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霄鸿
学生时代
祖父刘清开一个小商店，兼放账收取农民地租。父亲刘廷栋，字华鸣，宁夏平罗县人，生于1914年4月11日。在兄弟4人中他排行第四。父亲1921年上小学，1928年上甘肃第五中学。因时局动荡不安，课程时断时续，再加祖父封建家教甚严，所以父亲思想拘谨，庭训惟命的意识浓厚，认为家长的话乃是天经地义的正确，对学校的活动不多过问。
1930年暑假，在河南省独自谋生的二伯父回家，认为父亲是个有前途的人，故向祖父提出，返回河南时顺便带父亲到北平上学，经费由他负担。1931年春天，父亲在北平宏建学校补习，同年夏考入私立崇实中学。1933年，日军开始向关内扩张，祖父迫令父亲停学归乡，以防意外，父亲只好随做生意的骆驼队返乡。但是，同年冬，孙殿英率领其四十一军与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的部队激战于平罗县城。祖父因受惊吓而一病不起，1934年春病逝。之后，众婶娘们提出分家，父亲只好含泪离家，重返北平崇实中学复学，但遭拒绝。父亲无奈，便在苦闷、彷徨之中重返家乡。
宣传抗日救国，掩护中共地下党
1936年4月，父亲到平罗县城小学任教，次年8月任该校校长。时值抗战初期，父亲带领一些从京津到该校任教的老师，如马寿桃、谈尚彦、孙培人等，在学校内外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当时，在校师生可以公开阅读《向导》 《民意》等进步刊物，还有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书籍。父亲让各班学生自办宣传抗日救国的黑板报、壁报，创办《呼声》校刊。父亲还与王振刚等策划，先推举由北平回来的知识分子俞占鳌为平罗县教育科长，继而通过俞占鳌撤换了部分守旧的小学校长，任用一批积极抗日救国的青年教师为校长。此举，为以后中共宁夏地下党在平罗县一带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秋，安徽省新安县小学抗日旅行团16人在教育家汪达之和中共地下党员刘文岫的率领下，来到平罗县宣传抗日。他们在父亲的挽留下驻校月余，在县城、乡镇的集市上，演抗日小话剧，放映电影，致使父亲主持的县城小学成为全县宣传抗日救国热潮的中心。父亲还邀请平罗县黄渠桥第二小学的少年战地服务团、宁夏省城的少年战地服务团来学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父亲让师生在学校大门口贴上“爱国朋友请进来” “汉奸走狗滚出去”的大红对联。
1938年3月，中共地下党员陆平（苏文）持介绍信来联系工作，父亲当即留任。不久，父亲便知其身份及真实姓名。陆平向父亲讲述党的抗日政策和当前任务之后，便着手组织五六年级学生成立少年农村服务团，订立章程，在县党部办理了备案手续。团长由学生担任，陆平和父亲任顾问，他们深入集市或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父亲还写信或托人收集抗日歌曲，每收到一曲便连夜踏着风琴学会，传授给学生。那时，中共宁夏地下党工委书记李仰南（杨学文）、杨一木（杨寿亭）也常到平罗小学，父亲积极掩护他们开展工作。
那年7月，学校放假，陆平要带杨生桂、李发春（李立）、王学文（王力）3名学生一起回陕北边区，父亲欣然同意，并为其筹措路费，亲自送他们出城。紧接着，当局就来追查3名学生去向，父亲巧妙应答，化解险情。秋后，父亲收到杨生桂等学生从陕北边区寄来的信，说他们已入学，一切很好。
父亲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同时，还特别同情那些上进心强但家境贫寒的学生，想方设法为他们能够坚持学习创造条件。1938年到1939年，父亲走遍城郊家家户户，进行调查了解，发起募捐活动，有一次他自己就带头捐款200元。那时，教师住校，生活特别困难，没有粮吃的时候，父亲就从二伯开的店里借米、借面，给大家食用。父亲还与教师一起带领高年级学生到东门外破庙废墟上搬运砖石，将要倒塌的教室修好，并盖起一座可容纳300人的礼堂，还在校院东侧废墟上建起9间学生宿舍。
1939年，党的地下组织又派地下党员贺闻韶来校开展工作，学校的抗日活动更加活跃。为了安全，父亲特意与他同住一室。194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马鸿逵军法处的科长周某和军法官吴登奎突然到校。当时，贺闻韶回家（惠农县石口堡）尚未返校，但贺闻韶与吴登奎相识，不到两小时，吴登奎与周某又连来两次找贺闻韶。父亲立刻感到情况可疑，为了弄清真相，委托与周某相识的李沂波出面探问。李沂波利用请客吃酒与其周旋，透问来意。子夜时分，李沂波送来消息：“只说有事，还有两个便衣警察。不提其他。”父亲意识到贺闻韶已暴露，处境危险，就连夜到二伯家借了辆自行车，派学生谈学文给贺送信，促其迅速躲避。果然，第二天上午，便衣警察来学校扑了个空，周某气急败坏地说道：“刘廷栋你放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4月的一天，马鸿逵便衣特务突然将父亲传讯到军法处，不问缘由施以50军棍，继之镣押在军事政治犯监狱。父亲遭受如此凌辱，义愤填膺，一连三日绝食，并向省教育厅陈诉。后经多方营救，加之伯父重金保释，才得以出狱。出狱后，父亲离开宁夏投考西北师范学院学习，此后，再未回过马鸿逵统治下的故乡。
积极反马，被迫流离失所
1940年，父亲考入陕南城固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就读于公民训育系。刚进校时，条件相当艰苦，功课也很紧张。第二年情况逐渐好转，父亲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一些活动，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并与他们亲密相处。在鲁迅逝世5周年时，进步同学提议要以《民族魂》为名办墙报，让父亲编辑，到学校训导处备了案。第一期刊出后，引起广大师生的重视。第二期刚刊出，即被三青团撕去，告发学校，原因是引证了鲁迅和郭沫若的话，妄谈民主，影射当局。系主任王凤岗则利用这场风波，趁机向全班宣布：“奉训导长之命，特向同学们指出，刘廷栋是共党分子，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父亲立即厉声质问：“你有什么证据，下此断语？”父亲说完立刻退出教室，到训导处问袁敦礼，袁敦礼否认授命王凤岗宣布此说。
由于这件事情的爆发，引起同学们的不平，故在期考时集体罢考，向王凤岗表示抗议，并发表了公开信，号召全校同学赶走王凤岗。校方无奈，只好免去王的系主任之职，但父亲及全班同学则被记一大过。
1944年6月，父亲大学毕业，母亲也毕业于该校劳作专修科。他们相识6年之久，终于在即将离开大学校园时结为连理。他们先后在甘肃省的武威中学、拉卜楞职业学校任教，但均因父亲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而被排挤离校。
1946年，父亲回到兰州，正值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不久，一时言禁稍松。父亲常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找宁夏同学，与关立信、赵鸿勋结识。在相处中大家都对马鸿逵的残暴统治愤愤不平，认为反对马鸿逵的代表人物只能是雷启霖，因为他是国大代表，为人正直。后来，经过兰大温积成等人串联兰州的宁夏同乡约60人，于5月初借用兰州私立智果中学一教室，召开宁夏旅兰同乡会成立会议。制定了同乡会章程，并按章程选出理事会和监事会，选出理事长一人，总干事为温积成，处理日常事务。父亲任监事，主要负责审查经费。当天，募集了约8万元的活动经费。同时，为了出版刊物，父亲还与关立信、赵鸿勋组织一个建宁学会学术团体，以大中学学生为主，属同乡会内部组织，刊物定名为《夏声》，编辑由父亲及关立信、赵鸿勋3人承担。父亲起草了发刊词，第一期印数为500份，由回家的同学秘密带回宁夏散发，也向外地同乡寄出了一部分。
建宁学会和《夏声》刊物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马鸿逵的统治。父亲在《夏声》刊物第二期以泰格为笔名撰写《万物育马在宁夏》一文，曾在上海《新民报》刊登，有力地配合了雷启霖在南京的反马斗争。
1948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一部转战虢镇时，学校教务主任邹某煽动师生逃往西安，唯父亲等少数师生坚持留校。解放军占领虢镇后露宿街头，开仓济民，纪律严明，令父亲十分钦佩。于是，他召集50余名师生，邀请解放军来校做形势报告。解放军部队撤往他处后，校长朱映南听说父亲竟敢接待和听取共产党的报告，立即解聘了父亲。后来，父亲又经同学介绍到渭南瑞泉中学、渭北固市中学任教。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父亲应霍纯锡等好友之约，报名参加了解放西北工作团，随十九兵团开往兰州。9月23日，宁夏解放后，父母亲终于回到离别10年的家乡。
——录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研究和学习委员会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