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
1935年9月，二师红四团突破了号称“天险”腊子口后，很快就到达了哈达铺。哈达铺是个小镇，只有一条街。三面有不高的土山，叫“哈拉木顶山”“哈主山”。人口比较密集，绝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他们讲的汉话虽不太好懂，但三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行进，能听到汉语，即使难懂也感到十分亲切。这条一里多长的小街，两侧大都是青瓦房，街心有一座古老的戏楼，街上还有一座小关帝庙，这些都引起了战士们极大的兴趣，不少同志说：“这样的庙，我们家乡每个村庄都有哩！”街两旁小店铺几乎一家挨着一家。因为有陕西、河南来的“客户”，货物比较齐全。好久见不到的白纸、麻纸，僧帽牌蜡烛，毛蓝布、青洋布，甚至绸缎、锣鼓家什都有。
黎林同志从街上买回了白纸，还从一个“跑邮政的”人那里搞来了几张不知哪年哪月的破报纸，高兴得如获至宝。谢象晃同志不仅买了蜡烛，还买了好些各种颜色的布。问他买布做什么用，他只是笑，却答不上来。那神情好像是说，能买到东西就够高兴的了，还没考虑干什么用呢！吸烟的同志买到了烟，更是高兴，因为进入雪山、草地后他们就“断粮”了。在毛尔盖，我曾看到一些“烟鬼”把树叶子、干草搓碎，用从地上拣来的纸卷着吸。他们一边吸一边说：“吸吧，吸吧，‘毛尔盖牌’香烟，过了这个地方再想吸可就没有了。”如今这里的香烟品种比较多，什么“单刀” “双刀”“白飞机”等等，最受欢迎的是“哈德门”。因为这种烟不仅好吸，而且每个盒子里都装有一张关公，或者张飞、刘备、周仓等历史人物画片。由于这个玩意儿，连一些不吸烟的战士也都纷纷将它买回来。他们将烟送人，抽出画片互相传看。真没想到，他们对画片那么感兴趣，瞅过来瞅过去，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这时，我高兴地对胡发坚同志说：“参谋长，让各连把伙食尾子拿出来，买些布擦枪吧，另外给每个号兵买一块红绸子，最好长一些！”胡发坚同志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说：“这一次，你团长的指示落后了，人家早搞起来了。”
更令人高兴的是，为适应北上抗日的新形势和战斗需要，中央决定将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3个纵队。彭德怀同志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红一师编入一纵队。我们红一团和红三团的一部分（记得是一个营和一个团的卫生队）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肖华同志为政治委员，陈正湘同志为副大队长，耿飙同志为参谋长，冯文彬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周冠南同志为总支书记，我为大队长。
在哈达铺有三件事（或者说有三个人）使我难忘。
一是只有20多岁的周冠南同志。他较长时间做青年工作，虽然年轻，但深为战士们所敬爱，是位从思想意识到工作能力、作风都很好的同志。我们一起到陕北。他在甘泉的战斗中负了伤，后来在医院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夺去了生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
二是胡发坚同志由参谋长改任作战参谋，按现在的说法是“降职使用”了。在当时红军队伍中这样的情况虽然常有，但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能正确对待。胡发坚是位老同志。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在一个战场上作战，那时他是团政治委员。记得他到红一团任参谋长时，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个老胡，文武双全呐！”他笑着说：“什么文武双全哟！我当红军前在家是学裁缝的。要是找不到红军，不参加党，顶破天我不过是个蹩脚的裁缝。”这次工作变动是在艰苦的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作为老战友，我应该和他好好谈谈。我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他后，他沉默了。我说：“有什么问题你讲嘛！”他凝视着我，虚怀若谷地说：“部队扩大，任务更重了。作战参谋这个工作对我比较合适。”他毫无勉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新的职务。胡发坚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到延安后，我们一起在“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他到新四军一个支队任参谋长。我们是在延安分别的。由于不在一个战场作战，一直没能再见面。1945年4月，我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打听到，胡发坚同志在与日寇作战中，已光荣牺牲……耳闻目睹流血牺牲，对我虽是惯常的事，但听到胡发坚同志牺牲的消息，我还是抑制不住难过的心情。
三是在哈达铺，黎林同志和我分别了。我们两个人从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在一起工作算起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不算长。但这一年多，可以说是红军历史上一段最复杂、最艰难的时日。不论是“左”倾错误占领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是初离江西开始长征的那些令人激愤的日子，以及后来艰难的战斗岁月，我们两个人都是形影不离的。作为一位政治委员，黎林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精神，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尊重同级，团结同志、爱护战士的优良作风，红一团的同志都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学习方面，他文化程度高，给过我不少启迪和帮助。这次，我们要分开了。我知道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可感情上确实不好受啊！
我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黎林同志离开红一团的头天晚上，我俩躺在各自的床上谈了很久、很久。最后我说：“你要走，部队很舍不得呀！”“你呢？”黎林同志反问。我坐起来，背依着墙，复杂的心情无从表达，就说了句反话：“舍得，我巴不得你早些走哩！”他忽然披上上衣来到我的床上。我俩打着“通腿”，对面而坐。我说：“点上支蜡烛吧？”“不要，看得见。”他说。
其实那晚上外边并没有月亮。我说：“要分手了，应该送你点纪念品才好。”他笑了：“你有什么？送我一支枪吗？我也有。我倒是想送你一点……”“什么好东西？”我打断他的话，“写几个字吧？还是给我一本书？”他摇摇头：“我那字不值得送你。说到书，可惜连本破的也没有。”说到这里，我突然放声大笑。那时候我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我猜，黎林同志可能要开玩笑了。“等将来条件许可，我给你找个老婆吧！”我踹了他一脚，笑着说：“找老婆也要先给你找，你比我大，身体却不如我，需要人照顾。”他爽朗地笑着说：“你还记得过雪山的事呀。其实我知道，那几天你也疲劳得很，现在好了，将来会更好。”我们从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谈到个人生活，又从个人生活谈到部队的工作，东方发白了，话还没有谈完……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部队在哈达铺停留了几天之后，一路北上，不久就到达了通渭城。这里离六盘山地区已经很近了。通渭虽是一座县城，但并不大，人口也不多，县城的四周都是些黄土坡，几乎连树木都没有。路上只要有车辆或行人，便黄土飞扬，漫天飘舞，噎得人喘不过气来。不料我们刚到一会儿，毛主席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警卫员就赶到了。肖华同志问我：“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因为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我真不晓得该怎样接待他。搞点什么呢？当时通渭城街上只有卖梨子的。于是我们就赶紧让机关的同志买了些梨子，洗好后，放在一个铁盆里摆到一张腿脚直摇晃的桌子上。机关的同志见我不时地查看那张桌子和旁边那几把也不牢稳的板凳，便说：“这样的桌椅还是走了好几家才借到的呢！”
长征以来，红一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见毛主席的机会很少。这次一见，感到他明显的消瘦了。他个子本来就高大，一消瘦，就显得有些单薄了。毛主席见到肖华、耿飙、冯文彬等同志和我，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席瘦多了，身体还好吧！”毛主席拍拍身上的尘土，笑着说：“瘦一点好，瘦一点负担轻嘛！”毛主席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我们一边回答毛主席的询问，一边请他坐下。我说:“主席吃点梨子吧！”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看着铁盆里的梨子说：“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
我感到奇怪，毛主席怎么看到梨子想起辣椒粉来了，我便让人去拿。毛主席接过辣椒粉，望着我说：“杨得志同志，你这个湖南人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我没有吃过。”“唉，好吃得很呀！”毛主席说着，把辣椒粉撒到梨上，“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们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看。”他说罢，很有兴致地吃起来。
我们请毛主席讲形势，给部队作指示。他说：“你们这个一大队的前身是红一团。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那天，毛主席真的在我们离开通渭前便走了。
离开通渭不久，我们在东通西安、西达兰州的公路上，遇到了被战士们叫做“老熟人”的毛炳文部队。这个毛炳文在赣南第一次“围剿”我们时，住在头阪一带，当张辉瓒在龙冈被歼，谭道源从东龙突围逃窜的时候，他闻风丧胆，取道广昌往北逃向南丰一带。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我担任炮兵连长，第一次指挥打炮，打的就是他的第八师。毛炳文本人是湖南人，他的部队也多是湖南人。我们大队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毛炳文不光是我们的“老熟人”，还是大队长的“乡里”呢。他的部队战斗力不弱。红军从人数与装备上看，虽不及在苏区的时候，但经过反“围剿”，特别是近一年长征的锻炼，战斗力更强了。毛炳文的几次截击，都被我们打垮。
在和毛炳文的战斗中，曾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那时我们大队通信班的班长张德仁同志，由于腿有点毛病，平时大家都戏称他为“醴陵拐子”。一天追击毛炳文的部队时，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顺着声音望去，见敌人的一个伤兵正向他招手。这就怪了。那伤兵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他过去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乡里”，两人的老家相隔不到一里路，在家时彼此就很熟。张德仁问他：“你怎么在这里？”那伤兵哭哭咧咧说：“‘刮民党’抓兵抓来的。现在受了伤，没得人管了。看在‘乡里’的情分上，你补我一枪算了。日后你回到醴陵，只要对我家的人说，我没死在坏人手里就行了。”张德仁同志当然没有这样做，他根据我们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那个伤兵，要他设法治伤，另谋生路，不要再给敌人当炮灰。后来张德仁同志自己负了伤，因部队医疗条件差，组织上安排他回到了家乡。因为他在通信班工作，又是班长，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彼此很熟悉。他离开部队之后，我一直都在想念他。全国解放后，我曾托一些同志打听过他的下落，可是一直都没有音信，后来我在济南军区工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志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的工作和身体情况，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他很快就写来信，说政府对老红军照顾地很周到，各方面都不错，没有什么困难。只是身体差一些，很想见见我，我回信表示欢迎。不久他便到了济南。20多年不见，他显得老多了。只是在我喊他“醴陵拐子”的时候，他那一笑，还有年轻时的样子。我们回忆了战争年代度过的那些日子，深深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后来我请机关的同志安排他到济南军区总医院检查身体，发现他身体有点毛病，就劝他住院治疗，休息一段时间。但这位老同志想家，住了10余天执意要走，我也就只好答应了他。关于西兰公路上的这件事情，就是他离济南前，我请他在家吃饭时他讲的。
跨过西兰公路，我们一大队进入宁夏固原地区，那些天部队天天行军，几乎昼夜不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地陕北快到了，情绪非常高涨。一天，我们在行军中突然接到情报，说前面山沟里有个叫青石嘴的村子里，有敌人骑兵大约一个团。马鞍子都卸了，没有什么戒备。我和肖华同志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往前赶去，走到离青石嘴约200米的地方，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头，仔细地观察了一番。果然，村子里成群的马匹都卸下了鞍子，敌人穿来穿去，毫无戒备。于是，我们决定，调几挺重机枪架在这个山头上，另外派两个步兵连，全部打开刺刀往村子里冲去。我还向两个连的干部交代：“敌人不开枪，你们不要开枪。敌人一打枪，我这里的重机枪就开火，你们再狠狠地打！”因为敌人没有准备，我们两个连一冲进去，他们便慌里慌张地满村乱窜，胡乱开枪，连马鞍子也丢下不管了。整个战斗进行得很快，我们不仅缴获了些牲口，而且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红军进入陕北扫除了一个障碍。进入甘肃、宁夏以来，就听说西北有四马 （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很难对付。说骑兵骑马冲锋，速度非常之快，骑兵在马上用刀砍人，左右开弓，躲都躲不及。战士们没有同敌人打过交道，心中没有底，难免有些顾虑。青石嘴一仗打下来，战士们觉得骑兵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什么“四马”“八马”的，还是人厉害，还是我们红军厉害！
青石嘴战斗后，我们过环县，经木瓜城，盼望已久的陕北吴旗镇终于到了。从离赣南算起，整整一年过去了。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二万五千多里的路程啊！蒋介石厉兵秣马，天上地下围追堵截，自然界的江河山岳，古林野岭和风霜雨雪，给我们增添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们靠什么战胜敌人，创造了这人间奇迹呢？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信念的力量》，那是我的切身体会。话说起来很简单：红军是靠着对党和在党的领导下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在我们走过的11个省里，留下了许多可亲可敬的好同志。他们没能走过来，但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一直伴随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讲先烈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活”，就是他们给了我们力量——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力量！
当我们踏上陕北的土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标语时，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因为从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几乎没有再见过这非常熟悉的标语了。看到它，便像是回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回到了久别的父老乡亲们中间……有的同志对我说，他听到了陕北《信天游》中的一句歌词：“山羊绵羊五花羊，哥哥随了共产党”，眼泪就止不住了。我自己第一次听陕北老乡问我：“同志，你们这是从‘哪哒’来呀？”当时虽然还不懂“哪哒”两个字的意思，但一声甜甜的“同志”，我的眼睛也就湿润了。为什么说到了陕北就是到了“家”？这个“家”，我理解就是根据地，就是人民群众，就是党。
——录自《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军区政治部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