌曲。
开始，东北军上层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总想和我们较量，我们不愿意打东北军，他们来进攻，我们就回避。6月初的一天，东北军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挑衅，我们喊话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调转枪口，打死卖国贼蒋介石。”谁知他们在上级严密控制之下对我们的攻心之策置之不理，直逼我们驻地七营川堡子下面，看样子不教训一下，他们是不肯接受意见的。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从三面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一举消灭了东北军4个骑兵连。对俘虏的官兵，都待之以礼，给他们讲清楚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说明蒋介石为何要消灭东北军……大部分被俘官兵被我们的宽大和教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并向我们介绍了东北军广大官兵这几年来渴望国内和平，要求打回东北去的心情。我们把缴获的300支步枪和一些弹药、马匹等，全部还给他们，并欢送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许多东北军官兵被我们以德报怨的行动感动了。他们依依不舍地宣誓说：“我们要再和红军打仗，就不算中国人！”
从此以后，清水河一线，成了奇特的战线。白天我们虽然在各自的阵地上对峙着，但战线上却鸦雀无声。晚上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河东边的红军部队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壮歌声时，河西边东北军的营堡里就会传出，“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的愤怒歌声；我们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就唱“打回老家去”。唱到辛酸处，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呜咽的声音。唱到愤怒处，可以听到他们对日寇、蒋介石激昂的咒骂声。就这样，我们和他们互相熟悉了。红军经常送东西给东北军，东北军也不时送些日用品给红军。两军不断地会面，在战地开联欢会。数百里的西北战线上，名义上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
1936年8月，在固原北边的杨郎镇，和东北军骑兵军大联欢之后，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代表我军和他们秘密谈判，并签订停战协定。蒋介石、何应钦及一切卖国反共的投降派，企图让东北军和红军相互残杀的阴谋，被红军感化教育东北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统一战线政策粉碎了。
二
西征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1936年10月10日，当三边地区的回民工作和争取东北军抗日工作收到巨大成效的时候，忽然收到党中央关于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电。电文说，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对中国发起大规模新的进攻，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民族战争先锋队——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了！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真挚地向红军领导者和全体红色战士表示祝贺。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以及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更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并号召说：“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也是创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向全国人民树立模范，在抗日战争中树立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并巩固抗日根据地，为收复失地而战，为保卫西北、华北乃至全国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部队宣读电文后，红军指战员们纷纷提出请求给予新任务并保证坚决完成新任务，所有人都雀跃欢呼起来，自动展开热烈讨论，希望早日看到分别已久的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接到电文的当天，我们又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说二、四方面军已出了腊子口，要我们前去迎接。这当然是一个极其愉快的任务。我便亲率五团，带领师政治部宣传队及一批工作人员，携带了一些慰问品和慰问信，到界石铺一带向天水、西安方面警戒，去迎接刚出草地艰苦转战的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战士们都穿上了新军衣，枪擦得发亮，打着红旗，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刚到界石铺的当天，我们就碰到了二方面军的同志们。他们开始长征最早，结束最迟，为掩护一、四方面军，在草地中走了两个来回。在这里我见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他们军衣虽然破了，吃的也很不好，十分辛苦，但情绪极高，精神很好。甘肃的10月，已经落霜了，天气很冷。我们送了大批毛毡、滩羊皮作见面礼，为这支兄弟部队筹粮送草。战士们把亲手烙好的热饼，塞进继续前进的二方面军同志的口袋里。我们还特别请二方面军的首长参观了我们的营和连队俱乐部，看了我们宣传队的演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两支部队陶醉于炽热的革命兄弟的情感中。
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会宁打来的电话，会宁县并没有朋友呀，是谁从县城里给我打电话呢？当我接起电话听到“你是肖华同志吗？”这样的问话后，熟悉而慈祥的四川口音，使我兴奋得跳了起来，我是多么想念他呀！拿着电话筒的一刹那，我就想起了一年前，我们长征到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一带的一场恶仗。在那次战斗中，我和他在一起，身边只有一个排，上千的敌人向我们猛扑过来，子弹打得水泄不通，当时我劝他转移，他一直要和我们一起作战。那一仗打得很惨，一个排的掩护部队没有剩下几个。从那时分手以后，我们从南方到了北方都经历了长征，经过了千百次险恶的战斗，再也没有看到他，但是今天忽然又听到了他悦耳的声音．他就是闻名全军的朱德总司令。
“毛主席好吗？”
“军团同志们和中央其他同志好吗？”
“部队好吗？”
“根据地好吗？粮食够吗？”
“你们好吗？”……
他一连串关切的发问，使我回想起过去在江西总部时一些难忘的日子。那时我在总政治部青年部工作。我们每开青年会议，他总是要来讲话的，开完会，赛球他也总要参加，我们的青年队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是全军的总司令，工作十分繁忙，但随时随地都和我们青年士兵在一起，教育我们，培养我们，影响我们。他那种和蔼可亲，热情诚恳，勤劳朴素的作风，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想到这里，一种崇高的革命情感霎时传遍了我的全身，热泪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从会宁城向陕北进发了。
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合，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合以后，大概是1936年11月下旬，在山城堡联合打了一个大仗，几个钟头，就把尾追二、四方面军来三边的胡宗南先头部队的一个师消灭了。由于我们红军主力的大会合，和争取东北军及开展回民工作的成功结果，有力地推进了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不久，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阶段在巨大的风暴中来临了。
——录自《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军区政治部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